你可能從來沒聽說過這個人，但他現在在韓國已經成了“異端”，他的名字叫金在吉，一個敢于挑戰共識、敢于拆穿歷史幻覺的學者。

他沒寫什么驚天動地的小說，也沒在電視上做什么節目，只是用幾十年的研究，扔出兩個炸雷，第一，中國的歷史不該只認5000年，應該是1萬年。

第二，朝鮮半島古代不是什么獨立發展，是中國王朝的管轄地，這兩個觀點，在韓國炸鍋了，他的書被封，講座被禁，辦公室門口天天有人罵他“賣國賊”。

可他自己說得很輕：“我不是為了民族情緒寫史，我是為了真相”，那到底，他的“真相”是什么？又憑什么敢說出這些？

中國歷史不止五千年？

金在吉不是什么“憤青”，也不是嘩眾取寵，他是首爾大學歷史系畢業的博士，做了三十年考古研究。

他的研究不是靠想象，而是靠出土文物、古代文獻和制度痕跡，最開始他也沒想挑戰誰，只是想把史實講清楚。

但越查下去，他越發現，很多所謂的“常識”，根本就站不住腳，比如中國文明的起點到底在哪？韓國和西方學界一直把商朝當成中國文明的起點。

按這個算法，中國文明就是上下五千年，但金在吉不認，他說文明的起點不該只看有沒有文字，也不該只看有沒有城市，而是看有沒有“脫離食物生產的人群”。

這不是他拍腦袋說的，是蘇聯考古學家馬松的標準，于是他開始往前翻，翻到了賈湖遺址、河姆渡遺址、大汶口文化。

賈湖遺址出土了九孔骨笛、炭化稻粒，骨笛能吹出音階，說明那時候已經有音樂文化了，稻粒說明農業已經開始，這是七千多年前的事。

河姆渡遺址更猛，木構建筑用的是榫卯結構，這種技術可不是原始人隨手一搭能搞出來的，而且現場還有水稻痕跡、陶器和紡織工具，社會分工已經出現。

最厲害的是大汶口文化出土的0.2毫米蛋殼黑陶杯，這種工藝，放到今天都難以復制，沒有專職手工業者，是不可能做出這種東西的。

金在吉說：“這些都是文明的證據，你不能因為他們沒留下成體系的文字，就說他們不是文明。”

而當這些遺址拼起來時，一個輪廓清清楚楚，中國的文明，至少可以上溯到一萬年前，這個觀點一出，韓國學界沉默了，因為這意味著，韓國歷史教科書上說的“與中國并列發展”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

韓國古代屬于中國？

事情到這里還沒完，金在吉說的第二個觀點，更炸，他認為“韓國古代屬于中國”，而且他還拿出一堆證據，從漢朝開始講起。

最早的證據是1931年出土的“樂浪太守印”，這是塊青銅印章，2.3厘米見方，篆書字體和西漢官印一模一樣，地點在平壤，時間在公元前108年，這就很像是實打實的行政管轄。

金在吉找到的第二個證據是在平壤西郊挖出的劉茂墓碑，劉茂是漢朝宗室，碑文上寫得清清楚楚：“歷任會稽、南陽、樂浪三郡守”。

這說明，漢朝不僅設郡，還派自己的宗室去當太守，直接治理朝鮮半島，2012年，平壤大同江邊又出土了一塊漢磚，刻著“始元四年制”。

也就是漢宣帝時期的年號，這種刻磚方式，只有漢朝才有，還有郡道石碑，刻著“永平元年修郡道”。

永平是東漢年號，碑文和《后漢書》的記載一一對應，說明漢朝在樂浪郡修道路、設驛站、收貢賦，統治時間長達400多年。

金在吉說得很直接：“這不是文化影響區，這是郡縣制的直接植入”，有人說，這些只是管一塊地，不代表文化歸屬。

但金在吉舉出了更多的例子，比如陶器，平壤出土的灰陶器，無論是紋飾還是胎土成分，甚至輪制參數，都和甘肅齊家文化一模一樣。

還有車軸，平壤古墓中發現的鐵制車軸，內徑12.6厘米，跟西安漢長安城的車軸完全一樣。

再看文字系統，韓文的前身是《訓民正音》，它的序言就說了：“輔以訓民”，意思是輔助漢字注音，也就是說，韓文本質是漢語拼音系統的變種。

《三國志》里也有記載，魏明帝賜給高句麗王“金印紫綬”，那是太守級別的待遇，不是什么“獨立王國”。

再說服飾和習俗，《世宗實錄》記載新羅朝服樣式，跟《周禮》里的服制圖樣一致，韓國傳統泡菜的腌制方法，和唐代《酉陽雜俎》里記載的“菹”幾乎一模一樣。

端午節習俗也一樣，韓國人認為是本土的，但其實和南朝《荊楚歲時記》里的描述一字不差，所以金在吉認為中原文化和朝鮮半島的原始文化，應該是主從結構。

韓國國內接受不了

金在吉的觀點一出，韓國媒體受不了了，《朝鮮日報》直接在頭版寫：“他把我們都變成了中國人。”

學術界更強硬，把他的研究列為“禁忌文本”，不許公開引用，大學取消了他的講座，出版社把他的書統統雪藏。

金在吉的辦公室被學生砸過，他本人也被罵得狗血淋頭，不過他的研究也悄悄影響了韓國一批年輕學者。

一些韓國學者也開始關注遼寧的紅山文化、山東的龍山文化、甘肅的馬家窯文化……因為他們也發現，朝鮮半島早期文化的線索，全都連著中國大陸。

有些國際學者也站出來支持，只是韓主流學界還堅持傳統三要素（文字、城市、金屬）來定義文明，不愿意輕易改口。

金在吉成了“異端”，但歷史不是靠情緒決定的，當真相被埋藏了太久，總有人要站出來，把它挖出來。

信息來源：從朝鮮半島到遼西——漢晉之際樂浪郡變遷——《學術交流》 2010年第12期177-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