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拉欽舉行了三方峰會，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這場峰會既是三國建立“合縱”聯盟關系的最新進展，也是百年未有大變局下地區國家尋求新合作模式的嘗試，具有特殊的地緣政治含義。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北京大學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濤，本文來源于《世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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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拉欽舉行了三方峰會，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這場峰會既是三國建立“合縱”聯盟關系的最新進展，也是百年未有大變局下地區國家尋求新合作模式的嘗試，具有特殊的地緣政治含義。

“樞紐地帶”控制者幾經變化

20世紀初，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在其代表作《歷史的地理樞紐》中提出了“樞紐地帶”概念，其大致所指就是歐亞大陸的核心內陸區域，涵蓋了東歐、中亞、西伯利亞南部、蒙古高原和高加索地區。麥金德提出，控制“樞紐地帶”是控制歐亞大陸乃至統治世界的關鍵。當然，他更關注的是現代鐵路和工業化使陸權國家（如俄羅斯）能更高效地利用“樞紐地帶”的資源，挑戰海權國家（如英國）的全球霸權。

盡管麥金德的理論被認為早就過時了，現當代的歷史經驗似乎也沒有確證其有效性，不過，將歐亞大陸的核心區域作為一個分析單元，在學術界、思想界乃至戰略界仍有不少擁躉。

從歐亞大陸的文明與文化史看，南亞的印度文明、西南亞的波斯文明、東亞的中華文明等都是比較古老的。而在歐亞內陸的游牧文化往往被這些古老文明視為“野蠻”的文化。游牧人雖然族群眾多，但其中講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的群體最終占據了主要地位。自古至今，突厥語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印歐語系，在歷史上特別是其中的伊朗語。伊朗語在中世紀曾經復興，但印歐語在亞洲大陸核心地帶的真正“復興”還是由近代以后外來力量推動的，這就是俄羅斯和英國因素。

11世紀，講突厥語的塞爾柱人崛起后，以波斯為中心建立了政權，推動突厥語成為阿塞拜疆、安納托利亞的民間語言，排擠了此前的波斯—高加索混合文化與希臘文化。塞爾柱人打通了從中亞到地中海的走廊，使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成為突厥語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阿塞拜疆語與土耳其語互通率達80%。塞爾柱人還控制了阿拉伯帝國的中心，并信奉伊斯蘭教。奧斯曼人在小亞細亞和巴爾干、土庫曼人在伊朗建立的多個政權，進一步鞏固了講突厥語人群及其文化的歷史地位。在外高加索地區，作為古老的基督教王國，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在周邊帝國的夾縫中頑強存續下來。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新興的俄羅斯帝國逐步吞并了外高加索地區，排斥和壓制了奧斯曼與伊朗的伊斯蘭勢力。就阿塞拜疆地區來說，結果就是地分南北，南阿塞拜疆留歸伊朗，而北阿塞拜疆（即今阿塞拜疆共和國）被俄國吞并。

沙俄在黑海—高加索—里海—中亞地區的擴張，極大改變了亞洲內陸腹地的地緣政治結構，并成為這一地區的現代主宰者。英俄“大博弈”對亞洲腹地的版圖劃分也具有重要影響。除了分割阿塞拜疆，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之間的納卡問題、印巴分治及克什米爾問題、阿富汗問題、土耳其與希臘及亞美尼亞的矛盾、庫爾德問題，等等，都與英、俄擴張的地緣政治因素有關。

“樞紐地帶”的控制者幾經變化。在古代主要是游牧民族的政權，但在近代以后，英國控制南亞，俄羅斯控制高加索和中亞，并在這一沿線博弈。二戰后，英國退出，印巴分治。冷戰期間，土耳其、巴基斯坦是美國盟友，高加索—中亞地區屬于蘇聯，印度總體上屬于不結盟運動。蘇聯解體后，包括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在內的多個國家獲得獨立，但高加索—中亞地區長期仍是俄羅斯的勢力范圍。在當代，俄羅斯的實力和控制力是影響高加索與中亞地區國家戰略選擇的重要因素。隨著烏克蘭危機的爆發，俄羅斯日益被削弱，歐亞大陸核心地帶又重新回到相對碎片化的局面。這是土耳其、伊朗、阿塞拜疆、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區國家日趨活躍的現實原因。

2025年5月28日，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前排右一）、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前排左一）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前排中）在拉欽舉行三方峰會。

土耳其是關鍵

在土、巴、阿的“合縱”關系中，土耳其是關鍵。巴基斯坦與阿塞拜疆合作，主要也是看中了阿土之間的特殊關系。土耳其的所謂“向東看”，除了其加入歐盟受挫，與北約存在多重不和之外，也是其在自身力量相對增強、而歐亞腹地重新碎片化的局面下，進一步拓展自身勢力范圍的嘗試。在利益和戰略驅動之下，土耳其善于使用文化符號與歷史資源進行包裝，比如“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

土耳其與阿塞拜疆長期強調“一族兩國”論。土耳其還通過文化投資、歷史敘事，強化與中亞國家的關系，近幾年“突厥語國家組織”的發展就是表征。其實，土耳其優先的關注對象是北塞浦路斯，并在其“泛突厥主義”的政治議程中強推北塞浦路斯議題。但在今年4月的首屆中亞—歐盟峰會上，中亞五國在聯合聲明中明確支持聯合國關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獨立非法的決議，直接挑戰了土的立場。這顯示出土耳其主導的國際議程在本質上具有脆弱性。不過，阿塞拜疆仍然維系了支持土耳其的立場。

