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貴，在鶴崗開個燒烤店。

你要是問鶴崗現在還剩下啥，我跟你說，除了房價便宜得跟白送似的，就剩下燒烤了。

天一擦黑，街頭巷尾那小風一吹，空氣里全是孜然和炭火的味兒，勾著你肚子里的饞蟲，讓你不坐下來整兩串，都覺得對不起這一天。

我的店不大，叫“老李家串兒吧”，門臉就五米寬，里頭擺六張桌子，外頭人行道上能再支棱出七八張。

夏天，這生意才叫得勁。光膀子的大哥，畫著精致妝容的小妹，剛下晚自習的學生，還有我這樣的，一天的疲憊，都得靠這煙熏火燎的幾串肉來慰藉。

故事，就從去年入冬那會兒說起。

鶴崗的冬天，冷得能讓你懷疑人生。

大雪能下到你懷疑天漏了，風跟刀子似的，刮在臉上生疼。這種天，外頭就沒法擺桌了，客人都擠在屋里，玻璃上哈著白氣，屋里屋外，兩個世界。

怪人，就是那時候來的。

他是個老頭，瞅著得有七十多了，背有點駝，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舊藍色中山裝，扣子扣得一絲不茍。臉上全是褶子，跟核桃似的，但眼睛特亮，亮得有點瘆人。

他第一次來，是晚上九點。店里正忙，我跟媳婦兒紅霞倆人忙得腳打后腦勺。他沒跟任何人打招呼，自個兒找了最角落那張沒人愿意坐的桌子，那地方正對著后廚的門，有點串味兒。

我過去招呼：“大爺，吃點啥？”

他抬起眼皮瞅了我一眼，聲音沙啞，跟破鑼似的：“兩串羊肉，一盤水煮花生，一瓶老村長。”

“好嘞！”我應著，心里還有點犯嘀咕。這年頭，一個人上燒烤店，就點這么“素凈”的，不多見。羊肉是店里最貴的，但他就要兩串，跟嘗鮮似的。

菜上得很快，他也不說話，就那么一小口一小口地抿著酒，一顆一顆地捻著花生米，那兩串羊肉，他能吃半個小時。吃完，他把錢工工整整地壓在酒瓶子底下，不多不少，正好。然后站起來，背著手，慢悠悠地走了，消失在風雪里。

我過去收錢的時候，愣了一下。

那錢，是舊版的。十塊的，五塊的，一塊的，疊得整整齊齊，但拿在手里，有股子說不出來的味兒。不是汗味，也不是油味，是一種……土腥味，還夾雜著點若有若無的霉味，像是從哪個老墳里刨出來似的。

我媳婦紅霞過來，捏著鼻子說：“這啥錢啊，咋這味兒？跟埋了多少年似的。”

我把錢在水龍頭下沖了沖，說：“估計是大爺壓箱底的錢吧，老人戀舊。”

這事兒我沒往心里去。開門做生意，三教九流啥人沒見過。

可第二天晚上九點，他又來了。還是那個點，還是那個座，還是要那老三樣：兩串羊肉，一盤水煮花生，一瓶老村長。吃法也一模一樣，慢條斯理，像是在完成某種儀式。走的時候，錢還是壓在瓶子底下，還是那股子土腥味。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他雷打不動，每天晚上九點準時出現，像個掛在墻上的老座鐘。風雪再大，他都來。店里再吵，他都跟個透明人似的，自顧自地喝著酒。

店里的老客都注意到他了。我發小大鵬，在隔壁開個汽修廠，天天晚上來我這兒蹭串兒，他第一個跟我念叨：“哎，我說貴兒，你店里這大爺啥來頭啊？我瞅著他一個禮拜了，天天如此，跟個活鬧鐘似的。”

我苦笑著搖搖頭：“我哪知道，來了就吃，吃完就走，一句話不多說。”

“那錢呢？”大鵬擠眉弄眼地問，“還那味兒不？”

“還那味兒，沖鼻子。”

