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短短幾天，敘利亞南部的蘇韋達省從一場部落間的搶劫報復，演變成席卷全省的血腥沖突。德魯茲人與貝都因人的槍聲尚未停歇，敘利亞新政府的安全部隊卻調轉槍口，與貝都因民兵聯手，將屠刀揮向德魯茲社區。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血腥畫面，控訴著這場發生在眼皮底下的悲劇。

就在國際社會幾近沉默，對西方支持的敘利亞新政府屠殺行為袖手旁觀之際，一個意想不到的角色出手了——以色列戰機呼嘯而至，空襲大馬士革軍事目標，意圖切斷敘政府軍增援蘇韋達的通道。這個在加沙被描繪成“惡魔”的國家，此刻竟成了德魯茲人眼中唯一的“保護者”。

為何敘利亞政府要對自己宣稱要保護的少數族群痛下殺手？為何以色列會罕見地為保護鄰國少數派而跨境干預？這戲劇性的一幕，瞬間牽動了中東地緣政治最敏感的神經，更將以色列推上了一個充滿諷刺與悖論的“道德高地”。

爭奪再起

2025年7月11日，一位德魯茲商人在經過敘利亞蘇韋達省的一個檢查站附近時遭到貝都因部落人員的襲擊和搶劫。作為報復，德魯茲武裝人員“扣留”了數名貝都因部落人員。隨后，雙方沖突升級，并從蘇韋達省東部穆卡瓦斯地區蔓延至蘇韋達省西部和北部地區，導致激烈交火，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以朱拉尼為代表的敘利亞新政府迅速宣布將介入事態，將軍隊與安全部隊一同部署在德魯茲人占多數的蘇韋達省，旨在“迅速果斷地驅散沖突”。

然而根據總部設在英國的“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以及德魯茲人在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顯示，新政府軍非但沒有平息沖突，反而與貝都因民兵聯手攻擊德魯茲戰士和平民。迄今已造成三百多人死亡。

7月16日，以色列也宣布介入事態。以色列軍方表示，為了保護蘇韋達德魯茲人的安全自治權，他們對大馬士革的敘利亞軍事總部以及蘇韋達附近地區進行了空襲，旨在阻止敘利亞政府軍向蘇韋達增援。

同日，敘利亞國防部宣布與德魯茲人達成停火協議，將撤出蘇韋達省。但德魯茲人內部意見分化嚴重。德魯茲領導人希克馬特·希吉里則明確拒絕了所謂的停火協議。他發表聲明稱：“我們確認戰斗將繼續進行，直到蘇韋達省全境獲得解放。”并強調“我們與敘利亞政府之間沒有任何協議、談判或授權。”

蘇韋達省是兵家必爭之地

蘇韋達省是敘利亞最南部的省份，該省首府蘇韋達市距離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僅約100公里。兩者之間橫亙著崎嶇的德魯茲山脈。這片多山地形構成了大馬士革南面的天然地理屏障。與此同時，蘇韋達省也是連接大馬士革與敘利亞南部邊境、約旦以及以色列的重要陸路通道節點。掌控蘇韋達的交通樞紐和制高點，實質上就控制了通往大馬士革南部門戶的鑰匙。（或者更形象地說，扼住了大馬士革的咽喉）。

對以朱拉尼為首的敘利亞新政府而言，將蘇韋達省重新納入中央控制一直是其極為重要的地緣政治任務。一方面，從新政府合法性的角度看，由于“沙姆解放組織”（HTS）在奪取中央政權后尚未進行選舉，控制蘇韋達是其“將權力擴展到全國”和鞏固后阿薩德時代新政權合法性的關鍵。

另一方面，蘇韋達實在離大馬士革太近，如果敵對力量在此地穩固立足，不僅能切斷大馬士革與南部地區的物資和人員聯系，更能直接對首都全直接構成軍事壓力。這種如鯁在噎的情況是極度難以令人忍受的。這也是為何敘利亞新政府會趁著本次動亂第一時間將安全部隊部署到蘇韋達省的原因。顯然調解糾紛是虛，加強軍事控制才是實。

