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常常出現在

禮壞樂崩的時代嗎

作者丨陳嘉映

人類之所以不懈探求這個世界的究竟，正是因為我們相信，世界的答案是存在的。但是在求知之路上，我們又時常迷失，冒出“為什么要學這個？”之類的懷疑。人類解釋世界的努力，前有神話、巫術，后有哲學、科學。一方面，人們常常反思，科學為什么會取得這樣的成功？人們經歷著同樣的世界，為什么只有歐洲產生了科學？

另一方面，我們也為科學之成功付出了代價：用數學和實驗思維樹立的科學大廈里，沒有人之善惡、悲喜的位置——科學果真是關于這個世界最好的答案嗎？

《哲學·科學·常識》是陳嘉映的代表作，其中有對歷史上人類求知之路的回顧，也有對人之本、知識之本的追問，他善于從純粹的哲學思辨中跳出來，思考哲學對于生命與人生觀的關照。

希臘時期出現了一些智者。他們或者說世界是由水組成的，或者說是由火組成的，由其他的元素組成的。

這些理論在我們今天看來或許是挺幼稚的。但是他們談問題的角度卻一點也不幼稚。他們在尋求基質，尋求構成世界的最終元素，而今天的物理學在很大程度上還在繼續這種尋求。

中國人也說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組成的。五行學說和希臘的各種基質理論有相似之處，但兩者之間也有明顯的差別。這種差別，我在下篇會比較詳細地講解。總的說來，五行學說不是一個認真的自然哲學理論，它主要是從社會和政治的角度出發的，主要用來解釋朝代變遷、人世更替，秦是水德，尚黑，漢是土德，尚黃，等等。陰陽五行家并沒有認真去思考我們所說的物質自然。

而希臘人很快就從關于基質的最初思辨進入一個更實質的階段，其中包括他們提出的原子論。原子論是一種認認真真的關于自然的學說。當然，古代原子論跟近代的原子論有性質上的差別。

近代原子論是一門實證科學，是通過實驗和計算建立起來的；希臘的原子論完全是思辨的產物。從思辨到實證是一個總體的轉變。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應當說希臘的原子論是近代原子論的先聲，實際上，近代很多科學家如伽利略、牛頓就把希臘原子論當作基本的假說，在那個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探索。我們不能說五行學說會對近代意義上的物理學做出同樣的貢獻。

↑原子論始祖德謨克利特

希臘人在思考方式上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對數學的重視。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寫于公元前四世紀，今天我們想到這里，仍然會很驚異，他竟然能在那個時代，把幾何學歸結為幾條公理，據此推出我們平常所能想到的幾乎所有平面圖形的定理。

我們在小學就學習這些東西，覺得它們好像天然就是人類知識的一部分，但世界上并沒有別的文明產生過類似的東西，這些知識直到明朝才傳到中國來，被視為特別新鮮的知識，只有最開明的士大夫才學到一點兒。希臘人卻在此前兩千年之前把這些知識創造出來，清楚加以陳述，成為受教育的人的必備知識。希臘人在數學方面的成就干脆不可思議。但成就還不是我所要強調的，我所關注的是產生這些成就背后的一種精神特質及其形成的氛圍。

希臘有一種特殊的精神氛圍，哲學就是在這樣的精神氛圍中產生的。

是什么造就了希臘的這種精神氛圍？為什么希臘會產生哲學？這是個歷史問題，我剛才說，歷史學問題沒有唯一的答案。希臘的人文地理環境肯定有關系。

希臘半島多山，把適合人居住的地方隔成一小塊一小塊，和中國中原地區幾乎正好相反。希臘多礦產而少糧食生產，希臘海岸線上多天然良港，東方和南方海域上島嶼棋布，這些地理、物產特點促使希臘人熱衷于航海貿易、探險，較能接受新事物，容易質疑傳統。

希臘位于地中海的中心位置，是很多文化的交接點。當時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兩河流域的文明都非常發達，這些文明各有長處，比如巴比倫的天文學、數學，埃及的醫學等等。它們通過各種途徑來到希臘。不過，所有文明史作者都會提到，這些學識到了希臘之后，都獲得了一種嶄新的面貌，它們和人事和實用脫離開來，形成系統的理論。

