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湘老師要來成都了，她會在書店做一場分享。她愿意談教育，而不只是自己的新書，這實在太好了。

　　不少讀過985的朋友，發現自己的孩子考不上985，他們非常苦惱，以為會“越來越好”，最后才發現自己這一代已經是頂點。這當然沒什么，因為下一代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那個難題卻也是客觀存在的：學霸的一代（不少70后、80后），子女還可能是學霸嗎？

　　二湘解決了這個難題。

　　5月我去波士頓的時候，她說，你要是晚幾個月來就好了，老二要去讀MIT，可以順便去波士頓玩一下。

　　去年在美國見到她，聽她說老大去讀斯坦福的研究生，老二正處在申請學校的關鍵階段，如今去讀MIT，正是小朋友喜歡的學校。

　　二湘自己是北大畢業，后來到德州大學去讀計算機專業碩士，他先生好像也是她的北大校友，兩人一起在IBM工作。他們住在灣區，有四個孩子。

　　要帶四個小孩，一定能把人逼瘋，但是她卻還有大量時間寫作，甚至運營著一個系列公號。

　　和很多朋友一樣，我也是在疫情中知道這個公號的，一個叫“二湘的……度空間”的公號前赴后繼地發方方的日記和武漢疫情的內容。

　　我那時以為這是一個男作家，是居住在武漢的方方的朋友，還很感嘆武漢是個不錯的城市，因為有一個支持方方的群體。

　　我到美國訪學，她在公號后天給我留言，“來灣區的話，我請你吃飯”，我才知道她是一位住在美國的女作家。

　　因此也生出新的感嘆：克服時差，和武漢的脈搏同步，關注那里的一切，及時轉發方方的文章，這是不容易的事。

　　訪學時我在紐約，正好12小時時差，已經感受到實現“在場”的艱難。

　　不信可以看一下住在海外的作者寫這片土地的文字，會越來越隔膜。互聯網當然創造了一個新時空，但是那些關乎到具體生命的現實，卻又總是獨特而難以把握的。

　　所以等我有機會去洛杉磯的時候，我就見到了二湘，這時才知道她是四個孩子的媽媽，已經辭去科技公司的工作，專職在家寫作了。

　　她帶我去停車場找她的特斯拉，穿過一棟大樓，又沿著一條路向前走，有一個欄桿擋住了我們，她看了我一眼，“我們還是翻吧，這樣要快點。”

　　她動作輕快、迅速，這似乎也是她生命的狀態。

　　那時我就有一點理解她了：大腦中裝著很多事，也有很多羈絆（這次聚會也是趁著送孩子到補習班的機會），但是卻始終擁有一種“打破”的能力。

　　回到那年武漢的春天，她顯示出非凡的勇氣。有更了解她的朋友告訴我，“可不止是克服時差喲。”作為一個公號寫作者，我當然知道那些難處了。

　　和她聊教育，當然不是講如何提高考試分數，而是其他更重要的東西：行動，勇氣，責任，在陪孩子成長的同時，如何讓自己“再次成長”

　　僅就那種被稱為“勇氣”的東西，從來就不是簡單的“敢干”：而是更深的對自我與世界的了解，是懂得風險仍然愿意去嘗試的責任感。

　　她從湖南考到北大，畢業后到美國讀研究生，在IBM工作到一定職位又辭職，恰當的時候在灣區買下幾處房產——哪一項是容易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