土、巴、阿三國都是穆斯林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家，樂于在合作中強調基于宗教的共同文化因素，其中阿塞拜疆較為世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但沒有什么歷史糾葛，還有團結伊斯蘭世界以及冷戰時期同為西方盟友的經歷。

走近更多是實際利益考量

然而，在歷史和文化敘事的表象之下，三國走近更多的是實際利益考量。三個國家各有難題，需要爭取更多的國際支持。2020年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因納卡問題發生沖突，土的支持對阿塞拜疆勝利至關重要，土、巴在此次拉欽峰會重申了在該問題上對阿的支持。巴基斯坦是除了土耳其以外少數幾個在該問題上堅定支持阿塞拜疆的國家之一（印度與亞美尼亞關系密切）。峰會也提到了阿塞拜疆在印巴最近發生沖突期間對伊斯蘭堡的道義和外交支持。土耳其長期支持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立場，批評印度的相關政策。巴基斯坦則在塞浦路斯問題上多次聲援土耳其。

除了在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支持外，經濟、能源、交通等領域的合作也是三國共同關注的內容。阿利耶夫說：“阿塞拜疆在土耳其經濟中投資了200多億美元，并準備在巴基斯坦經濟中投資20億美元。”在三個國家中，阿塞拜疆是里海地區重要能源出口國，土、巴則面臨能源短缺。巴庫—第比利斯—杰伊漢石油管道途經土耳其，最終抵達歐洲，這使得阿塞拜疆成為向歐洲輸送能源的關鍵國家。2023年，巴阿兩國簽署協議，阿通過土向巴基斯坦供應液化天然氣。

埃爾多安認為，三個國家位于歐洲和亞洲的十字路口，處于極具戰略意義的地區，將共同為“中間走廊”和國際南北運輸走廊（INSTC）等項目作出貢獻。土耳其的“中間走廊”計劃通過高加索和中亞連接中國與歐洲，在這其中阿塞拜疆具有重要的關鍵地位，巴庫—第比利斯—卡爾斯鐵路（BTK）是核心項目，連接巴庫、第比利斯至土耳其的卡爾斯，最終接入歐洲鐵路網。土、巴、阿三國還同為INSTC成員。這個項目始于2002年，創始成員為伊朗、俄羅斯和印度，后來還吸收了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多個國家，巴基斯坦于2024年正式加入。這是一條連接印度、伊朗、阿塞拜疆和俄羅斯的7200公里長的多式聯運路線。項目一度處于休眠狀態，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后俄羅斯受到國際制裁，再度受到重視。該項目定位是傳統蘇伊士運河路線的替代方案，更具成本效益。根據一項調查，INSTC運輸費用比通過蘇伊士運河的傳統路線便宜30%，距離短40%。

國防合作也是重要內容。土耳其的武器支援對阿塞拜疆在2020年納卡沖突中的勝利具有決定性意義。土方提供了先進的無人機、電子戰系統和軍事顧問，極大削弱了亞美尼亞的防空與裝甲力量。另外，2016年至2019年期間，土成為巴基斯坦第四大武器進口國，而巴成為土耳其第三大武器出口市場。在此次峰會上，阿利耶夫指出，將擴大與巴基斯坦國防工業的合作。這其中包括一項協議，即將阿塞拜疆購買的巴基斯坦戰斗機數量從16架增加到40架。

拉欽作為峰會地點的政治信號

雖然此次峰會是為了紀念阿塞拜疆的共和國日而組織的，但阿選擇剛收復的拉欽作為峰會舉辦地，并同日啟用拉欽機場，釋放出強烈的政治信號。拉欽是2020年納卡沖突后，阿從亞美尼亞手中收回的關鍵領土，峰會選址凸顯阿塞拜疆對“收復失地”的勝利敘事，也意在向國際社會展示三個聯盟國家的團結和共同立場，并“警告”亞美尼亞及其支持者。

亞洲腹地的地緣政治格局經歷了四個顯著的歷史階段轉型：古代帝國時期、19世紀英俄“大博弈”時代、20世紀俄羅斯主導階段，以及當前百年變局下的多元重組時代。當前的地緣重組呈現出三個顯著特征：俄羅斯的相對衰落導致其在該區域的戰略投入持續縮減；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地區國家普遍采取多元平衡外交策略；新的地緣重構理想與相關國家綜合實力相對較弱之間存在長期矛盾。

總的看，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塞拜疆三國形成的戰略三角聯盟，以其合計1.5萬億美元的經濟總量和3.5億人口規模，代表了地區國家尋求新型區域合作的嘗試。拉欽峰會大概可以被視為具有當前時代特征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它也折射出土耳其主導的所謂“泛突厥主義”地緣構想與俄羅斯傳統勢力范圍的微妙關系。值得注意的是，印巴這一傳統地緣矛盾似乎也在向高加索地區蔓延，使該區域成為多重地緣力量交匯的新焦點。在不久前的印巴沖突中，巴方在高科技軍事力量方面展示出的進步，也給未來歐亞地緣政治格局變化增加了新的可能性。（本文系“蘭臺青年學者計劃”項目〈2024〉的階段性成果）

本文來源于《世界知識》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