此外，希臘有一些特殊的社會條件和哲學的產生有關，其中有兩點比較突出，一個是民主，一個是法庭。

希臘的法庭已初具現代法庭的模樣。

希臘法庭最初只允許被告和原告出庭。出庭之前可以寫狀子，這由那些會把狀子寫得好的人去做，這類人跟中國的“代書人”差不多。后來希臘法庭上允許涉訟雙方的代理人出庭協助或代替被告和原告辯論。他們成了相當于現在的律師這樣的人，可說是現代律師的雛形。很自然地，這些會寫狀子的人，對法律有研究、對法官和陪審團的心理有研究的人就走上法庭。

此外，眾所周知，希臘有很多城邦實行民主制。

今天我們都習慣于民主制，很多人認為那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但若細想一想，民主制是有點兒奇怪的，古代其他地方不大看見這種制度。一些人要從事一項共同的事業，要建立一個團體，建立一個城邦，最容易想到的辦法，似乎是去找出最有智慧的人，或者最有勢力的人，或者別的什么人，由這些人或這個人來領導他們。

實際上我們今天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主要采用這種辦法。怎么一來，就有人設計出這樣的制度：由很多人投票來決定每一件事情。這并不是順理成章的，即使在民主制度最為發達的雅典，包括柏拉圖在內的很多人仍然辯爭說，治理城邦，就像做其他事情一樣，應該由最懂行的人來做，而不是由沒有專業知識的多數人投票決定。

有了民眾投票選舉的制度，就要競選。據說，民主制度是用嘴上的功夫代替了劍上的功夫。

這種說法對民主制不夠恭敬，實際上也不夠公正，但也有一點兒道理。只靠“會說”就能當政治領袖，這在今天已經為大家所接受，在電視上看外國總統競選就知道。想一想，不靠財富、不靠家族淵源、不靠武力，只靠“會說”就當上了政治領袖，其實滿新鮮的。

“會說”是需要訓練的，嘴上的功夫和劍上的功夫一樣，需要訓練。

于是就有了智術師，專門教人“會說”的人。智術師教人演說的技巧、訴訟的技巧、競選的技巧。有些智術師本人也參與訴訟，或投身政治。民選制度中的競選，本來和西方法庭制度是近親。這里我們見到的不是一個只面對長官的公堂，而是一個公開辯論的、面對公眾意見的法庭。

在這個法庭上，最重要的本事就是“會說”。

這個“會說”包括不能截然分開的兩部分：一個是懂得怎么樣擺事實講道理，一個是花言巧語，能打動人的感情。

律師不能只管反復強調結論，既然原告和被告各執一辭，結論總是相反的，要想說服陪審團，就必須為結論講出個道理來。論證成為他們的專業。可以說，智術師就是職業的論證師。雙方辯論，最后由陪審團表決。有時候陪審團的規模非常大，有四五百人之多，大家最后投票表示自己站在哪一邊。

↑古希臘法庭

↑古希臘的法庭判決書

和中國的判案比較一下就能看到希臘法庭制度多么不同。在中國，案子是由各級長官來審的。當然，他經常要去勘察現場，要傳地保、證人來作證，但沒有律師一類的當堂辯論，也不是完全根據事實來作出判決。因為縣官、巡撫等等都不止是行政官員，更不止是法官，他同時還是一個道德的維護者、教化的推行者。巡撫判了案還要寫題本，題本里面引用儒家經典往往多過引用律文，事實原委往往只占一小部分，長篇大論都是在講這個案子的道德意義，怎樣通過最后的判決維護了綱常或當時所尊崇的道德主張。

研究法律文化的梁治平曾總結說：

“在中國古代，法律的生命與其說在于行政，不如說是在道德。”有關法律事務的安排不依據法律做出，而是直接訴諸天理、天良、人情，更多是依據常識而非依據專門的法律訓練。

對照一條條的成文法來辦案是希臘、羅馬的發明。我并不是說，中國古代官員在判案時引進道德考慮是不對的。中國的傳統自有其道理，也在兩千年里取得了很不壞的效果。不過，這不是我們在這里要討論的。