“邪乎。”大鵬壓低了聲音，“你說，他會不會是……那邊兒的啊？”他指了指地。

我一巴掌呼他后腦勺上：“滾犢子！咱這是正經生意，唯物主義懂不懂？再說哪有鬼還給錢的，還是真錢。”

話雖這么說，我心里也毛毛的。這事兒透著一股子說不出來的詭異。他點的菜，也讓我琢磨出點道道來。水煮花生，在我們這兒的黑話里，叫“長生果”，一般是討個吉利。但他那盤花生，他從來不吃完，每次都剩下一半，不多不少。那兩串羊肉，一串他吃，另一串他用筷子搗得碎碎的，泡在酒里。

我偷偷跟紅霞說：“你說這大爺，是不是在祭奠誰啊？”

紅霞白了我一眼：“祭奠誰上咱這兒祭奠？上墳不去？再說了，誰祭奠天天來的？那得是多大的仇，多大的冤？”

這話說得我后背發涼。

日子就這么一天天過，轉眼一個月了。老頭成了我店里一個神秘的符號。大家伙兒從一開始的好奇，到后來的習慣，甚至有點敬畏。沒人去坐他那個位置，好像那是他的專屬包廂。

直到有一天，他沒來。

那天晚上，我跟往常一樣，忙活到九點，下意識地就往那個角落瞅。空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有點空落落的。

九點半，還沒來。

十點，還沒來。

大鵬又來了，看我老走神，問：“咋了？等那老爺子呢？”

我“嗯”了一聲。

“估計是天太冷，或者病了唄。七老八十的了，正常。”大鵬滿不在乎地擼著串兒。

我也覺得是這么回事。可一連三天，他都沒再出現。那個角落空著，讓整個店都好像缺了一塊。我甚至有點不習慣。

第四天，店里不忙，我讓紅霞看著，自個兒心里長草似的，就想去打聽打聽。可我連他叫啥，住哪兒都不知道。鶴崗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找一個沒名沒姓的老頭，跟大海撈針一樣。

我只能從他留下的唯一線索——那股子土腥味的錢上著手。

我把那些錢單獨收在一個鐵盒子里，一直沒花。我拿出來一張，湊在鼻子下聞。那股味道，除了土腥和霉味，好像還有點……炭灰的味道。很淡，但確實有。

炭灰？我們鶴崗最不缺的就是這玩意兒。這兒以前就是煤城，大大小小的煤礦跟星星似的。我爹，就是個礦工。

想到我爹，我心里猛地一抽。他是在我十歲那年沒的。那時候家里給的說法是，我爹跟一個南方的寡婦跑了，不要我們娘倆了。我為此恨了他二十年。我娘，也在我開這個燒烤店的第二年，積勞成疾，走了。

那股子炭灰味，像一把鑰匙，突然打開了我記憶里一個生了銹的角落。我小時候，我爹下班回來，身上就是這個味兒。他會把我舉得高高的，胡子拉碴的臉蹭得我直癢癢。

一個荒唐的念頭從我腦子里冒了出來：這個老頭，會不會跟我爹有關系？

這個念頭一旦生根，就瘋狂地生長。我決定去我爹當年工作的那個礦區看看。

那個礦叫“東風三號井”，早就廢棄了二十多年了。如今就是一片廢墟，荒草長得比人都高。我開著我的破五菱，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顛了快一個小時，才找到地方。

冬天的礦區，更是死寂。只有風吹過破敗的廠房，發出鬼哭一樣的“嗚嗚”聲。我下了車，深一腳淺一腳地往里走。空氣里，那股熟悉的炭灰味更濃了。

廢棄的家屬區，一排排紅磚的蘇式小樓，窗戶上的玻璃早就沒了，黑洞洞的，像一只只眼睛。我憑著模糊的記憶，找到了我們家當年住的那棟。門鎖早就銹死了，我一腳踹開，一股塵封多年的霉味撲面而來。