反過來說，蘇韋達省的重要性也說明了其對以色列的關鍵價值。蘇韋達省與以色列控制的戈蘭高地緊密聯系在一起。戈蘭高地一直是以色列防御敘利亞方向威脅、監視敘利亞腹地及黎巴嫩真主黨活動的前沿陣地。一個對以色列懷有敵意、或由伊朗及其代理人（如黎巴嫩真主黨）勢力滲透甚至控制的蘇韋達省，將嚴重威脅戈蘭高地以軍的安全。敵對武裝可以輕易利用蘇韋達作為基地，向戈蘭高地發射火箭彈、迫擊炮或派遣滲透小組。也正是出于這一考量，在巴沙爾政權垮臺之時，以色列非常積極地武裝接管敘利亞境內與戈蘭高地接壤的聯合國巡邏緩沖區。

除此之外，與蘇韋達省接壤的約旦也對此抱有濃厚的安全興趣。避免蘇韋達省動蕩所產生的負外部性（比如難民流入和極端思想滲透）是其首要考量目標。因此，蘇韋達省雖偏居一隅，其穩定與否卻深刻影響著敘利亞核心區的安全、以色列的核心防御陣地以及周邊國家的穩定，是地區博弈中一個關鍵的支點。或者用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話說來說，此乃兵家必爭之地。

德魯茲人的生存憂慮

對中東政治缺乏關注的人可能不大了解德魯茲人的情況。德魯茲人是一個較為罕見的宗教派別，源于10世紀的伊斯瑪儀派，擁有獨特的宗教傳統。全球約100萬德魯茲人中，超過一半居住在敘利亞，其中蘇韋達省是他們最大的聚居地。蘇韋達省也成為敘利亞唯一一個德魯茲人占多數的省份。

盡管人口相對較少，德魯茲人在敘利亞政治中長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就不得不說到德魯茲人作為少數民族的生存之道，即當兵。他們往往通過服兵役的方式獲得高度的軍事鍛煉，并增強對國家暴力機器的影響力。在1925-27年的敘利亞大起義中，他們在蘇丹·阿特拉什的軍事領導下提供了大部分軍事力量。甚至，德魯茲人和德魯茲軍官團在今日的以色列軍隊中也具有重要影響力。

德魯茲人的五色旗

德魯茲人整體上更為偏好世俗化。阿薩德政權雖然長期威權統治，但對包括德魯茲人在內的少數教派總體上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給予一定程度的自治空間，尤其是在其核心支持區域如蘇韋達。

而朱拉尼所領導的“沙姆解放組織”恰恰是一個與伊斯蘭圣戰團體曖昧不清的組織。盡管其公開與基地組織決裂，但仍保持“薩拉菲-圣戰主義意識形態”，其主要目標是“在敘利亞建立伊斯蘭統治”。德魯茲人雖然是穆斯林，但其相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導致激進分子往往將他們視為異教徒。事實上，在整個內戰期間，“伊斯蘭國”組織成員在蘇韋達省就多次襲擊過德魯茲人。

朱拉尼上臺后整天高呼要建立民族團結政府，但德魯茲人顯然對前圣戰分子缺乏信任感。這使得他們對任何新政府試圖確立控制權的舉動都持懷疑態度，無論其宣稱的意圖如何，并傾向于將干預視為對其自治的威脅而非保護措施。

新政府成立以來的施政記錄也缺乏令德魯茲人安心的要素。一方面，新政府于3月下旬宣布成立的23人內閣中，只有一名德魯茲人擔任農業部長，凸顯了德魯茲人被邊緣化的事實。另一方面，自阿薩德政權倒臺以來，實際情況是“發生了數輪宗派殺戮”。其中以對阿拉維派的清算最為明顯。這與阿薩德時代營造的世俗穩定印象產生明顯反差。

更為糟糕的是，朱拉尼政府入后與貝都因民兵聯手攻擊德魯茲人的事件，無論其背后動機如何，不僅加劇了現有的不信任，還促使大部分德魯茲社區團結起來，拒絕新政府的權威，將他們推向更具對抗性的立場并尋求外部保護。尤其是在以色列參與之后，朱拉尼政府不得不迅速扭轉方向，名義上宣布要退出蘇韋達省。這無疑是朱拉尼一次嚴重的政治投機失敗，從而削弱了新政府的國家整合努力。