這里要說的是，法庭制度、民選制度，這些都是形成智術師這個人群的社會條件。

智術師是教師，教人怎么打官司，教人怎樣演說、競選。只有希臘的社會制度才需要這種教師。民主制度不是靠血統，也不是靠財產。當然，民主制度跟血統和財產有關，不過最直接的，它靠的是“說”，說服你投他一票。在希臘，logos這個“說”，成為比在其他地方重要得多的本領。

希臘盛期的哲學是兩個源流匯集而成的，一個源流是泰勒斯、赫拉克利特那樣沉思的自然學家，physiologoi，另一個源流是普羅塔格拉那樣的智術師，sophists。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是這兩個源流的匯合。從精神上說，他們更多傳承了沉思圣賢的傳統，從重視論證看，他們和智術師相當接近。

如果說世界上所有地方都有沉思者類型的圣賢，都有對真理的追求，那么，希臘的特點就是法庭制度下和民主制度下的公開辯論。這是希臘的特點。想一想就知道，我們中國人說到哲人，更多是老子、釋加摩尼那一路的悶悶的、孤獨的，而不是蘇格拉底那種活躍在人群中的。

智術師在論辯技術上的發展，實是后世哲學的一個本質組成部分。最初的圣智，經沉思、洞察提出了一套見地，并不在意給出形式上的論證。然而在理知時代，你有你的一套洞見，他有他的一套洞見，要相互爭勝，論辯就是不可免的。

到智術師出現的時候，上距泰勒斯等最初的賢哲已經一個半世紀，各種學說紛然并存，難免要互相辯出真假高低。這是事勢所然，中國也是一樣的。老子、孔子自說自話，到了莊子和孟子，就卷入了論辯。莊子是貶低辯的，但一部莊子，充滿了論辯，好多極精彩的論證。孟子的多辯在當時就出了名，但他也是貶低辯的，所以怪委屈地自辯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哲學和圣哲的智慧不盡相同，哲學是要求論證的。

↑柏拉圖

當時的人并不區分智術師和哲學家，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始加以區分。蘇格拉底總是跟人辯論，總是在教育青年，看上去跟智術師沒有什么兩樣，但在柏拉圖眼里，蘇格拉底當然不是智術師，他追隨蘇格拉底，同時反對智術師。他區分智術師和哲學家：智術師收費，他的老師蘇格拉底不收費。這個區別乍一聽有點奇怪：收費不收費這么重要嗎？也許可以這樣理解：收了誰的費用，就要把誰說成是有理的，也就是說，智術師要論證的結論是事先已經決定好的。

哲學家在這個根本之點上是相反的，哲學家不知道結論是什么。他會有一些預先的設想，在科學中這叫假說，他要為這個設想尋找論證。但他的論證不是事后追加的外部的東西，因為在論證的過程中，他常常會自我否定。研究的結果可能否定開始的假設。因此，哲學家接受的是論證產生出來的結論，而不是預設的結論。

在哲學家那里，論證技巧、公開辯論和對真理的追求結合在一起。所以，智術師以論證見長，哲學家也以論證見長，但兩者還是有根本區別。智術師的最終目標是打贏這場官司，這有點像大學生辯論會，碰巧抽了哪個立場，就要為這個立場辯護，無論后來出現了什么反證，他都固執于最初的論點。因此，雖然智術師發展了論證技術，但他們并不是追求真理的人。蘇格拉底是要讓真理在對話中浮現，他自己事先并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智術師在討論開始時就知道結論是什么，蘇格拉底不知道。我們都知道柏拉圖的辯證法。Dialectic這個詞大意是對話的技巧，柏拉圖將它從一種說服術轉化為一種怎么通過對話使真理出現的方式。

現在我們可以把哲學家的特點暫時歸納一下：他們是追求真理的人，這個“真理”雖然我們沒加定義，但是和所謂“真人”或“圣人”不太一樣。最重要的區別大概在于，哲學家不是宣喻真理，他為自己的結論提供論證。

這樣一種不事先認定真理而讓真理作為自由思考的結論出現，是哲學-科學思想的最根本的特質。這種特質是在一種總體的理性環境中生長出來的。

理知時代一節說到，初民總是把自己的部落的訴求或生活方式看作是天然正確的。即使人們愿意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論證，這些論證也無關緊要，因為結論是預先已有的。我們提到希羅多德，跳出自己固有的傳統來關照世界。這里有一種與蘇格拉底共通的精神。