屋里空蕩蕩的，能搬走的全沒了，只剩下一些帶不走的破爛。我在我小時候住的那個小屋里站了很久，墻上還貼著一張褪了色的“四大天王”的海報。

就在我準備走的時候，我被地上的一個東西絆了一下。

我低頭一看，是個破舊的木頭箱子，上面落滿了灰。我拍掉灰，打開箱子，里面是一些我娘的遺物，幾件舊衣服，一個針線笸籮。在箱子底，我翻到一個用紅布包著的小本本。

是我的出生證明，還有……一張泛黃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兩個穿著礦工服的年輕人，勾肩搭背，笑得特別燦爛。左邊那個，是我爹，李建國。而右邊那個……

我的血一下子就涼了。

右邊那個人的臉，雖然年輕，雖然沒有那么多皺紋，但那雙眼睛，那股子神氣，我敢用我這家燒烤店打賭，就是那個每天來店里吃兩串羊肉、一盤花生的老頭！

我爹旁邊，居然是他！

我把照片翻過來，后面有我爹歪歪扭扭的字跡：一九九五年，東風三號井下，與工友姜奎生。

姜奎生！我反復念叨著這個名字。

所以，那個老頭叫姜奎生。他是我爹的工友。那他為什么會以那種奇怪的方式出現在我的店里？那盤剩下一半的花生，那串搗碎的羊肉，又是給誰的？

還有，我爹當年真的是跟人跑了嗎？

無數個問題在我腦子里炸開，亂成一團麻。我必須找到這個叫姜奎生的大爺，問個清楚。

我拿著照片，開始在礦區附近打聽。這地方雖然破敗了，但還有一些戀舊的老人沒搬走。我逢人就問，拿著照片給他們看。

“認識，這不李建國和姜奎子嘛！”一個在墻根下曬太陽的劉大爺，瞇著眼睛看了半天，一拍大腿，“他倆當年可是‘井下一對半’，關系好得能穿一條褲子。”

“‘一對半’？”我不解地問。

“就是說他倆，一個人的力氣頂一個半。下井干活，都是猛人。”劉大爺磕了磕煙斗，“可惜了，后來都……”

“都怎么了？”我心提到了嗓子眼。

劉大爺嘆了口氣：“你不知道？也對，那時候你還小。你爹不是跟人跑了，是出事了。”

我腦子“嗡”的一聲。

劉大爺說，二十年前，也就是我十歲那年冬天，東風三號井出了大事。井下瓦斯爆炸，塌方了。當時井下有一整個班組，十幾個人，全埋里頭了。我爹李建國，還有姜奎生，都在那個班組里。

官方的說法是，無一生還。因為塌方太嚴重，連遺體都挖不出來，最后只好把整個三號井給封了，成了那十幾號人的墳墓。

“那我娘為啥說我爹是跟人跑了？”我聲音都抖了。

“唉，你娘是怕你想不開，也是為了你們娘倆的名聲。一個寡婦帶著個孩子，總比當‘逃犯’家屬好聽吧？”劉大爺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娘，是個要強的女人。”

我的眼淚“刷”一下就下來了。我恨了二十年的爹，不是拋棄了我，而是死在了那片冰冷的地下。我娘，用一個謊言，撐起了我整個童年。

那我又有了新的疑問，如果姜奎生也死在了井下，那每天來我店里的那個老頭，是誰？

是鬼嗎？

大鵬的玩笑話，又在我耳邊響起。我打了個哆嗦。

“劉大爺，那這個姜奎生，他家還有人嗎？”

“沒了。他是個光棍，爹媽走得早，無牽無掛的。”

線索到這兒，又斷了。一個死了二十年的人，天天上我店里吃飯，還用帶著土腥味的錢結賬。這事兒，比我爹的冤情還邪乎。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店里，大鵬看我臉色不對，趕緊把我拉到后廚。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跟他說了。

