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的遵義城寒風凜冽，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一棟二層灰磚小樓內召開。三天時間里，20位與會者圍繞軍事路線展開激烈辯論，而最終決定紅軍命運的投票權，僅掌握在博古、周恩來、陳云、張聞天、王稼祥、毛澤東、朱德七人手中。這場會議沒有個人獨斷的“拍板”，卻以一場微妙的權力重構改變了歷史走向。

遵義會議在紅軍生死存亡之際召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與湘江戰役的慘痛損失（紅軍從8.6萬銳減至3萬余人），讓黨內對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產生強烈質疑。

盡管參會者達20人——包括6位政治局委員、4位候補委員及主要軍團領導人——但核心決策權集中于7人投票團。這一設計既因軍事決策的專業性要求，也源于黨內危機下的效率考量。

會議主題高度聚焦：只解決軍事路線問題，暫不觸及政治路線爭議。這種“有限議程”策略由周恩來推動，旨在減少阻力，確保最緊迫的軍事指揮權問題得以解決。

會議首日，博古的總結報告將失敗歸咎于“敵強我弱”，引發多數人不滿。周恩來緊隨其后作副報告，主動承擔軍事指揮責任，為后續改組奠定基調。

毛澤東的發言成為轉折點。他系統批判“左”傾軍事路線，指出其“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陣地戰錯誤，并提出運動戰戰略。王稼祥隨即挺身支持：“必須改變領導，我提議由毛澤東同志指揮紅軍！”

張聞天、朱德等人相繼附議。陳云雖寡言卻立場鮮明，會后更起草《遵義會議決議》，將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確立為紅軍作戰原則。最終投票以4票支持、2票反對、1票棄權的結果，撤銷博古、李德指揮權，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

毛澤東的當選并非僅憑會議投票。早在前一年的長征途中，他已通過“擔架上的密談”爭取到王稼祥、張聞天的支持。通道會議、黎平會議上，他提出轉兵貴州的主張，在周恩來支持下獲通過，為遵義會議積累了政治資本。

新領導層的構建展現政治智慧：張聞天接替博古任黨中央總負責人，毛澤東僅分管軍事。這一安排既避免權力更迭的劇烈震蕩，又確保軍事指揮權實質轉移。

茍壩會議進一步鞏固其地位。當多數人主張攻打打鼓新場時，毛澤東以辭職力爭，最終說服周恩來、朱德。會后成立的三人軍事小組（毛、周、王稼祥），使毛澤東獲得實際軍事決策權。

周恩來的自我批評為會議定下反思基調。作為原“三人團”成員，他坦承：“軍事指揮的錯誤我應負責”。這種姿態消解了部分對立情緒，為改組鋪平道路。

更關鍵的是他與博古的“雞鳴三省”談話。在云南扎西地區，周恩來推心置腹：“中國革命靠留洋學生不行，老毛懂農民、懂打仗，只有他能帶紅軍走出去。”這番談話促使博古次日交出中央印章和文件，史稱“博古交權”。

周恩來不僅是思想溝通者，更是組織落實者：他負責起草新領導分工方案，將毛澤東推至軍事指揮核心。

博古雖為錯誤路線代表，卻展現出令人敬佩的政治品格。24歲的他接受批評后，未阻撓權力移交，主動配合工作交接。

交權后，他繼續為革命貢獻力量：協助向共產國際解釋會議決定；抗戰時期任新華通訊社社長，打造《新華日報》為抗戰宣傳陣地。1946年因飛機失事遇難時，毛澤東慨嘆：“博古同志是能為革命顧全大局的人。”

遵義會議后，三人軍事小組成立首夜，毛澤東在油燈下展開地圖。周恩來遞過茶杯，王稼祥默默推動火盆靠近。三人無言，目光落在地圖上金沙江的蜿蜒曲線——新的征程已在腳下。

這場會議沒有“一錘定音”的拍板者，卻以集體決策重塑了領導核心：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周恩來的協調智慧、張聞天的組織配合、王稼祥的關鍵支持，甚至博古的坦然交權，共同構成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