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阿明。很多年后，當我坐在北方大都市窗明幾凈的寫字樓里，喝著一杯幾十塊錢的冰美式時，我舌尖上偶爾還是會泛起一股奇異的味道。
那不是咖啡的醇香，而是一種混雜著陽光、雨水、泥土和少年人倔強自尊的，荔枝的甜腥味。
那味道，是我整個青春的底色。
我們家在南方一個十八線小城，地圖上一個不起眼的點，卻剛好被北回歸線穿過。
這意味著我們這里有長得過分的夏天，和仿佛永遠晾不干的、黏糊糊的空氣。
我們管自己的城市叫“榕城”，因為滿大街都是那種胡須拉碴、動輒上百年的大榕樹，把本就不寬的街道遮得更加陰暗。
我的青春，就是在這片濕熱的陰影里，悄悄發霉，又野蠻生長的。
那會兒是21世紀的頭十年，整個國家像一列轟隆隆往前沖的綠皮火車，而我的家，就是被甩在鐵軌旁，濺了一身泥點子的道旁小石子。
我家很窮。
這不是那種“我爸媽不給我買最新款耐克鞋”的窮，是真窮。窮得叮當響，窮得理直氣壯。
我們家住在一個叫“紅磚社區”的地方，是以前某個國營糖廠的職工宿舍。一棟棟紅磚小樓，墻皮斑駁，爬滿了青苔，樓道里堆著鄰居家的蜂窩煤和過冬的大白菜，空氣里永遠飄著一股子酸筍、油煙和公共廁所混合的復雜氣味。
我爸是下崗工人，下崗后蹬一輛破舊的三輪車，在碼頭和菜市場之間幫人拉貨。他賺的每一分錢，都帶著汗水的咸味和廉價香煙的焦糊味。我媽在一家小紡織廠當女工，每天和巨大的噪音、棉絮粉塵打交道，回家時，連頭發絲里都藏著工業的氣息。
他們很少說話，更不會像電視里那樣，坐下來討論“孩子的教育”或者“未來的規劃”。生活本身就像一臺巨大的、生銹的機器，每天吱吱呀呀地運轉，已經耗盡了他們所有的力氣。交流，是奢侈品。
對我來說，貧窮最直觀的體現，不是吃不飽穿不暖，而是一種滲透到骨子里的、無處不在的“局促感”。
比如，夏天教室里的風扇。我們高中的教室，天花板上吊著四臺“搖頭將軍”，吱呀作響，但吹出來的風永遠是熱的。即便如此，風扇下的位置依然是兵家必爭之地。我的座位在窗邊，太陽從早上十點開始就直愣愣地曬著我的后背，校服濕透了，黏在身上，像一層甩不掉的皮。我不敢跟老師說換位置，因為那些在風扇下的同學，大多是交了“擇校費”的，或者是家里有點頭臉的。我這種靠著硬邦邦的分數擠進重點班的“泥腿子”，自覺沒有提要求的資格。
再比如，一瓶可樂。學校小賣部里冰鎮的可樂，兩塊五一瓶。對陳浩他們來說，那跟喝水一樣平常。陳浩是我后座的同學，他爸是開大貨車的，在我們那兒，就算是有錢人了。他每天穿著干凈得發光的籃球鞋，課間休息時，總會擰開一瓶可樂，“噸噸噸”地灌下去，然后發出一聲舒爽的、帶著氣泡聲的飽嗝。
那聲音，對我來說，是整個夏天最奢侈的交響樂。
我只在考試考了全班前三名時，才敢跟我爸開口，要兩塊五錢。我爸會沉默地從褲兜里掏出一個被汗水浸得發軟的舊錢包，從一堆零碎的毛票里，仔細地抽出兩張一塊的，和一個五毛的硬幣，遞給我。那過程，充滿了儀式感，仿佛遞給我的不是錢，而是一份沉甸甸的、需要被珍惜的嘉獎。
所以，當我拿著那瓶可樂，感受著瓶壁上冰涼的水珠時，我從不舍得像陳浩那樣“噸噸噸”。我會一小口一小口地抿，讓那股甜得發齁的、帶著刺激性的液體在舌尖上停留盡可能長的時間。一瓶可樂，我能喝一個下午。
這就是我的世界，一個被價格標簽精確劃分過的世界。我的自尊和我的窘迫，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被生活這條線，緊緊地縫合在了一起。
直到林曉月的出現。
她是我的前桌。高二文理分班，她像一道柔和的光，毫無征兆地照進了我那個陰暗的角落。
林曉月是從市里最好的初中考過來的，據說中考分數比我還要高。她跟我們這群“紅磚社區”長大的野孩子不一樣。她的皮膚很白，是那種常年不見烈日、被牛奶和書本養出來的白。她的頭發總是扎成一個清爽的馬尾，走路時，發梢會隨著她的步伐輕輕晃動，散發出一股淡淡的洗發水香味，是那種我媽永遠舍不得買的、有水果味道的牌子。
