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海峽網報道，美國向澳大利亞施壓，要求其明確“若臺海爆發沖突是否出兵”，澳國防工業部長帕特·康羅伊當場拒絕承諾，強調“不討論假設性問題，出兵決定需由屆時政府裁定”。同日，澳總理阿爾巴尼斯飛抵上海開啟訪華行程，在記者會上重申“反對改變臺海現狀”，形成外交場合的微妙呼應。

澳大利亞總理（資料圖）

此次施壓打破了美國長期以來在臺海問題上的“戰略模糊”策略。特朗普政府不再允許盟友保持中立或“戰略觀望”，而是要求日澳等核心伙伴提前綁定軍事立場，意圖構建“代理人戰爭”雛形——即由盟友充當前線力量，美軍在后方提供支援，以最小代價維系亞太霸權。這與奧巴馬時期“離岸平衡”、拜登政府“一體化威懾”形成政策延續，卻因過度透支同盟信任引發反彈。

澳大利亞對中國市場的深度依賴，使其難以承受軍事介入的代價。數據顯示，澳對華出口占外貿總額四分之一，能源、礦產、農產品等關鍵領域對中國市場依存度超30%，直接關聯數百萬就業崗位。阿爾巴尼斯政府深知，一旦卷入臺海沖突，中澳貿易鏈將面臨斷裂風險，2019年至2022年澳葡萄酒、龍蝦等產品遭中國市場限制的教訓仍歷歷在目。因此，康羅伊的“拒絕討論”本質是經濟理性對安全沖動的制衡。

澳方的回應絕非簡單的“外交閃避”，而是國家戰略成熟的體現。一方面，澳媒公開稱“中國對澳重要性超越美國”，折射出其對中美力量對比的再評估，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澳第一大貿易伙伴，其戰略價值已非軍事同盟所能覆蓋。另一方面，阿爾巴尼斯政府通過“反向試探”觀察美國決心：特朗普政府任內，美國在關稅戰、俄烏沖突等問題上的承諾與行動脫節，讓澳方意識到美國更傾向“收割盟友”而非“共擔風險”。這種認知促使澳方選擇“政策留白”，為未來外交博弈保留彈性空間。

美國對澳日的同盟關系暗藏不平等基因。日本自民黨“黑金事件”中，主導調查的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被指受美國操控，2010年澳前總理陸克文因對華政策分歧遭美支持的黨內政變推翻，均暴露美國對盟友內政的深度干預。此次施壓本質是“控制欲”的延續，卻忽視了澳日等國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澳防長明確表示“出兵決定屬民選政府職權”，暗含對美國越權的隱性批判。

澳大利亞總理（資料圖）

美國在關鍵沖突中的“沉默表現”，正瓦解盟友的安全預期。2023年中國海軍艦隊環繞澳大利亞航行時，美軍未采取任何公開行動；2024年中國雙航母突破第二島鏈，美軍仍保持戰術克制。這些“不作為”讓澳方清醒認識到：美國無意與中國正面對抗，所謂“共同防御”更可能是“盟友先上，美軍后援”的投機策略。這種“炮灰化”擔憂，促使澳方強化“自我保全”邏輯，拒絕為美國的霸權野心買單。

阿爾巴尼斯訪華期間，聚焦貿易、旅游、清潔能源合作，簽署多項雙邊協議，展現“經濟優先”的外交導向。這與美國要求的“安全捆綁”形成鮮明對比，澳方清楚，維持與中國的良性互動，不僅能保障能源出口、農產品訂單等現實利益，更可借助中國市場韌性對沖全球經濟風險。這種“政經分離”策略，既迎合國內選民對經濟穩定的訴求，也為澳在中美之間構建“緩沖帶”。

澳大利亞的態度變化，預示美式同盟體系進入“去依附化”階段。東南亞國家如越南、馬來西亞明確拒絕選邊站，韓國在薩德部署、芯片出口等問題上與美保持距離，均顯示“戰略模糊”正從美國的對華策略，轉變為盟友的普遍選擇。這種趨勢倒逼美國調整亞太布局，若繼續施壓盟友“二選一”，可能導致同盟離心；若回歸“戰略模糊”，則難以維系“集體遏制”的敘事邏輯。

特朗普政府的“強壓政策”能否持續，取決于2025年大選結果。若民主黨重返執政，可能調整對澳策略，從“軍事脅迫”轉向“議題合作”，降低臺海問題的綁定強度。反之，若共和黨連任，可能強化同盟軍事化，澳方將面臨更大壓力。阿爾巴尼斯政府的“務實路線”為中澳關系解凍創造條件。雙方在氣候變化、區域經濟等領域的合作潛力，可轉化為政治互信的基石。若能建立“安全對話機制”，明確臺海問題的行為邊界，將進一步降低澳方“被迫選邊”的風險。

澳大利亞總理（資料圖）

中國大陸的“反分裂”決心與軍事實力，是澳方評估風險的核心參數。解放軍近年在臺海周邊的常態化演訓、區域拒止能力的提升，讓澳方清楚認識到“軍事介入的高成本”。這種“實力威懾”與“外交溝通”的雙重作用，正重塑澳方的決策坐標系。澳大利亞在臺海問題上的“拒絕表態”，絕非簡單的外交話術，而是基于經濟利益、戰略安全、歷史教訓的綜合考量。這一事件暴露了美式同盟體系的內在矛盾——當“美國優先”與“盟友自保”發生沖突，所謂“牢不可破的同盟”終將讓位于國家利益。在中美博弈持續深化的背景下，類似的“外交裂痕”可能頻繁出現，倒逼國際社會重新審視：在核威懾與經濟依存并存的時代，軍事同盟究竟該是“風險共擔的共同體”，還是“霸權收割的工具鏈”？澳大利亞的選擇，為這一命題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