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Tim Greiving

譯者：易二三

校對：覃天

來源：Criterion（2023年2月7日）

音樂作為一種幽靈般的存在籠罩著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藍白紅三部曲》。就像在電影中美麗而悲傷的臉上跳動的三色燈光一樣，澤貝紐·普瑞斯納的多色調配樂附著在影像之上，并由內向外折射。這些音樂嚴肅、孤獨，有時又有著近乎令人無法承受的激情，經常穿透人物的耳朵和心靈。

當《藍》中悲傷的女主人公突然被一首委婉的清唱劇的音符所淹沒，或是《紅》中迷失的主人公在唱片店播放的詠嘆調中找到慰藉時，這些樂章都出自普瑞斯納之手。

《藍》（1993）

基斯洛夫斯基可能書寫了這些故事——在編劇克日什托夫·皮耶謝維奇和劇本顧問阿格涅絲卡·霍蘭、愛德華·布羅夫斯基、斯拉沃米爾·埃迪扎克、愛德華·克羅西斯基和皮奧特爾·索博辛斯基等人的協作之下——但普瑞斯納對于塑造三部曲的存在主義絕望情緒居功至偉。

「克日什托夫總是說，人們要么生而樂觀，要么生而悲傷，他認為我屬于生而悲傷的那種人，」普瑞斯納跟我說。「我認為他也是同一種人，所以我們之間的溝通很順暢。」演員朱麗葉·比諾什在與他們合作拍攝《藍》時觀察到了兩人之間的這種動態。她告訴我：「克日什托夫和澤貝紐非常適合彼此，因為他們在情感表達和精神拷問的需求上有很強的互補性。這也可能是我感到與他們親近的原因。」

雖然三部曲中從未提到過上帝的名字，但普瑞斯納的配樂具有某種靈性，甚至是宗教儀式性。「我所有的電影都有一個形而上學或精神的層面，」基耶斯洛夫斯基在逝世（1996年3月因心臟病發作離世，享年54歲）14個月前接受采訪時如是說。

「但實際上，這并不特別——每個人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都包括這些東西。」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的魔力恰恰在于他將這種「并不特別」的東西——普通生活的瑣碎片段——賦予了深刻的詩意，就像一塊白色的方糖在一杯咖啡中慢慢溶化。這些電影經常對平凡的細節進行特寫，而普瑞斯納則致力于突顯這些影像的神圣意義。

這三個故事都是在現代化世界的廢墟上發生的——人物被電話、衛星電視和汽車警報器所困擾——但普瑞斯納的配樂聽起來像是從幾百年前的大教堂里傳出來的。在混響中，普瑞斯納使用的樂器——顫抖的長笛、孤寂的吉他——用古老哀歌和民歌的懷舊語言體系發聲。而且，這些音樂絕不是單純的伴奏或「實用音樂」（Gebrauchsmusik）。它們非常特殊且個性化。「我為自己創作音樂，」普瑞斯納說。「我清楚自己的品味。我清楚自己想聽什么。我也清楚自己想如何生活。」

在《藍》中，比諾什飾演的角色朱莉在一場車禍中失去了丈夫和小女兒。她的丈夫曾是一位世界知名的作曲家，而他未完成的巨作不斷侵入她的思想。當她坐在火爐旁吃著一塊藍色的糖果，或在一個青色的游泳池里游泳時，由普瑞斯納創作的配樂似乎傳遞著她的悲傷，并且在不經意間像波浪一樣沖擊著她。

有那么一瞬間，時間停止了，畫面變黑了；我們體驗到了音樂的侵入，就好像我們處于朱莉的腦海中一樣。她試圖毀掉丈夫遺留下來的樂譜，但一位朋友對她說：「這首曲子很美。絕對不能被毀掉。」

「我總是覺得他置身于作品中，而不是抽離于作品之外，」比諾什談到普瑞斯納時說。「我覺得我處于（他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對于故事情感的熱忱的中心。我見證了他們的伙伴關系，以及他們的共謀。拍攝氛圍很輕松——笑聲和專注力同時充斥著整個片場。他們邀請我加入其中，而我盡自己所能地吸收可以吸收的東西。」

為了扮演這個頗有音樂天賦的角色，比諾什向普瑞斯納學習如何寫樂譜，并在開機前飛往波蘭聽音樂的現場錄制。比諾什說，當樂譜在拍攝現場播放時，它顯然是「演戲的好伙伴」，特別是考慮到朱莉在影片的大部分時間里都是孤身一人的狀態。

在《白》中，音樂扮演的是一個更厚重、更少敘事性，但不乏精神意義的角色。卡羅爾，一個被法國妻子拋棄并在沒有簽證的情況下滯留巴黎的性無能的男人，藏在一個手提箱里回到了他的故鄉波蘭，然而箱子被小偷偷走，小偷發現之后，把他打了一頓并把他丟在一個冰冷的垃圾場里。

《白》（1994）

卡羅爾環顧四周，滿身是血，傷痕累累，當背景音樂響起肖邦式的鋼琴協奏曲時，他感嘆道「終于回家了。」普瑞斯納在談到《白》的配樂時說：「一切都非常、非常具有諷刺性。」

這種基調延伸到了他創作的主題曲中：一段熱情洋溢、近乎微醺的探戈舞曲，這首曲子伴隨著卡羅爾經歷了從貧困到資本主義式成功的漫長旅程——他買下了他知道即將被開發的廉價房地產。當卡羅爾還在法國時，他被一段憂郁的單簧管旋律所圍繞，這段旋律似乎從遠方飄來。對普瑞斯納來說，這是對許多波蘭移民心懷祖國、拒絕同化的一種隱喻。