她穿白色的連衣裙，裙擺干凈得沒有一絲褶皺。她的文具盒是鐵皮的，上面印著可愛的卡通兔子，里面的自動鉛筆、橡皮、各色水筆，擺放得整整齊齊，像等待檢閱的士兵。
而我的文具，只有一支用到快握不住的英雄牌鋼筆，和一個油膩膩的、裝著幾根廉價筆芯的塑料袋。
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物理距離不過幾十厘米，心理距離卻隔著一個太平洋。
我不敢和她說話。上課時，我的目光會越過她的肩膀，落在黑板上，但我的余光，卻像被磁鐵吸引的鐵屑，不受控制地被她的一切所吸引：她挺得筆直的背，她偶爾因為思考而輕蹙的眉頭，她寫字時手腕上那根細細的紅繩。
我像一個卑微的、偷窺的信徒，貪婪地觀察著我心中的“神祇”。
轉機發生在一堂美術課上。那天的美術課，老師要求我們用水彩畫一幅窗外的風景。這對大多數同學來說，是新奇又好玩的一節課，對我來說，卻是公開處刑。
水彩顏料、畫筆、畫紙……這些東西加起來，至少要三十多塊錢。那是我家一個星期的菜錢。我當然沒有。
我只能坐在座位上，手里握著那支英雄鋼筆，在發黃的草稿紙上，徒勞地畫著窗外那棵巨大的榕樹的輪廓。周圍的同學都在調色、說笑，顏料和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顯得我愈發格格不入。
我的臉滾燙，感覺全班的目光都像探照燈一樣打在我身上。
“你……沒帶工具嗎？”
一個輕柔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我猛地一抬頭，是林曉月。她正側著身子，手里拿著她的調色盤，有些不確定地看著我。
我窘迫得幾乎要鉆到桌子底下去，嘴巴張了張，卻發不出任何聲音。最后，我只是狼狽地點了點頭。
“用我的吧。”她沒有絲毫的鄙夷或者同情，那種眼神很干凈，就像在說“今天天氣不錯”一樣平常。她把她的畫紙分了一半給我，又把她的顏料盒和水桶往我們桌子中間推了推，“我們一起畫，畫大一點的，就說我們是小組合作。”
那一刻，我感覺窗外的陽光，好像第一次穿透了那片厚厚的榕樹葉，照在了我的臉上。熱辣辣的。
我不知道該說什么，只能結結巴巴地吐出兩個字：“謝謝。”
“不客氣。”她笑了，嘴角有兩個淺淺的梨渦。
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地看她笑。我感覺我的心跳，比我爸那輛三輪車的引擎聲還要響。
那天下午，我們真的“合作”了一幅畫。我其實沒什么美術天分，但林曉月很有耐心，她教我怎么調色，怎么用筆鋒勾勒樹葉的輪廓。我們的胳膊偶爾會碰到一起，她的皮膚涼涼的，滑滑的，而我的，總是汗津津的。每次觸碰，都像一次微小的觸電，讓我心慌意亂。
畫畫完的時候，她在畫的右下角，簽上了我們兩個人的名字：林曉月，李明。
那幅畫后來被美術老師貼在了教室后面的墻上，得了個“優秀”。我每次回頭，都能看到那幅畫，看到我的名字，和她的名字，緊緊地挨在一起。
那是我整個高中時代，最榮耀的勛章。
從那以后，我和林曉月的話，漸漸多了起來。她會問我數學題，盡管我知道，以她的成績，那些題她自己肯定能解出來。她只是想找個話頭。我呢，就故作深沉地給她講解，享受著她投來的、帶著點崇拜的目光。
她也會跟我分享她的事情。她告訴我，她喜歡周杰倫的歌，喜歡看村上春樹的書。這些東西，對我來說，都像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語言。我們家只有一臺十四寸的、收不到幾個臺的黑白電視，我爸最喜歡看的，是本地新聞和天氣預報。
為了能和她有共同話題，我開始省下我的早飯錢。五毛錢一個的饅頭，我改成兩天吃一個。攢夠了十塊錢，我就跑到鎮上唯一一家租書店，去租那些盜版的周杰倫磁帶和村上春樹的小說。
