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祐三

茶，這個發軔于中國西南山地的植物，在人類文明進程中始終扮演著隱秘而關鍵的角色。它不僅是飲品的載體，更是連接東西方文明、重構全球經濟與政治版圖的媒介。如果我們置于世界史的長河中審視，其地位遠超普通農作物的范疇——它曾是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最暴利的商品，是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的能源基石，也是19世紀中日近代化進程中的文化符號。

回顧歷史，17世紀，荷蘭人把中國茶引入歐洲，茶貿易催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商品網絡。阿姆斯特丹的茶葉拍賣行每日吞吐量可達數萬磅，茶稅一度占英國政府收入的10%，其利潤支撐了英國海軍對印度洋的征服。與此同時，中國福建武夷山的茶農通過“十三行”體系，把白銀貨幣化浪潮推向高潮，間接導致拉美白銀礦山的過度開采與生態崩潰。這種跨大陸的物質流動，正是全球史中“茶—銀復合體”的雛形。

再看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本質上是“煤—茶”能源體系的勝利。工人每日飲用20杯紅茶的習慣，使高強度勞作成為可能。曼徹斯特紡織廠把免費茶飲作為福利，用以對抗童工的瞌睡與營養不良。茶館作為工人階級的公共空間，催生了早期工會組織的萌芽。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隱晦提及的：“茶湯中漂浮的不僅是茶葉，更是工業革命的生物燃料?！?/p>

進一步看19世紀英國在印度阿薩姆邦的茶園殖民，本質是“以茶制華”戰略的延續。通過壟斷茶葉生產，英國得以瓦解中國對全球茶葉貿易的控制。但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哲學，卻成為明治維新后士族階層抵抗西方化的精神堡壘。這種矛盾性恰如茶湯本身——既可化作殖民暴力的催化劑，亦可成為文化認同的守護者。

我長期致力于把茶史納入全球史框架。在《東亞近代史》中，我提出“茶——鴉片——鐵路”三角貿易模型：19世紀中葉，英國通過鴉片戰爭打開中國門戶，卻意外發現印度茶更契合工業革命需求。這種替代性商品流動，直接導致中國茶葉出口占比從1833年的90%，驟降至1900年的10%。而日本茶道的復興，實為應對西方文化沖擊的“文化抗體”——有的日本學者把茶室重構為“抵抗西洋美學的最后堡壘”。

我當年在橫濱市立大學任教時的學生、現為日本東方出版社總編輯的蔣豐，向我介紹了他的好友、當代中國著名茶人、日本中國茶研究所所長楊多杰，同時談到了他曾到東洋文庫交流訪學的事情。我在東京大學大學院讀書期間，也是那里的“常客”，自然有一份學術上的親近感。通過蔣豐，我與楊多杰見面的時候，收到由其主編并于2024年8月在中國書店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明刊問奇閣本〈茶經〉》。剛才提到的東洋文庫中，收藏有一套珍貴的明代玉茗堂本《茶經》，這是茶學界盡知的事情。楊多杰通過到訪東洋文庫后發現，這套明代玉茗堂本《茶經》與他自己收藏的明代問奇閣本《茶經》板式、內容完全相同。只是日本收藏的這套《茶經》缺少了印有“問奇閣藏版”的牌記頁，因此百余年來才被學界誤稱為“玉茗堂本《茶經》”而已。所謂玉茗堂本《茶經》，實應為問奇閣本《茶經》?，F在，得知楊多杰將自己收藏的明刊問奇閣本《茶經》在日本東方出版社出版發行，我為“孤本”再生感到高興。

在我看來，楊多杰讓這部承載著1300年茶文化基因的典籍——《茶經》推向日本，其意義已超越文化交流范疇。我一直認為茶史研究亟需突破“東方主義”與“西方中心論”的二元對立。我過去曾經預言：21世紀的茶道復興，或將以“科技茶道”形式呈現——人工智能調制的茶湯參數、區塊鏈溯源的古樹茶基因庫、量子計算模擬的宋代點茶技藝，這些看似荒誕的設想，實為《茶經》“精行儉德”精神的當代轉譯。

我聽說楊多杰也曾預言：“茶湯中的倒影，既是唐宋文人的明月，也是數字時代的代碼?！边@種跨越時空的對話，恰恰應該是《明刊問奇閣本〈茶經〉》日文影印本的核心價值。今天，當日本讀者翻開這部古籍時，他們觸摸的不僅是中國明代書匠刻工的刀痕，更是陸羽、隱元隆琦、長尾甲、楊多杰跨越千年的精神共振。茶史從未終結，它只是不斷在新的器皿中，沏出新的味道。（作者系原橫濱市立大學教授、世界茶文化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