大鵬聽完，半天沒說話，一個勁兒地抽煙。最后，他把煙頭狠狠地摁在煙灰缸里，說：“貴兒，這事兒不對勁。如果世界上真有那玩意兒，那姜大爺來你這兒，肯定不是為了吃飯。他是在告訴你什么事！”

“告訴我什么？”

“你想啊，兩串羊肉，一盤花生，一瓶酒。羊肉，他自己吃一串，搗碎一串。花生，吃一半，留一半。這不就跟兩個人吃飯一樣嗎？”大鵬分析道，“他在跟他自己，或者說，他在跟你爹，一起吃飯！”

我猛地反應過來。是啊！那搗碎的一串，是給我爹“吃”的！那留下來的一半花生，也是給我爹留的！

“可他為啥要這么做？還有那錢上的土腥味……”

“錢！”大鵬一拍腦門，“錢是關鍵！那味兒，你說像土里埋的，還帶著炭灰味。會不會……那錢就是從井下帶出來的？”

“不可能！”我立刻否定，“人都出不來，怎么帶錢？”

“萬一呢？萬一當年……有人出來了呢？”大鵬的眼睛亮得嚇人。

一個更大膽，也更讓我無法接受的猜測浮現在我們倆心頭：姜奎生，當年沒有死。他逃出來了。

如果他逃出來了，為什么二十年不露面？為什么被官方記錄為死亡？如果他逃出來了，我爹呢？他為什么沒出來？

“走！”我對大鵬說，“去東風三號井，再去看看！”

這次，我們是有備而去。帶了強光手電，工兵鏟，還有兩條大狼狗。天擦黑的時候，我們又到了那片廢墟。

風比白天更大了，刮得人站不穩。我倆直奔那個被水泥封死的主井口。井口上立著一塊石碑，刻著當年遇難的十六個礦工的名字。我找到了“李建國”，也找到了“姜奎生”。

名字并排刻在一起，像是一句冰冷的讖語。

我們繞著主井口找，希望能發現點什么。就在井口西側大概一百米的地方，那兒有個小山包，大狼狗突然對著一堆亂石狂吠起來。

那堆亂石，看著像是自然塌方的，但仔細看，有人工堆砌的痕跡。

“挖！”我跟大鵬對視一眼，二話不說，掄起工兵鏟就開干。

凍土硬得跟石頭一樣，我倆輪流上，挖得滿頭大汗。挖了大概半米深，工兵鏟“當”的一聲，碰到了一個硬物。

是個鐵皮盒子，已經銹得不成樣子了。

我倆合力把盒子撬開，里面，是用油布包得嚴嚴實實的一沓東西。

打開油布，我倆都傻眼了。

是一沓沓的錢，跟那個老頭給我的錢一模一樣，都是舊版的，而且數量巨大，起碼有好幾萬。錢的下面，壓著一個筆記本。

我的手顫抖著，翻開了筆記本。

字跡是我爹的，很潦草，看得出是在極度慌亂的情況下寫的。

“民子（我娘的小名），當你看到這本筆記的時候，我可能已經不在了。別怪我，也別恨我。三號井塌了，我跟奎生被堵在里面了。”

“塌方的時候，我倆正好在最里面的一個支洞里勘探，躲過了一劫。但出口被堵死了。我們試了各種辦法，都出不去。”

“空氣越來越少，吃的也快沒了。奎生說，他不想就這么死了。他發現我們頭頂上，有一個廢棄的通風口，很小，但也許能爬出去。他說他要試試。我說太危險了，萬一引起二次塌方，咱倆都得完。他不聽，說總得有個人出去報信，也得有個人，把這筆錢帶出去。”

“這錢，是礦上剛發的工資，還有這個月的獎金。我領了，還沒來得及拿回家。還有幾個工友的，也放在我這兒。這都是大家的賣命錢，得交到家屬手里。”

“奎生開始挖那個通風口。他讓我省著力氣，等著。他說，他要是能出去，就一定會回來救我。要是他出不去，死在半道上，就讓我把他也埋了。我信他。”