三部曲的終章《紅》是由一支波萊羅舞曲推動的。命運的無形之手——或者說是上帝——在這個關于時裝模特、退休法官和被戴綠帽子的年輕律師的故事背景中徘徊，故事情節最終使三部曲中的幾個角色在死亡的邊緣走到了一起。他們可能沒有真正聽到波萊羅舞曲，但音樂已經融入了他們故事的心理結構中。就像配樂的循環性一樣，三部曲的敘事「是一個圓圈，」普瑞斯納說，它模擬了從出生到死亡的過程。

《紅》（1994）

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后，普瑞斯納以一首名為《我朋友的安魂曲》的宏大樂章向他的老友告別。但當泰倫斯·馬力克請求在《生命之樹》中借用其催人淚下的終曲《落淚》（Lacrimosa）時，他把它放在了一個宇宙誕生的段落之中。「對我來說這并不矛盾，」普瑞斯納說，「因為，出生和死亡終究是非常相似的。」

普瑞斯納自己的人生循環始于克拉科夫郊外的一個小村莊，他在當地的教堂唱歌（他堅持認為「人聲是最好的樂器」）。他在有著濃厚天主教文化的氛圍之中長大，共產主義政府將其與歐洲其他地區隔絕開來。他在2004年告訴《衛報》：「我們沒有機會接觸到西方音樂。

牧師就是村里最重要的人物，甚至黨委書記也去教堂。」普瑞斯納沒有接受過正規的音樂教育，但十幾歲的時候，他就開始在當地的一個歌舞廳表演。對于一個具有如此神秘風格的作曲家來說，他對作曲的看法是完全非神秘性的：「你只需要一張紙，把你腦子里的音樂寫下來就可以了。」

澤貝紐·普瑞斯納

深受與費德里科·費里尼長期合作的作曲家尼諾·羅塔的影響，普瑞斯納在為電影配樂之初采取了一種明顯的反好萊塢的方法。「在我看來，電影的音樂不應該是我們在銀幕上看到的畫面的補充說明，而應該發揮形而上的作用，」他在2016年接受《村聲》采訪時說道。

「它是電影中的一個戲劇性的軸心。」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觀看安東尼·克勞澤1983年的影片《天氣預報》時第一次聽到了普瑞斯納的作品，并且深感志趣相投。基耶斯洛夫斯基隨后邀請普瑞斯納為他的死亡主題劇情片《無休無止》配樂。當普瑞斯納讓小型管弦樂隊演奏為唱詩班寫的樂章時，基耶斯洛夫斯基就知道自己有了一位終身的合作伙伴。

《無休無止》（1985）

《十誡》（1988）是這對搭檔合作的一部關鍵作品。這部雄心勃勃的電視系列片由十個相互勾連的短片組成，經常模糊敘事音樂和非敘事音樂之間的界限。在第九章中，提到了一位名叫范登·布登梅爾的作曲家——后來成為了普瑞斯納在電影中的一個人格。布登梅爾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后來的電影中反復出現。

《十誡》（1988）

在《兩生花》（1991）中，薇洛妮卡在吟唱布登梅爾充滿厄運意味的聲樂協奏曲時逝去；后來，與她同名同貌的少女向一個小學樂團傳授這首曲子。《藍》中已故的作曲家據稱受到了布登梅爾的啟發，而在《紅》中，瓦倫丁（伊蓮娜·雅各布飾）在她的耳機中聽到了布登梅爾在《十誡》中創作的詠嘆調。

對一個虛構的作曲家的引用，成為了基耶斯洛夫斯基和普瑞斯納之間的默契玩笑——雖然他們并不是為了搞笑。布登梅爾的音樂帶有一種舊世界的、教堂式的氣質，并為基耶斯洛夫斯基鏡頭中的痛苦人物提供了情感宣泄。

《藍》以完整版的《歐洲統一之歌》（Song for the Unification of Europe）達到高潮——這是朱莉已故丈夫的最后一部杰作，據稱靈感來自布登梅爾——文本取自圣保羅寫給格林多的第一封信，是一首對愛的贊歌。

這部作品的歌名帶有政治諷刺意味：當時的歐洲正處于悲劇性的分裂狀態；波蘭還不是歐盟的一部分；南斯拉夫陷入了戰爭的泥潭。基耶斯洛夫斯基把這首歌及其蘊含的崇高情感比作為一個臨時取消的婚禮準備的蛋糕。他說：「在那一刻，蛋糕變得很諷刺，與本應發生的事情相比，它就像是苦澀的象征。」但這個蛋糕——它包含的信息——仍然是以痛苦的誠意傳達的。

「人們不必把（這首曲子）當作失去其價值的東西，因為它絲毫沒有。同樣的話語對于來到教堂并喜結連理的新人和尚未步入殿堂的情侶來說，具有同樣的意義，」基耶斯洛夫斯基沉思道。「這些關于愛的話語一直是有效的。」

即使普瑞斯納的音樂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中以諷刺性的方式被使用，它的核心是真誠的。普瑞斯納是一個憂郁的人，他的世界觀也頗為消極，但他卻燃燒著同情心和深厚的感情，在他的朋友去世后，他制作的音樂使他們合作的精神得以延續。

普瑞斯納的最新專輯由澳大利亞音樂家麗莎·杰拉德共同創作，是一組關于世界末日的歌曲。普瑞斯納一生都在感嘆人類不可避免的自我毀滅，然而他在新專輯的標題中留下了一絲希望：「為時未晚」（It’s Not Too L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