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萬億地方債如何化解？

以前認為國央企是鐵飯碗，不會讓幾十萬工人下崗，因為會造成大量的失業。

然后就有下崗的工人不計其數，今天更有10個月不發工資，并且10個月不發工資，也沒有人敢離職的公務員，原因就是地方債。有的城市只有靠賣地才能有收入還債，而房地產的倒塌更是戳到了心窩子里。

而我們普遍認為，不會允許地方債暴雷，但全國50萬億的地方債劃的到底是誰的債，是判了死緩的貪官，是真正做事的政府，還是辛辛苦苦的民眾？就在這幾天廣西要舉全區之力為柳州化債。

廣西國控資本運營集團有限公司一個超級巨無霸平臺橫空出世，直接押上了廣西所有國企的半壁江山。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救柳州。

截止到25年初，柳州政府賬本上明明白白寫著1042億的欠款，可暗地里，城投公司還背著2397億的債。之前我也講過。

而柳州之所以陷入如此的債務泥潭，皆因為兩個字——貪腐。

16年，時任市委書記鄭俊康、市長吳偉拍板上馬總投資186億的輕軌項目。他們給銀行畫的餅是，輕軌連接產業新城，撬動千億GDP，5年回本。

銀行是信的啊，錢嘩嘩往里砸，但是當時這些輕軌并沒有得到國務院的批復。比如說，這是違規未批先建的項目，這倆人膽子是真肥啊，完全是先上車再補票，試圖賭國家政策的變化。結果18年國家52號文提高軌道交通審批門檻，柳州因GDP、財政收入等指標不達標，項目徹底黃了。

23年11月，財政部點名柳州通過國企投資搞出177億隱形債務。10年后，吳偉被查，兩個月后，鄭俊康落馬。最終，鄭俊康因受賄5000萬，被判16年半，吳偉貪污1.86億被判死緩。而這哥倆最后留給柳州的是將近3500億的地方債欠款。

而為什么兩任市委書記能給一座城市帶來如此大的債務負擔？這就不得不提我們國家的分稅制改革。

94年之前，地方和中央分錢像交公糧，地方政府每年按固定數給中央打錢，剩下的全揣自己兜里。可隨著經濟的狂奔呢，問題來了。

中央財政占全國收入的比例，從84年的40.5%暴跌至93年的22%，兜里沒錢，跨區域修路建橋搞基建，就搞不動啊，宏觀調控使不上勁，甚至出現了中央找地方借錢的尷尬。

94年呢，分稅制改革直接動了錢袋子，中央劃走增值稅的75%，只留給地方25%，還單獨成立國稅系統，徹底切斷了地方干預征稅的手。

這招是立竿見影啊！中央財政很快就補了，能用轉移支付平衡地區差距了，但地方卻犯了難啊，花錢的事是一點沒少，修路、建院校、搞基建，哪樣不燒錢啊？可錢袋子被收緊了。更麻煩的是，94年的預算法明文禁止地方政府直接舉債。這錢從哪兒來成為了地方的頭疼事。

這時候城投公司登場了，全稱就是城市投資建設公司，本質上是地方政府的親兒子他們左手拿著政府的授權，右手揣著融資的本事。

專門負責修橋鋪路，建園區搞開發，堪稱城市建設的包工頭加提款機二合一啊。雖然掛著公司的牌子，但誰都知道它背后站著的是地方政府，這叫隱性兜底。銀行一看啊，那有政府背書的債，那肯定穩，于是地方政府成立城投公司，城投公司找銀行變相舉債。

不過在08年之前隱形債務規模也就幾萬億，算萌芽期。真正轉折點在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央推出4萬億刺激計劃，要求地方配套資金，可地方顯性債務受嚴格管控，那怎么辦呢？

只能狂用城投。城投公司的數量從08年的3000家暴增至一年后的1.1萬家，而這6年時間啊，地方債也從5萬億飆到了30萬億。與之對應的是，還有一個非標融資的灰色狂歡。

所謂非標融資就是繞開公開市場的定制化借錢，期限能談，利率能調，擔保能商量。比如信托公司給城投放貸啊，利率能飆到8%，甚至是更高10%以上。這邊信托是賺得盆滿缽滿，買信托的個人和機構是拿著高收益，地方政府還能繞過監管搞基建，妥妥的三贏。