“他挖了兩天兩夜，手都磨爛了，終于挖通了。是個很窄的盜洞，只能一個人勉強通過。他讓我先走，我說不行，你是咱班組唯一的希望，你必須出去。”

“我把錢和筆記本都塞給他，讓他出去后，一定把錢給我媳婦，把筆記也給她，讓她知道我不是孬種。我告訴他，我兒子叫李貴，讓他照看照看。”

“他哭著走了。我能聽到他在上面爬的聲音。可沒過多久，上面又是一陣巨響，是二次塌方。我喊他，沒人回應。我知道，他也完了。通風口被徹底堵死了。”

“民子，我對不起你。下輩子，我還給你當牛做馬。”

“貴兒，我兒子，爹對不起你。你要好好聽你娘的話，長大了，當個有出息的人，別再下井了……”

筆記到這里，戛然而止。

我捧著筆記本，跪在地上，嚎啕大哭。二十年的怨恨，在這一刻，化成了無盡的悲傷和愧疚。我爹不是逃兵，他是英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還在惦念著他的工友，他的家人。

大鵬在一旁，眼圈也紅了。他默默地把那些錢重新包好，塞進我懷里。

“貴兒，那你爹……那姜大爺……”

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姜奎生當年沒有死！二次塌方，可能只是堵住了他和外界的聯系，卻把他和我爹隔絕在了兩個世界。他出來了，但我爹，永遠地留在了下面。

他為什么不報警？為什么不告訴所有人真相？我猜，他大概是嚇破了膽，或者是覺得沒臉見人。他一個人逃了出來，卻沒有救出自己的兄弟。這份愧疚，像一座大山，壓了他二十年。

他不敢面對我娘，也不敢面對這個世界。他選擇了消失，選擇了自我流放。

直到二十年后，他老了，快死了。他才鼓起勇氣，回到這個地方。他不敢直接來找我，只能用這種奇怪的方式，每天到我的店里，點上我爹生前最愛吃的兩樣菜，陪我爹“吃”一頓飯。

那盤從來不吃完的花生，代表著他們“長生”的兄弟情誼，雖然陰陽兩隔，但情誼永存。

那股土腥味的錢，不是從井下帶出來的。而是他這二十年，活在愧疚里，可能就住在某個山洞或者地窖里，風餐露宿，錢上才沾染了那樣的味道。他用他自己的錢，來還我爹當年的“一飯之恩”。

他消失的那幾天，不是病了，而是他的生命，走到了盡頭。他完成了他最后的儀式，可以去見我爹了。

我跟大鵬，在那個小山包上，給我爹，也給姜大爺，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

后來，我們報了警。警察根據我爹的筆記，重新調查了當年的礦難，并找到了姜奎生大爺的遺體。他就在離那個廢棄礦井不遠的一個小山坳里，走得很安詳。手里，還攥著一張我和我爹小時候的合影。

我爹的冤情得以昭雪，成了烈士。礦上也給了我們家屬一大筆補償金。我用那筆錢，把“老李家串兒吧”重新裝修了一下，擴大了一倍。

但我把角落里那張桌子，永久地保留了下來。每天晚上九點，我都會親自在那張桌子上，擺上兩串烤得滋滋冒油的羊肉，一盤煮得爛爛的花生米，和一瓶打開的老村長。

我知道，我爹和姜大爺，他們會回來看我的。

生意越來越好，店里每天都坐得滿滿當當。客人來來往往，吵吵鬧鬧，充滿了人間煙火氣。

只是，每當我看到那個空著的座位，我都會想起那個穿著藍色中山裝的駝背老頭，想起那盤永遠吃不完的花生米。

那不是一個懸疑故事，那是一個關于承諾、愧疚和兩代人之間沉重情誼的故事。這個故事，就藏在鶴崗冬夜的寒風里，藏在我家燒烤店的孜然味兒里，也藏在每一個為了生活而奔波的普通人的心里。

有些債，一欠，就是一輩子。有些人，一等，就是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