焦頭爛額的內塔尼亞胡

現在讓我們把視線轉向另一個主角，以色列。可以說，最近內塔尼亞胡有點煩。雖然以色列在停火協議中出于愈發明顯的優勢地位，但戰爭長期化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明顯。公眾對戰爭持續時間和成本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抗議活動不斷。這反過來擴大了內塔尼亞胡執政聯盟內部現有的政治裂痕，使其政府極易受到內部壓力的影響。

正如筆者之前所提到的那樣，作為政治實用主義者的內塔尼亞胡已經拋棄了太多曾經的盟友，他的政治生命已走到末期。這導致他在政治上組成聯盟的選擇越來越少。本屆內塔尼亞胡政府只能以來極端正統派和強硬保守派才能維持脆弱多數，以至于內塔尼亞胡根本無法失去任何一方的支持。

問題是，這兩個派系的優先事項并不相同。對本·內維爾這樣的強硬保守派而言，軍事占領加沙才是唯一出路。他反復強調，一旦政府同意停火，他的派系將直接退出聯盟。這直接大幅縮小內塔尼亞胡停火談判的政治空間。

對極端正統派而言，打不打仗我不關心，但政府必須保護我按照猶太教法生活的權利，也就是強制兵役豁免。他們認為，全職研習Torah是他們對以色列國家最重要、最根本的貢獻，甚至是一種精神上的“兵役”。在和平時期，極端正統派的這一主張爭議性沒有那么強。但在在加沙戰爭期間，軍事人力需求增加，除此之外的以色列人都認為這種豁免不公平。甚至內塔尼亞胡政府的國防部長也認為需要縮小極端正統派男性的兵役免除范圍。

7月16日，隨著議會關于擴大極端正統派豁免資格的投票失敗，極端正統派UTJ退出執政聯盟。隨后另一個重要的極端正統派黨派沙斯黨（Shas）也宣布退出，導致內塔尼亞胡政府成為少數派政府。

與此同時，正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德魯茲人作為軍事民族，武德顯然不能說不充沛。在得知敘利亞的同胞被屠殺后，以色列德魯茲人直接穿越邊境線與同胞一起對抗敘利亞新政府的安全部隊和貝都因民兵。以色列國防軍表示，“大約1000名來自以色列邊境的平民突破了德魯茲城市邁季代勒沙姆斯附近的障礙物并進入敘利亞，并補充說，部隊正在努力將這些平民（以色列的德魯茲居民）帶回國。”

以色列時報的報道則更為詳細，指出以色列德魯茲人已經連續多天穿越邊境進入敘利亞。以至于內塔尼亞胡本人都不得不發表聲明，“現在我向你們提出一個請求：你們是以色列公民。不要越過邊境”。

可以說，朱拉尼的冒險舉動真的是瞌睡時候送上枕頭。一方面，內塔尼亞胡可以名正言順地動員以色列國防軍對抗敘利亞德魯茲人“明顯的殘暴行為”，使得以色列能夠“占據道德制高點”，并表明其與本國德魯茲公民團結的同時，暫時轉移國內政治的壓力。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德魯茲人已經自行參戰的情況下，內塔尼亞胡也不得不跟著押注，試圖利用這場危機將蘇韋達省事實上獨立化，滿足以色列長期戰略的需要。

壞了，以色列成“正義使者”了

在本次事件中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即西方進步自由主義陷入了道德絕對主義悖論，或者說暴露了其一貫的雙標虛偽。半島電視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為堅定的反以色列國際媒體，它是極少數將哈馬斯10月7日抓獲的人質稱為戰俘的媒體。

然而在本次事件中，敘利亞新政府與貝都因民兵合大規模殺害德魯茲人是事實；敘利亞新政府得到西方政府廣泛支持也是事實。以色列反而成為在西方社會大規模沉默情況下，唯一站出來保護世俗化德魯茲人的國家。這種形象的巨大反差使得長期沉迷于道德絕對主義敘事的半島電視臺也不知道應該以何種口徑報道這一問題。它僅僅只能在那脆弱地表示，不是所有敘利亞德魯茲人都歡迎以色列干涉，要尊重敘利亞德魯茲人的自決權。