我躲在家里那個沒有窗戶、只有一個昏黃燈泡的小房間里，用一臺老掉牙的、需要不停更換電池的復讀機，一遍遍地聽《七里香》和《晴天》。我把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翻來覆去地看，很多地方看不懂，就硬背下來。
當我在某個課間，裝作不經意地對林曉月說出“死并非生的對立面，而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時，我看到了她眼睛里閃爍的驚喜的光。
那一刻，我覺得所有的饑餓和窘迫，都值了。
我像一只努力想要開屏的、羽毛卻殘破不堪的孔雀，用我僅有的一切，笨拙地向她展示著我的“世界”。
而我的交通工具，是我爸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二八大杠自行車。車身是黑色的，但大部分地方都生了銹，露出了黃褐色的底。騎起來的時候，鏈條會發出“咯噔咯噔”的抗議聲，仿佛隨時都會散架。
而陳浩，他騎的是一輛嶄新的捷安特山地車，銀白色的車身，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每天放學，他都會故意在林曉月身邊繞一圈，然后瀟灑地跨上車，一陣風似地消失在街角。
林曉月家離學校有段距離，她也是騎自行車。一輛粉紅色的淑女車，車頭還有一個小小的車籃。
我多想，能有一天，騎著一輛不那么破爛的自行車，和她并排走在回家的路上。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遠遠地跟在她后面，聞著空氣里殘留的、她發梢的香味，直到看見她拐進那個和我家截然不同的、有著干凈樓道和明亮窗戶的小區。
我跟我爸提過，我想要一輛新自行車。
那是在一次晚飯時，飯桌上只有一盤炒空心菜和一鍋白米粥。我鼓足了這輩子最大的勇氣，把頭埋在碗里，含糊不清地說了我的請求。
空氣瞬間凝固了。我媽夾菜的筷子停在半空，我爸“吧嗒吧嗒”抽煙的聲音也停了。
過了很久，我爸才把煙摁滅在桌角，用一種我聽不懂的、沙啞的語氣說：“現在這輛……不能騎了？”
“能……”我的聲音比蚊子還小，“就是……有點舊了。”
“舊點，能騎就行。”我爸說完這句，就站起身，走進了他的小房間。我知道，這個話題結束了。
那天晚上，我聽見我爸在院子里忙活了很久。院子里沒有燈，他點了一根蠟燭，昏黃的燭光下，我看到他佝僂著背，在給那輛二八大杠上油、緊螺絲、擦拭鐵銹。他還用黑色的油漆，把那些銹得最厲害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涂了一遍。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那輛“煥然一新”的自行車時，鼻子一酸，眼淚差點掉下來。它依然很丑，像一個涂了廉價化妝品的丑角，但那些黑色的油漆，在我眼里，卻比陳浩那輛山地車的銀光還要刺眼。
我爸站在門口，看著我，眼神里有一種我讀不懂的復雜情緒，或許是歉意，或許是無奈。他說：“先騎著吧。等爸……再多拉幾趟貨。”
我什么也沒說，跨上車，頭也不回地騎向了學校。那一天，我把車蹬得飛快，咯噔作響的鏈條聲，像是在為我那無處安放的自尊心，奏著一曲悲壯的進行曲。
高三的夏天，來得比以往更猛烈。空氣里的濕熱，混雜著試卷的油墨味和所有人的焦慮，讓人喘不過氣。
就在那個夏天，我們那個常年風平浪靜的小城，迎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臺風。
臺風來的前一天，天色就變得很奇怪，是一種詭異的、壓抑的黃昏色。風很大，刮得路邊的榕樹“嘩嘩”作響，像鬼哭狼嚎。
學校緊急停了課。我騎著我那輛修補過的二八大杠，在狂風中艱難地往家趕。雨點像石子一樣砸在身上，生疼。
