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大家覺得國企是鐵飯碗，不會讓幾十萬工人下崗，畢竟這會造成大量失業。可實際上，下崗情況不計其數。如今，我們認為不會允許地方債暴雷，比如10萬億的債務，可這債到底該由誰來化解呢？是已判死緩的貪官，還是真正做事的政府，又或是辛辛苦苦的民眾？

就在最近，廣西決定舉全區之力為柳州化解債務。廣西國控資本運營集團有限公司這個超級巨無霸平臺應運而生，直接押上廣西所有國企的半壁江山，目的只有一個：拯救柳州。

截至25年初，柳州政府賬本上明明白白寫著1042億欠款，可暗地里，城投公司還背著2397億債務，柳州一年光利息就得掏出113億。2024年，全市財政收入才149億。換句話說，柳州人全年辛苦賺的錢，剛好夠給銀行打工。這還沒完，工程欠款、拖欠的獎金和工資等隱形債務像滾雪球一樣，要是全算上，財政收入恐怕連利息都未必夠支付。

柳州之所以陷入如此嚴重的債務泥潭，皆因“貪腐”二字。2016年，時任市委書記鄭俊康、市長吳偉拍板上馬總投資186億的輕軌項目。他們描繪的藍圖是，輕軌連接產業新城，撬動千億GDP，5年回本。銀行信以為真，資金大量投入。

然而，當時這些輕軌項目并未得到國務院批復，屬于違規未批先建，這倆人膽子真大，完全是先上車后補票，企圖賭國家政策變化。結果在2018年，國家52號文提高軌道交通審批門檻，柳州因GDP、財政收入等指標不達標，項目徹底黃了。

2023年11月，財政部點名柳州通過國企手段搞出177億隱形債務。10天后，吳偉被查，兩個月后，鄭俊康落馬。最終，鄭俊康因受賄5000萬，被判16年半，吳偉貪污1.86億被判死緩。而這兩人最后留給柳州的，是將近3500億的地方債欠款。

為什么兩任市委書記能給一座城市帶來如此沉重的債務負擔呢？

這就得提到我國的分稅制改革。1994年之前，地方和中央分錢就像交公糧，地方政府每年按固定數額給中央打錢，剩下的都歸自己。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問題出現了，中央財政占全國收入的比例，從1984年的40.5%暴跌至1993年的22%。兜里沒錢，跨區域修路建橋等基建工程就搞不動，宏觀調控也使不上勁，甚至出現中央找地方借錢的尷尬局面。

1994年，分稅制改革動了錢袋子。中央劃走增值稅的75%，只留給地方25%，還單獨成立國稅系統，徹底切斷地方干預征稅的途徑。這一招立竿見影，中央財政很快充實起來，能用轉移支付平衡地區差距，但地方卻犯了難。花錢的事一件沒少，修路、建院校、搞基建，樣樣都燒錢，可錢袋子卻被收緊了。更麻煩的是，1994年的預算法明確禁止地方政府直接舉債，錢從哪兒來成了地方的難題。

這時，城投公司登場了，全稱城市投資建設公司，本質上是地方政府的“親兒子”。它們左手拿著政府授權，右手有融資本事，專門負責修橋鋪路、建園區搞開發，堪稱城市建設的“包工頭”與“提款機”二合一。雖然掛著公司牌子，但大家都知道背后有地方政府隱性兜底。銀行一看，有政府兜底的債肯定穩，于是地方政府成立城投公司，城投公司找銀行變相舉債。

不過在2008年之前，隱形債務規模也就幾萬億，處于萌芽期。真正的轉折點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央推出4萬億刺激計劃，要求地方配套資金。但地方顯性債務受嚴格管控，怎么辦？只能大量依靠城投。城投公司的數量從2008年的3000家暴增至2014年的1.1萬家，6年時間里，地方債也從5萬億飆到30萬億。

與此同時，還有一個非標融資的灰色地帶。非標融資就是繞開公開市場的定制化借錢，期限、利率、擔保都能商量。比如信托公司給城投放貸，利率能飆到8%甚至10%以上。信托賺得盆滿缽滿，買信托的個人和機構收益也高，地方政府還能繞過監管搞基建，看似三方共贏。

更糟糕的是，地方官員任期有限，借錢搞出的大馬路、新大樓都是看得見的政績，至于債務，反正由下一任接手，柳州就是最好的例子。“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所以歷經幾任市委書記，幾千億的債務就這么累積起來了。

中央難道看不見嗎？

2014年新預算法“開前門、堵后門”，允許地方政府直接發債。2015年啟動萬億債務置換，也就是“劃債”，把7.2%的高息債換成3.4%的低成本債，借一筆數額相同的錢先把之前的還上，但這次借錢數額要減少，還款時間延長，給地方政府留面子。浙江一年就省了180億利息。全國置換12.2萬億之后，債務期限從1.3年延長到6年。但這波操作讓市場形成了畸形預期，地方政府覺得上面肯定會兜底，結果城投債越發行越多，借錢方式也更隱蔽。

這就好比兒子在家工作，每月給媽媽一部分工資后入不敷出，沒錢消費了。媽媽說你貸款消費吧，反正媽給你還，兒子就開始貸款消費。發現消費的感覺很好，衣著光鮮有面子，就越貸越多。后來債主找上門，媽媽幫兒子還了債，告誡兒子不許再貸款消費，可兒子嘗到甜頭，根本不聽，債務越搞越多。

2018年，中央要求全面清查，到2021年，隱性債已漲到將近50萬億。債務不會憑空消失，但地方的錢袋子卻癟了。畢竟這幾年房地產低迷，土地財政大幅縮水，一邊要還錢，一邊沒收入，城投違約開始集中爆發。貴州遵義156億違約，青海信托10億違約，2022年全國城投違約超60起。從省平臺到縣平臺，財政告急的信號刺痛人心，尤其是經濟欠發達地區，財政收入單一，簡直成了債務雷區。

所以沒辦法，現在又開始化債。柳州的3500億債務，不是一座城市的個別情況，而是地方債困局的縮影。它是政策之下，錢袋子與責任田的撕裂，是政績沖突與長期主義的博弈，是“我死后洪水滔天”這種畸形邏輯結出的苦果。

地方債本質上是發展的代價，是轉型的陣痛。它提醒我們，光鮮的城市背后隱藏著多少難以言說的隱憂。而真正的“鐵飯碗”，從來不是靠舉債堆砌政績，而是要靠產業造血，制度完善，讓人心踏實。當我們凝視這些冰冷的債務數字時，看到的不僅是風險，更是中國經濟在壓力中尋找平衡的艱難歷程，這或許就是“發展”二字最真實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