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桌討論現場

利奧妮·貢布里希作為貢布里希家族的代表，受邀主持本場圓桌討論

近日，由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與瓦爾堡研究院主辦的“傳統規范 VS. 現代多元？”圓桌討論，在倫敦瓦爾堡研究院舉行。

貢布里希的遺稿保管人利奧妮·貢布里希[Leonie Gombrich]作為貢布里希家族的代表，受邀主持本場圓桌討論，共同慶祝文集《貢布里希之后的全球文化：藝術、心靈、世界》[Global Culture after Gombrich: Art Mind World]的出版。這本文集由2019年10月25日至27日于中國美術學院舉辦的“心靈·藝術·價值：紀念貢布里希110周年誕辰國際會議”上十位國際知名學者的演講整理而成。就“傳統規范 VS. 現代多元？”這一議題，她請大家尤其注意標題中出現的問號，相較于傳統規范與現代多元的對立，她更期待聽到在場嘉賓對兩者關系的具體看法。

利奧妮隨后介紹了臺上五位圓桌討論的與談人，他們分別是瓦爾堡研究院院長比爾·舍曼[Bill Sherman]，中國美術學院資深教授、貢布里希和哈斯克爾的學生曹意強，中國美術學院客座教授、英國東安吉利亞大學世界藝術研究學院榮休教授、英國藝術史家協會學刊《藝術史》創刊主編約翰·奧奈恩斯[John Onians]，中國美術學院客座教授、英國國家美術館前任館長尼古拉斯·彭尼爵士[SirNicholas Penny]，以及中國美術學院教授、藝術人文學院院長、瓦爾堡研究院訪問學者范白丁。從上述簡介已能看出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與瓦爾堡研究院密切的聯系。

在正式將時間交給與談人之前，利奧妮講述了她對瓦爾堡研究院的初印象。1976年6月，當時9歲的她來到瓦爾堡研究院參加祖父貢布里希的退休派對，年幼的她早已不記得當年講話的具體內容，但仍清晰記得貢布里希表達了自己對這所從漢堡遷移至倫敦的研究院最誠摯的感謝，并希望瓦爾堡研究院能繼續延續阿比·瓦爾堡[Aby Warburg]“智性的勇氣”[intellectual courage]，大膽提問、找尋答案。貢布里希退休后并未完全離開研究院，他仍在這里舉辦講座、會見師生，利奧妮也常在研究院樓下傳說中的“瓦爾堡咖啡館”與他碰面，那里的氛圍讓利奧妮懷念不已。由于這幾年的改造計劃，咖啡館今已不再，變成了檔案室，但利奧妮重提咖啡館是因為她對那兒最清晰的回憶，來自其祖父于1989年3月在那兒舉辦的80歲生日會，還有她祖母的鋼琴，經過修復后，也被放置在今天的會場，以及祖父來到瓦爾堡研究院工作后設立的接待處，多年來在此工作的員工、學者，所有都構成了她對瓦爾堡研究院的美好回憶。最重要的還有這所機構所代表的提出問題的“智性的勇氣”，相信也是本次活動大家要探討的重點之一。

圓桌討論現場

曹意強

Cao Yiqiang

曹意強老師首先發言（全文見文末鏈接）。他重點談到了中國美術學院與瓦爾堡研究院之間深厚的學術淵源，并指出新發布的書籍《貢布里希之后的全球文化：藝術、心靈、世界》是這種合作的成果之一。他提到，從2019年10月在杭州舉行的“心靈·藝術·價值：紀念貢布里希110周年誕辰國際會議”到本書出版的五年間，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使得本書顯得愈加相關。他認為，在如此不確定的時代，貢布里希所捍衛的人類文明一體性（the unity of civilization）和對去人文化傾向（the dehumanization of the humanities）的憂慮，對我們應對當前挑戰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啟發意義。最后，曹意強老師希望這本文集能為思考當下全球挑戰提供一些啟示。

曹意強發言

約翰·奧奈恩斯

John Onians

約翰·奧奈恩斯則分享了他在閱讀貢布里希《秩序感》[The Sense of Order]時的一些感想，亦即貢布里希提到的“生物遺傳性”[biological inheritance]。當人們盡量都在避免探討文化現象植根于生物遺傳性時，奧奈恩斯認為貢布里希提出這個概念是非常有勇氣的。奧奈恩斯承認自己和其他任何人一樣，都在試圖理解人類心智的活動究竟為何，他之所以提到“生物遺傳性”，也恰是因為這一話題今已不再時髦。如今的人們不愿去直面生物遺傳性的真正含義。這讓奧奈恩斯更有動力去了解它的含義與意義，于是他研究大腦的構造，探究其各部分之間的聯系。但他想超越陳詞濫調、哲學空談和語言層面的指摘，由此而來的成果也是這些年來他為藝術史領域所作的貢獻。

