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巴黎塞納河畔的一隅玻璃幕墻建筑內,31國代表齊聚,為“志愿聯盟”總部揭牌。這場被馬克龍稱作“歐洲戰略自主里程碑”的儀式,背后卻彌漫著難以掩飾的焦慮氣息。當英國陸軍中將詹姆斯·霍肯接過指揮權,其面前的作戰預案上,一行醒目的文字揭示著聯盟的無奈與困境:“若俄軍2025年底突破頓巴斯防線,聯盟可能被迫提前介入。”這行字,恰似一把精準的手術刀,剖開了所謂“體系化干預”華麗外衣下的復雜現實。
理想與現實的撕裂:志愿聯盟能否成為歐洲戰略自主的轉折點?
“志愿聯盟”的誕生,絕非偶然,而是歐洲在多重危機交織下的戰略自救之舉,背后蘊含著深刻的地緣政治邏輯。從國際層面看,美國戰略重心的東移以及其在俄烏沖突中“有限援助+模糊承諾”的策略,讓歐洲深感不安。2024年特朗普政府開啟第二任期后,宣布從德國撤出95%的駐軍,并將部分軍力轉移至亞太,這一舉措直接導致歐洲安全架構出現權力真空。美國暫停“總統庫存調撥機制”,更是讓歐洲意識到,不能再將防務完全外包給北約,必須構建自主的軍事援助體系。在此背景下,英法德等國試圖通過“志愿聯盟”打破對美國的戰略依賴,掌握歐洲安全事務的主導權。
從地區層面分析,烏克蘭戰場的局勢發展促使歐洲采取行動。俄烏沖突持續膠著,俄軍獲得朝鮮、老撾等非傳統盟友的支持,戰場力量對比悄然變化。歐洲若僅依靠武器輸送,難以改變戰場態勢。于是,通過軍事部署(如組建聯軍)和軍工體系重建(如建立無人機生產線),歐洲試圖填補自身援助的漏洞,向俄羅斯傳遞“歐洲不再被動”的信號,同時也為烏克蘭提供更實質性的支持,以平衡戰場力量。
從歐洲內部來看,政治壓力與身份認同危機是推動聯盟成立的重要因素。東歐國家(如波蘭、波羅的海三國)長期主張直接派兵干預,而西歐國家(如德國、意大利)則擔憂經濟成本與安全風險。“志愿聯盟”的“輪值領導制”和“自愿原則”,為歐洲國家提供了“選擇性參與”的緩沖機制,既滿足了激進派的政治訴求,又避免了將整個歐洲拖入戰爭泥潭。同時,聯盟試圖通過“歐洲軍”計劃,重塑歐洲在國際事務中的主體性,回應民眾對“跨大西洋關系失衡”的質疑。
“志愿聯盟”的運作呈現出“戰術務實、戰略分歧”的鮮明特征,其權力網絡通過軍事、政治、經濟等多重杠桿構建。在軍事方面,聯盟構建了分層防御體系。空中,英國提供5000枚“歐洲燕”導彈,部署于基輔、敖德薩等戰略要地,攔截俄軍無人機“蜂群”;土耳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組成黑海特遣艦隊,執行掃雷與航道護航任務。地面,英法計劃派遣軍事代表團,協助烏軍制定現代化計劃,重點提升無人機作戰、電子戰與城市防御能力。然而,軍事行動也面臨著諸多挑戰,如俄軍“柳葉刀-3”無人機搭載的電子戰模塊,使“歐洲燕”導彈的攔截成功率大幅下降;北約“海上指揮與控制系統”的數據鏈路存在被美國切斷的風險,影響了黑海特遣艦隊的作戰效能。
政治上,聯盟試圖扮演“中間人角色”。一方面,提出“分階段停火”和“非軍事區”設想,試圖繞開美國主導的三方談判框架,直接向俄羅斯施壓。但這一方案與烏克蘭“收復領土”的訴求存在矛盾,導致其談判杠桿作用有限。另一方面,通過總部設在巴黎、倫敦的“雙軌指揮體系”,向俄羅斯展示歐洲的“戰略決心”。然而,意大利拒絕派兵、德國要求聯合國授權等分歧,使得這種威懾淪為“紙面威懾”。
經濟領域,聯盟的運作充滿了“條件性”與“捆綁性”。歐盟400億歐元軍援中,大量資金用于購買歐洲企業生產的武器,實質上是將援助轉化為歐洲軍工產業的“訂單補貼”。同時,推動烏克蘭加入歐盟“數字單一市場”、優先接入歐洲衛星通信系統(如伽利略導航),試圖將烏克蘭的經濟命脈與歐洲綁定,使其在戰后無法輕易轉向俄羅斯或中國。英國45億英鎊貸款附加的頁巖氣開采權條款,更是直接體現了地緣經濟邏輯。
“志愿聯盟”對未來俄烏戰爭的影響充滿變數,其命運取決于戰場態勢、歐洲防務自主進程、美國國內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動態平衡,可能呈現出以下幾種路徑。最悲觀的可能性是沖突全面升級。若2025年底俄軍突破頓巴斯防線,聯盟可能被迫提前介入。但歐洲國家的兵力動員能力和戰略投送能力有限,難以支撐持久戰,反而可能引發俄羅斯的核威脅。俄軍若以“斬首戰術”打擊聯盟在烏克蘭的指揮節點,歐洲將陷入“人質外交”的僵局。而美國若繼續拒絕承擔作戰義務,歐洲可能面臨國內政治動蕩,如德國極右翼勢力的崛起。
中間路徑是沖突長期化與歐洲內部分裂。若雙方在頓巴斯形成僵局,聯盟可能轉向“代理人戰爭”模式,通過資金與技術援助支持烏克蘭。但這種模式將導致戰爭成本無限期延長,歐洲經濟負擔持續加重。若意大利、匈牙利等國因經濟壓力退出聯盟,或德國因聯合國授權問題拖延行動,聯盟將淪為“空殼機制”,歐洲的戰略自主幻想將徹底破滅,地緣影響力進一步衰落。
最樂觀的情況是戰后“歐洲主導”的重建。若烏軍反攻成功,聯盟可能主導烏克蘭的戰后重建,通過“歐洲化”政策徹底切斷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聯系。同時,若馬克龍推動的“歐洲軍”計劃取得進展,歐洲或能在局部沖突中實現“戰略自主”。但這一進程將面臨北約的阻力(如美國反對歐洲脫離跨大西洋框架)和成員國的離心傾向(如法國與德國的防務分歧),實現起來困難重重。
“志愿聯盟”的本質是一場歐洲在后霸權時代尋找自身定位的嘗試。它既承載著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的夢想,也暴露了歐洲在安全治理上的結構性缺陷。歐洲在美國單極孤立主義的影響下,開始逐漸意識到純粹靠美國主導的安全不可靠,冷戰后優雅生活的歐洲人在俄羅斯無視國際法的野蠻侵略打法下顯得什么難堪。歐洲民眾習慣了高福利優越生活質量回不去冷戰的當初了,捉襟見肘的軍費無法抵御俄羅斯傾全國之力的沖擊。當巴黎的燈光照亮塞納河,這場戰略博弈的結局仍充滿未知,而烏克蘭,依舊在這場大國博弈中扮演著復雜而無奈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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