半島電視臺的報道口徑即便不是天真也是極度虛偽的。作為頂流國際媒體，半島電視臺當然有能力在茫茫人海中精準找出不支持以色列干涉的敘利亞德魯茲人。（正如同某些人能整出中國塔利班化這樣的說法）問題是，如果沒有以色列的強烈反應，已經握起屠刀的敘利亞安全部隊會在遭到轟炸后迅速宣布達成停火協議，并開始從蘇韋達省逐步撤出？即便是最沒有國際常識的人，可能都會覺得HTS主動罷兵的想法過于充滿幻想。

半島電視臺的做法更暴露出以道德絕對主義視角解釋國際政治的明顯局限性。善惡二元的摩尼教世界觀當然容易激起各種革命熱情（從托洛茨基到新保守主義），但在國際政治的復雜現實博弈中則完全站不住腳。以色列形象的巨大分裂是一種極端的顯現。以色列國防軍還是那只國防軍，以色列政府依舊是內塔尼亞胡的右翼政府；但在進步自由主義者們的道德絕對主義視角下，它既是加沙地區慘無人道的納粹主義惡魔；又是德魯茲人眼中的正義使者，敢于對抗獲得西方社會支持的敘利亞新政府。

這種分裂反過來說明現實主義框架更強的解釋力。國家利益、戰略考量和地緣政治目標才決定外交政策行動的道德框架和正當性。除了我國這種極少數另類，幾乎所有大國都選擇性地應用倫理原則和敘事以符合其戰略利益。

或者更具體的說，主權國家首要考量永遠是生存與安全，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邏輯（摧毀哈馬斯襲擊能力）與在敘利亞的干預邏輯（消除邊境威脅）具有內在一致性。道德話語更多是一種權力博弈的工具。西方左翼和阿拉伯國家在大嗓門譴責以色列空襲敘利亞時，卻又對德魯茲人被屠殺的命運視而不見。

基于這種現實主義框架，筆者認為敘利亞和以色列之間爆發全面沖突的可能性并不高。恢復7月11日前的現狀實際上是各方的最大公約數。一方面，在敘利亞新政府的軍事實力無法與以色列對抗的情況下，撤出蘇韋達省是一種不得已的政治現實選擇。另一方面，對以色列和敘利亞德魯茲人而言，他們也沒有進一步擴大沖突的打算。

這種停火狀態必然不可能太過穩定，各方都可以經常性的違反停火協議，試圖為自己獲取一些戰術優勢。單純從本次事件來看，內塔尼亞胡顯然站在了勝者陣營，暫時緩和了國內政治危機的輿論反噬；對朱拉尼來說，這是一次明顯的政治挫敗，但尚未動搖敘利亞新政府的控制力。

總而言之，蘇韋達事件有力地證明，國際關系中的道德敘事往往并非國家行為的主要驅動力，而是在更廣泛的權力斗爭中被選擇性地運用，以合法化自身行動或譴責對手，服務于戰略而非純粹的倫理目的。當西方支持的敘利亞政府成為屠殺少數族群的“主角”，而被西方主流輿論長期釘在“道德被告席”上的以色列，卻意外地扮演了干預者和某種意義上的保護者角色時，西方的進步自由主義者們就陷入了難以自圓其說的尷尬。

在中國人看來當然不會有這種分裂感。無論以色列在這次事件中充當什么角色，都改變不了其猶太復國主義本質，中國人當然也不會覺得朱大帥是什么好鳥。但對西方人來說就尷尬了。畢竟，朱大帥這種人能上臺就是西方一直以來想要的結果，是符合他們的道德絕對主義和善惡二元世界觀的結果。

他們或許該想想，既然這么熱愛和平與自由，為什么要長年累月敵視，并最終搞垮了阿薩德政權，然后換來這樣一個結果呢？其實這和西方各種左翼和進步主義者長年抹黑造謠我國新疆如出一轍。

敘利亞德魯茲人的鮮血警示世人，在強權環伺的中東，小民族的生存空間何其逼仄，其命運往往只是大國棋局上的籌碼。以色列的行動，無論其動機如何復雜，其“正義使者”的形象都充滿了諷刺性的悖論，也迫使人們超越簡單的善惡二分，去審視那片土地上更冰冷、更持久的生存邏輯——力量，以及使用力量的決心，往往是亂世中最現實的“正義”背書。蘇韋達的塵埃尚未落定，下一輪博弈的種子，或許已然埋下。

近期文章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