回到家，我爸正拿著木板和釘子，在加固那個搖搖欲墜的窗戶。他看到我渾身濕透，只是皺了皺眉，說：“趕緊換衣服，別感冒了。”
那天晚上，我們哪兒也沒去。外面是世界末日般的景象，風聲、雨聲、不知道誰家屋頂被掀飛的鐵皮的撞擊聲……我們一家三口，就擠在那個小小的客廳里，聽著收音機里不斷重復的臺風預警。
我爸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整個屋子都彌漫著一股嗆人的味道。
后半夜，雨下得更大了。我迷迷糊糊地睡著，突然被我媽的驚叫聲吵醒。我睜開眼，發現水已經漫進了屋里，淹過了我的腳踝。是從門縫里倒灌進來的。
我們住在一樓，地勢又低，成了重災區。
我爸二話不說，跳下床，開始往外舀水。但根本沒用，外面的水位比屋里還高，水還在不斷地涌進來。家里的那些老舊家具，桌子腿，椅子腿，都泡在了渾濁的泥水里。
我爸突然想起了什么，臉色一變，沖我喊：“阿明，快，把你的書包拿到床上去！”
我的書包里，裝著我整個高三的課本、復習資料和做滿了筆記的本子。那是我全部的希望。
我手忙腳亂地把書包抱到床上，用塑料袋一層層地包好。
天亮的時候，風雨小了一些。但我們家，已經成了一個爛攤子。水退去后，留下了厚厚的一層淤泥，屋子里所有東西都濕透了，散發著一股霉味。
更糟糕的是，我爸在半夜搶救鄰居家東西的時候，被一塊滑落的瓦片砸傷了腿。傷口不深，但在這又濕又臟的環境里，很快就發炎了。他躺在床上，腿腫得像個饅頭，臉色蒼白，卻還咬著牙說“沒事”。
我知道，家里完了。我爸不能出車，就意味著斷了唯一的經濟來源。
我看著床上痛苦呻吟的父親，看著在淤泥里默默收拾殘局、頭發又白了許多的母親，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心里某個東西，被徹底壓垮了。
什么自尊，什么少年心事，什么和林曉月的朦朧情愫……在赤裸裸的生存困境面前，都顯得那么可笑和蒼白。
我必須做點什么。
我們家院子角落里，有一棵我爺爺輩就種下的荔枝樹。因為我們這兒的土壤和氣候，那棵樹長得特別好，結的荔枝也特別甜，是我們那一片出了名的。往年，荔枝熟了，我爸會摘下來，送一些給街坊鄰居，剩下的，就留給我當零食吃。
臺風過后，很多荔枝都被打落了，但樹上還掛著不少。紅彤彤的，像一串串小燈籠。
我做了一個決定。我要把這些荔枝摘下來，拿去市場賣掉。
我找來梯子，爬上樹，把那些幸存的荔枝一串串地剪下來，裝進籃子里。荔枝的枝葉劃破了我的胳膊，黏膩的汁水和我的汗水混在一起，但我一點都不在乎。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我就用我那輛二八大杠，載著兩大筐荔枝，去了我們市里最大的農貿市場。
那是我第一次，以一個“小販”的身份，出現在那種地方。市場里人聲鼎沸，充滿了魚的腥味、肉的膻味、蔬菜的土味。我找了個角落，把荔枝擺在地上，學著旁邊的大爺大媽，扯著嗓子喊：“賣荔枝咯！自家樹上長的，甜得很！”
我的臉燒得像火一樣。我害怕，害怕遇到任何一個認識我的人，尤其是我的同學。
但生活就是這么戲劇化。你越怕什么，它就越來什么。
大概上午十點多，市場里人最多的時候，我聽到了一個熟悉的聲音。
“咦，這里的荔枝看起來不錯。”
我猛地抬頭，心臟瞬間停止了跳動。
是林曉月。她和陳浩站在一起。
林曉月還是穿著那條白色的連衣裙，在這嘈雜混亂的市場里，干凈得像一朵不染塵埃的百合花。陳浩跟在她身邊，手里還提著一些一看就很貴的進口水果。
他們也看到了我。
林曉月的表情，先是驚訝，然后閃過一絲了然和……我看不懂的復雜情緒。陳浩則是毫不掩飾的錯愕，他指著我，又指著地上的荔枝，張大了嘴巴。
那一瞬間，我覺得我像一個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被展覽在全世界面前。我所有的偽裝，所有的驕傲，都在她清澈的目光下，碎成了齏粉。