對奧奈恩斯而言，這些年的研究使他意識到正是生物遺傳性將普遍性的事物匯聚在一起，每個人都具有這套生物“設備”，但每個人對它的運用卻截然不同。在奧奈恩斯耳中，他在聽任何人說話時，聽到的實則是他們過往經歷的共鳴。比如他在聽貢布里希講話時，就能在感受他話語中所帶的濃烈維也納口音中想到他過往的經歷。事實上，如果貢布里希的聲音缺失了這種口音，他的話語也就不會有同樣的力量。

奧奈恩斯最后指出，他很高興大家齊聚一堂，再次基于個人經驗進行分享，他想請所有人記住，這些個人經驗就生理層面而言，都是建立在神經化學的基礎之上，正是這些可能性，組成了這個仍然美妙的世界。

尼古拉斯·彭尼

Nicholas Penny

尼古拉斯·彭尼發言

尼古拉斯·彭尼隨后發言。他首先感謝了于2019年的紀念貢布里希誕辰110周年會議，以及文集《貢布里希之后的全球文化：藝術、心靈、世界》的出版，這才讓大家此次重聚于瓦爾堡研究院。彭尼借此機會，又去重讀了貢布里希的一些著作，他選取的是他不太熟悉的出版于1979年的《理想與偶像》[Ideals and Idols]，書中包含了貢布里希于1961年12月8日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發表的演講，其中還包含了一段貢布里希與中國格外相關的內容。

貢布里希在這篇名為“普通知識的傳統”[The Tradition of General Knowledge]的演講中，談到了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的益處。彭尼承認這讓他想起了自己年幼時在學校剛開始學拉丁語的景象，當時也有過這些爭論。彭尼說那時的他想不通為什么要學習一門死去的語言，亦不認為這兩門語言能從某種程度上訓練思維。因此，他十分樂于見到貢布里希說“我不明白為什么學習希臘語和拉丁語要比同樣深入地學習中文對于培養智力更有效”。貢氏還說：“是我們的文明為人們提供了學習經典作品的可能性，其理由很簡單：我們的祖先培養了這些古典作品。”彭尼認為貢布里希的這些表述既是意料之外，又極具深意。

彭尼接著提到了這本書中的另一篇稿子，是他在杭州的貢布里希圖書館所見：“視覺藝術的準則與價值：與昆汀·貝爾的通信”[Canons and Values in the Visual Arts: A Correspondence with Quentin Bell]，寫于1975年。彭尼提到了貢布里希在書信中舉過的一個例子，他讓一位學生去V&A博物館觀賞拉斐爾的大樣[Raphael cartoons]，不過學生回來說她其實不太喜歡這些畫稿。貢布里希在信中繼續寫道：“我冷冷地告訴她我并不關心你的喜好。”彭尼指出這話雖有點殘酷，但在上下文中，貢氏表達了一個他早前提出的觀點：即這些作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學生必須了解、思考它們。貢氏確實在以他自己的方式捍衛著某種傳統。

彭尼最后還指出，在1961年的那篇演講結尾，貢布里希曾提出了一份西方文明信經的初稿方案，在彭尼看來，讀起來不似《世界小史》[A Little History of the World]，而更像一本《小世界小史》[A Little Little History of the World]堪稱一份極其扼要、濃縮的世界史，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份關于他在其中立場的宣言：“我屬于西方文明，于公元前一千年誕生于希臘……”貢氏的闡釋非常謹慎，仔細地在其對歐洲文明構成的描述中包含了其他文明。最后，貢氏說：“在我們這個世紀，西方文明還危及和改觀了地球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不過，我希望我們的文明還會有二十一世紀。”彭尼認為理解貢布里希極其重要的一點是，他確實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擾，但同時他對那場沖突某些方面所隱含的意義也有著更深刻的理解。正是這激發了他關于黑格爾[Georg Friedrich Hegel]的寫作，其力量必定讓英國許多人感到費解。因為實際上，即使是英國最具學識的人，也沒有多少人曾真正嚴肅對待過黑格爾。哪怕有例外，彭尼仍認為貢布里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黑格爾主義作為一種大規模“思想瘟疫”[intellectual disease]的程度。

但彭尼還是認為貢布里希可能是對的。畢竟他想不出有什么比貢布里希的文章“尋求文化史”[In 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更精彩的論述了。貢布里希在這篇文章中追溯了黑格爾主義的起源，并揭示它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著作。這尤其重要，不僅因為貢氏十分敬重布克哈特，同時這也是貢氏所承認的一種無意識的智性影響[intellectual influence]。彭尼認為，在歐洲思想史的論述中，這種洞見從未被超越。

彭尼認為貢布里希的著作中有許多觀念，在今天看來顯然已不適用，因其源于一個完全不同的智性世界——而這正是貢布里希會欣賞的一種褒獎。因為你要學會區分那些明辨事物差異的人，和那些捍衛特定傳統及思維方式的人。貢布里希與其說是一個傳統主義者，不如說是一個始終倡導我們應努力建立聯系的人。那正是他所謂的思維習慣[habit of mind]，即尋求連續性的習慣。這也是為何我們要去學習古典作品——當然，如果我們也能致力于學習中文，那就更好了。