希羅多德提出“習俗高于一切”，這種提法，如果直線發展下去，會成為文化相對論。理性態度的確有它危險的一面，會對固有的風俗習慣、固有的信仰起到瓦解作用。本來好好的，各個民族信仰各自的神，遵循各自的道德規范，內部有共同的生活理想。而理性可能動搖以前固有的對神的信仰，以及對風俗的尊重和遵從。

后來雅典人把蘇格拉底送上法庭，罪名就是“教青年不敬神”。我剛剛說到當時人不區分哲學家和智術師，這里又是一個實例。的確，哲學家和智術師似乎都在瓦解傳統，阿里斯多芬喜劇里對蘇格拉底的嘲弄，審判蘇格拉底時所提出的指控，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對智術師的批評貶損很難區分。這里不是討論這一問題的場所。

我只想指出，哲學家和智術師本來都出現在禮壞樂崩的時代，兩者都明了傳統無法照原樣維持下去，而兩者的區別則在于，智術師不在意傳統的瓦解，哲學家卻在意，哲學家力圖在新時代建造和傳統的聯系。蘇格拉底其實是最努力維護傳統的，只是時人不知底里，反以反傳統罪處死蘇格拉底。其實，在禮壞樂崩的時期，僅僅拘泥于傳統是維護不了傳統的。

蘇格拉底被處死刑，這是雅典的一個恥辱。不過，我們不能因為蘇格拉底的審判就認為雅典沒有思想自由。這個事件另有曲折。例如，蘇格拉底本來是可以和法庭達成妥協的，他沒有這樣做。為什么不？很多書專門研究蘇格拉底的審判，這里不談。

一般說來，像我們諸子的時代一樣，雅典時代的思想很自由。Edith Hamilton甚至認為，說到思想自由，即使現代的民主國家也比不上雅典。在雅典幾乎沒有“政治上正確”的觀念。雅典和斯巴達在進行生死存亡的戰爭，這時候每個公民都有義務走上前線，保衛雅典或者為雅典去侵略別的地方。但是在思想上，在戲劇中，卻可以任意說什么，可以嘲笑政府的各種政策，可以嘲笑剛剛得勝歸來的將軍。美國在朝鮮戰爭的時候，你寫文章嘲笑麥克阿瑟，什么報紙都不會登，雖然它有新聞自由。轟炸南聯盟，轟炸阿富汗，攻打伊拉克，主流媒體也是一片叫好。

自由的氛圍的確是希臘哲學能夠興盛的基本條件，但也帶來了問題，直到今天，我們仍然面臨著這個問題。一方面各種文化似乎是多元的，各有道理。比如9.11偷襲這樣的事件，我們既可以說是恐怖主義分子的瘋狂行為，也可以視作他們對宗教理想和社會理想的追求。但若當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們就會失去國際關系中的是非判斷和道德感，進一步說，將不知道怎樣在個人事務中以及在公共事務中維護道德標準和道德理想。這不僅是我們當今普遍面臨的問題。

在理知時代剛剛到來的時候，春秋時候的人，希臘人，也面臨同樣的麻煩。可以說，這個麻煩就是因我們對世界進行自由思考而生，貫穿整個理知時代。不過，我并不是幻想，在理知時代之前，人類生活多么和諧。不自由思考，每個民族各執一端、自以為是，照樣互相沖突。在這個民族內部，不被允許自由思考，或者沒有習慣、沒有能力進行自由思考，倒是少了思想不統一的麻煩。當然，那就會遇到別的麻煩。

在理論探索上，也是見解紛陳。希臘思想極為活躍，各種各樣的看法都有人提出來。單說自然哲學，原子論、日心說、宇宙無邊界的學說，都有人提出來。我們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讀到他論證地球處在宇宙的中心，論證天只有一個，論證宇宙是有限的，他要論證這些，就說明有人曾提出相反的主張，主張地球不處在宇宙的中心，主張有多重宇宙，等等。要是道術不曾為天下裂，就不會有哲學了。

陳嘉映｜著，文章選自《哲學·科學·常識》

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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