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難得叔

7月1日，一趟太原駛向大同的高鐵上，一個孩子將兒童手表裝進干凈的紙質垃圾袋玩耍，隨后遺忘。

次日，當盧女士一家預約了云岡石窟的行程時，才想起那塊丟失的手表。她撥通了12345熱線。

于是，大同市平城區環衛服務中心的兩名工人，在炎炎烈日下，忍受著垃圾山蒸騰的惡臭，徒手翻攪了整整四個小時。八噸垃圾被重新翻開、檢視，一塊小小的兒童手表終于被尋回。

媒體與當地環衛公眾號迅速將其包裝為“正能量”，然而這“暖聞”卻如一根芒刺，戳中了無數人心中難以言喻的隱痛與憤怒。

“不能‘追著垃圾跑’，可定位明明知道在哪里”，盧女士這輕描淡寫的自述，不經意間暴露了令人窒息的邏輯：旅游行程神圣不可侵犯，即使明知失物定位清晰可循，親力親為的選項也被自動排除。所謂“放棄的想法”實則是“讓別人代勞”的精妙算計。

兒童手表價值幾何？頂上天三百元。

然而，兩名環衛工人四小時的高溫高強度作業，八噸垃圾被迫二次處理所消耗的公共資源成本，以及他們在令人窒息的污濁空氣中承受的健康損耗，這一切的價值，早已無聲地碾壓了那塊電子設備本身。

當盧女士一家在千年石窟前感受歷史脈動時，是否有一剎那想到，那兩位素昧平生的環衛工人正用血肉之軀，在垃圾堆中為她的“失誤”買單？

平城區城管局回應：“只要百姓有需求，我們肯定去做。”這話聽起來如同公共服務的響亮誓言。然而，當需求本身已僭越合理邊界，當“服務”異化為對基層勞動者尊嚴的輕慢消耗，這般承諾便如空中樓閣。

又不是當官的親身體驗酷暑中翻找八噸垃圾的煎熬，這“肯定去做”的承諾當然張嘴就來。

更深重的痛惜在于一個教育契機的徹底湮滅。孩子不慎丟棄手表，本是引導其承擔自身行為后果的絕佳課堂。家長本可帶著孩子循著定位，在確保安全前提下嘗試尋找。無論結果如何，孩子都將經歷一次關于責任與珍惜的洗禮。

可悲的是，盧女士選擇了最糟糕的示范：將責任轉嫁他人。孩子眼中看到的，不僅是云岡石窟的莊嚴佛像，更是一種根植于階層差異的特權邏輯，原來“我的失誤”可以由那些“使喚得起”的人來承擔。這種無聲的言傳身教，對幼小心靈的扭曲遠超任何空洞說教。

為什么盧女士能如此心安理得？其深層邏輯，恐怕是環衛工人這類基層勞動者在其價值序列中的“廉價”定位。他們的汗水、健康與尊嚴，在某些人眼中遠不如一塊兒童手表來得“重要”。這種刻板印象下的階層俯視，比單次事件本身更為冰冷刺骨。

若找回手表需要動用的是一位醫生當日寶貴的手術時間，或一位教師精心備課的精力，盧女士那份撥打12345的底氣還會如此十足嗎？當地部門的反應還能這般“雷厲風行”嗎？答案在沉默中已不言自明。

當下各地“花式寵客”之風盛行，這本是城市溫情的體現。然而，任何服務熱情都應有其不可逾越的底線。游客的正當需求理應被滿足，但對不合理訴求的縱容，實則是對公共資源的揮霍和對服務者尊嚴的踐踏。

一塊因自身疏忽而遺落的普通兒童手表，既非維系生命的藥品，亦非關乎重大的證件，更非價值連城的珍寶，究竟憑什么撬動如此龐大的公共資源？又憑什么讓兩名環衛工人在酷暑與污濁中承受四個多小時的煎熬？這種扭曲的“寵客”，已悄然異化為對勞動者無聲的傷害。

文明社會的真實刻度，從不取決于對權貴的逢迎，而深植于對最普通勞動者的態度。他們的勞動理應獲得等值的尊重，他們的尊嚴絕不該被任何借口所消磨。

大同這八噸垃圾堆中的一幕，映照出我們社會肌理中隱現的病灶：對公共資源的輕率濫用，對底層勞動的傲慢輕視，以及對個體責任的巧妙推諉。

盧女士欠那兩位汗透衣背的環衛工人一句真誠的歉意。當地管理部門更需深刻反思，當類似的“需求”再次通過熱線傳來，最恰當的回應或許不是即刻派人翻山倒海，而是遞上一副干凈的手套，平靜告知：“您重要的物品，請自行取回。”這并非冷漠，而是對責任歸屬的廓清，更是對勞動尊嚴最樸素的守護。

真正的城市溫度，不在于對個體疏忽無底線的代償，而在于對每一份平凡付出不可動搖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