更妙的是地方官員任期有限，借錢搞出的大馬路、高樓大廈，那都是看得見的政績。至于債務，反正下一任接盤，柳州就是最好的例子。那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所以兩任市委書記，再加上前任、前前任，這幾千億的債務就這么來了。

但中央能看不見嗎？14年新預算法開前門堵后門啊，允許地方政府直接發債。15年呢啟動萬億債務置換，也就是我們說的化債，把7.2%的高息債換成了3.4%的低成本債，借一筆和之前一樣的錢，把之前的錢先還上啊，但這次借的錢利息少點，給我們的還款時間再長點，那政府的面子還是要給的，浙江一年就省了18億利息。

全國置換12.2萬億之后債務期限從1.3年拉到了6年。這波操作讓市場形成了畸形預期。

地方政府想，上面肯定給兜底，結果城投債是越發越多，借錢方式反而更隱蔽了。就像兒子在家工作啊，每個月總把一部分工資給媽媽，慢慢就有點入不敷出，沒多余錢消費了。然后自己媽說，不行，你就貸款消費吧，反正有媽再給你還，兒子就開始貸款消費。

結果發現這消費感覺真好，衣著光鮮有面子，就越貸越多。后來要賬的找到家里，老媽知道之后，給兒子還了債，告訴兒子不許再貸款消費了。可兒子已經嘗到甜頭啊，哪還聽話？結果是越搞越多。

然后18年，中央要求全面清查，到了21年，隱性債已經漲到了將近50萬億了，債務并不會憑空消失，但地方的錢袋子卻癟了啊，畢竟這幾年房地產低迷，土地財政大幅縮水，一邊要還錢，一邊沒收入，城投違約開始集中爆發。貴州遵義城投156億違約，青海信托10億。22年呢全國城投違約超60起。從省平臺到縣平臺啊，財政告急的信號，那是刺得人眼疼。

尤其經濟欠發達地區，財政收入單一，簡直成了債務的雷區。比如和柳州同是難兄難弟的南寧，1600多億的地方債，還是去年的統計。今年南寧國資投資的哪吒徹底倒閉，又會增加多少債務，誰也不知道。所以沒辦法，現在又開始化債。

而當柳州的輕軌橋墩在荒野里銹成沉默的墓碑，當3500億的債務讓這座城市喘不過來氣，我們終于看清，這不是簡單的官員貪腐的故事，而是一面照見中國地方治理深層矛盾的鏡子。

分稅制改革讓中央有了定海神針，卻讓地方陷入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局。城投公司本是應急錦囊，卻成了地方官員掩人耳目吃財政的工具。隱性債務從灰色地帶膨脹到了50萬億，本質是任期政績與長期責任的激烈碰撞。

有人說，地方債是擊鼓傳花的游戲，上一任借錢搞政績，下一任接盤還舊賬，最后傳到誰手里，傳到每個納稅人的口袋里，傳到城市發展的未來里。就像柳州和南寧的市民，他們沒有做過一天的輕軌，就要被上千億的債務買單，就像那些財政告急的縣城，教師工資延遲、基建停滯，最終困住的卻是普通人的生活。

但更可怕的是上面會兜底的僥幸。從14年債務置換到25年新一輪的化債，一次次拉一把，卻總有人把救急當成了依賴。

要知道真正的化債不是把高息債換成低息債，而是讓地方官員明白，任期再短，也要對城市的未來負責，政績再美，不能建立在現存的債務上。柳州的故事終會翻篇，但地方債的困局遠未結束。

當土地財政退潮，當基建狂魔需要轉型，我們更需要問：一個城市的發展究竟該靠借錢造夢，還是靠產業造血？一個官員的政績究竟該用建了多少棟樓來衡量，還是用債務率多低來考核？這不是某座城市的危機，而是中國經濟轉型必須跨過的坎兒。

當我們不再用“我死后洪水滔天”的短視換發展，當每個決策者都能多算幾筆長期賬、民生賬，或許那些荒野里的輕軌橋墩才會變成真正警示后人的發展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