我恨不得地上有條縫能讓我鉆進去。
空氣凝固了，周圍的嘈雜聲好像都消失了。我能聽見的，只有我自己“咚咚咚”的心跳聲。
還是林曉月先打破了沉默。她走到我的攤位前，蹲了下來，拿起一顆荔枝，輕聲問：“這個……怎么賣？”
她的聲音很溫柔，沒有任何異樣的情緒，就像一個最普通的顧客。
我張了張嘴，卻發不出聲音。我的喉嚨像是被什么東西堵住了。
“都給我吧。”林曉月沒等我回答，就站起身，對我說，“這些我都要了。”
“曉月，你買這么多干嘛，我們家不是剛買了……”陳浩在一旁不解地問。
“我想吃。”林曉月打斷了他，然后從她的小錢包里拿錢。
就在這時，陳浩也反應過來了。他大概是出于一種富家子弟的、居高臨下的“善意”，從錢包里掏出幾張一百的，遞到我面前，用一種我最討厭的、帶著點施舍的語氣說：“李明，你家里是出什么事了嗎？這點錢你先拿著，不夠再跟我說。”
那幾張紅色的鈔票，像一團火，灼傷了我的眼睛。
如果說，林曉月的舉動是小心翼翼地維護了我最后的體面，那陳浩的行為，就是把那層遮羞布，狠狠地撕了下來，還扔在地上踩了幾腳。
一股說不清是憤怒還是屈辱的熱血，猛地沖上了我的頭頂。
我一把推開陳浩的手，從牙縫里擠出一句話：“我不要。我的荔枝，兩塊錢一斤。”
我的聲音不大，但很堅定。
陳浩愣住了。林曉月也看著我，眼神里流露出一絲心疼。
最后，還是林曉月把錢遞給了我，不多不少，正好是那兩筐荔枝的價錢。我接過錢，把荔枝遞給她。整個過程，我們誰都沒有再說話。
他們走后，我一個人在那個角落里坐了很久。太陽升到了頭頂，火辣辣地烤著大地。我看著手里的那疊被汗水浸濕的、皺巴巴的零錢，突然就哭了。
那是我記事以來，第一次哭得那么兇。不是因為窮，不是因為累，而是因為我那點可憐的、一文不值的自尊心，被現實狠狠地踩碎了。
那天回家，我把賣荔枝的錢，一五一十地交給了我媽。我媽拿著錢，手都在抖。我爸躺在床上，看著我，什么也沒說，只是眼眶紅了。
過了很久，他才沙啞著嗓子說了一句：“我兒子……長大了。”
那場臺風，那場大水，那次賣荔枝的經歷，像一場突如其來的成人禮，粗暴地結束了我的少年時代。
后來，我以全校第三的成績，考上了北方一所著名的大學。拿到錄取通知書那天，我爸把他那輛三輪車擦得锃亮，載著我，在小城的街道上，來來回回地轉悠。他沒有笑，但比任何時候都顯得高興。
我去上大學那天，林曉月來送我了。她還是穿著白色的裙子，在喧鬧的火車站里，安安靜靜地站著。
她送給我一本書，是精裝版的《挪威的森林》。扉頁上，用她娟秀的字跡寫著一句話：
“愿你走出半生，歸來仍是少年。”
我們聊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沒聊。沒有捅破那層窗戶紙，沒有說一句“我喜歡你”。我們都默契地知道，那個在美術課上共享一盒顏料、在市場里買賣一筐荔枝的夏天，已經過去了。我們之間，隔著的不僅僅是幾千公里的鐵路，而是兩個再也無法重疊的世界。
火車開動的時候，她站在站臺上，對我揮手。我看著她的身影，在我的視線里，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最終和故鄉那片濕熱的空氣，融為了一體。
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很多年過去了。我在大城市里扎下了根，有了體面的工作，過上了曾經夢寐以求的生活。我也會在夏天，買很貴的進口荔枝吃。它們的個頭很大，果核很小，果肉很甜，但不知道為什么，我總覺得，它們缺少了一點什么。
缺少了北回歸線上那猛烈的陽光，缺少了臺風過境后那咸濕的雨水，缺少了一個少年，在燥熱的空氣里，那份又酸又澀的、關于貧窮、自尊和愛的，最初的味道。
那味道，像一層看不見的塵埃，落在了我的整個青春里。輕輕一拂，便會嗆出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