范白丁

Fan Baiding

范白丁發言

范白丁老師緊隨其后發言。他深感榮幸能代表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出席此次活動，提到當自己仍在學習藝術史時，貢布里希的著作就是必讀書目。而杭州的貢布里希紀念圖書館時刻提醒著他藝術人文學院和瓦爾堡研究院之間跨越數十年的友誼，以及一位偉大學者不朽的人文精神。

范白丁也提到貢布里希曾在演講中，把學者的圖書館比做藝術家的采石場，圖書館意味著記憶和傳統，而人們的知識和藝術正來源于此。瓦薩里深信，藝術家相互學習，并能在前人的成就與發現之上添磚加瓦。范白丁認為學術研究亦復如是，一如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會被要求閱讀貢布里希的著作。全球范圍內，或許在某些藝術史課堂上，貢布里希已被貼上過時的標簽，并被更多元的視角與方法所取代。當然，大家都樂于見到藝術史這門學科的不斷反思和持續生長。但在貢布里希或者潘諾夫斯基這樣在今天或許被認為舊式的學者身上，他仍然看到并深深欣賞一種人文主義式的治學態度，借用潘諾夫斯基的話來說：“人文主義者拒斥權威，但他尊重傳統。”他相信這種態度有助于大家更好地面對本次會議要探討的兩個主題。同時，范老師還提到人文學科的另一種特質，就是其對人類心靈的深切關懷，這種關懷他曾在2019年杭州會議的現場有過切身體會，而這次他很高興看到同樣的精神得以在這本文集中呈現。

范白丁還向文集出版社[Intellect Books]和瓦爾堡研究院致以誠摯的謝意。

比爾·舍曼

Bill Sherman

瓦爾堡研究院院長比爾·舍曼作最后的總結。他首先感謝了利奧妮擔任活動主持人，接著重提了利奧妮開場時提到的那場1976年貢布里希退休時的演講，那是一篇和尼古拉斯·彭尼提到的1961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講稿一樣的真正的演說辭，對于舍曼而言，他也經常引用其中的話語，即對于瓦爾堡研究院的感激之情，以及保有提出問題的勇氣。但他提出利奧妮遺漏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那篇演說采用了古典風格的正式措辭，向命運女神福爾圖娜[Goddess of Fortuna]致敬，這關乎他所感受到的幸運，他從命運女神那里得到的善待——這也是瓦爾堡本人所癡迷的主題之一。眾所周知，記憶女神謨涅摩緒涅[Mnemosyne]之名刻于瓦爾堡研究院門楣之上，因此可以說記憶女神是這個機構最主要的聯系。但舍曼認為，瓦爾堡研究院同樣要向命運女神福爾圖娜致敬。貢布里希在那篇感人至深的演講結尾部分，還提到了那些激勵他持續提出艱深問題的人們，以及同袍情誼和對知識的熱忱——正是這些真正定義了他自1936年至2001年于瓦爾堡研究院的經歷，這確實是一段極其漫長的學術共同體時期。

舍曼由此引申，提到自己能在瓦爾堡度過8年時光的幸運。這8年見證了諸多艱難之事。正如曹意強老師所言，回想5年前——即距2019年紀念貢布里希誕辰110周年會議僅幾個月后，疫情隨即爆發，范白丁還被困在武漢家中，真是恍如隔世。2020年，英國經歷了脫歐，再到如今，歐洲和中東皆陷于戰火。因此，這是一個艱難的時期。然而，瓦爾堡研究院再次給予我們慰藉，讓我們知道自己終究是幸運的，是受眷顧的。舍曼仍記得研究院曾關閉數月之久，當時他們在演講廳舉行了最后一次聚會，互相打氣說瓦爾堡研究院已經歷過最壞的時刻，大家都會安然無恙。舍曼希望現場來賓原諒此刻流露的些許感傷，因為這次活動確實是一次重逢，讓他得以見到許久未見的很多人。他也向來到現場的（也參加了2019年會議）惠特尼·戴維斯[Whitney Davis]與帕塔·米特[Partha Mitter]致敬，并請大家務必購買文集并仔細閱讀，里面不僅有彼得·伯克[Peter Burke]關于文化觀念的精彩論述，也有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等多人的文章，文集所匯聚的，恰是那些真正將貢布里希的遺產，以優美文字帶入藝術、心靈、價值與世界等議題加以探討之人。

最后，比爾·舍曼再次感謝了到場的所有人，重申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命運女神福爾圖娜的精神指引。

文集撰稿人惠特尼·戴維斯與帕塔·米特參與討論

圓桌討論觀眾席

來 源｜藝術人文學院

編 輯｜黃筱柔

責 編｜邱莉麗

審 核｜徐 元 范白丁

中國美術學院官方微信號

投稿郵箱：caanews@caa.edu.cn

“國美學術通訊”官方微信號

投稿郵箱：caarmt@caa.edu.cn

出品：

中國美術學院黨委宣傳部

PUBLICITY OFFICE OF THE CPC CAA COMMITTEE

CAA融媒體中心

CAA MEDIA CONVERGENCE 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