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2021年8月的《小康》雜志，特意提及日本文豪芥川龍之介“也曾來杭州喝過茶”，字里行間透著對本土文化輸出的自豪。不錯，這位以《羅生門》聞名世界的作家，確于1921年以《大阪每日新聞》視察員身份開啟中國之旅，足跡遍及上海、杭州、蘇州、南京等地，歸國后陸續發表《上海游記》《江南游記》等作品。其筆下不僅詳述杭州飲茶場景，更以茶為棱鏡，折射出對中國的多維觀察。

盛夏之日，我翻閱《芥川龍之介全集》（山東文藝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重審芥川龍之介的“中國游記”，勾稽其中“中國茶”相關內容，發現了兩重意涵：一是他作為異鄉人的“茶景”速寫，二是他作為文化觀察者的“茶觀”投射——后者實為理解其整體中國認知的關鍵切片。

在《上海游記》中，芥川龍之介對“湖心亭”的失望頗具代表性。這個被賦予詩意的名字背后，是“隨時可能倒塌的破舊茶館”與“浮滿藍藻的池水”，而更令他震驚的，是“中國人悠悠然向池中撒尿”的場景。在他看來，這一行為是“對古老大國的辛辣諷刺”。這種將個體行為上升至國家象征的思維，既顯露出日本知識分子對“文明”標準的預設，也暗含對舊中國“衰敗”的想象。

芥川龍之介在上海城隍廟茶館的體驗則更具戲劇性。本欲尋一處靜謐，卻被“云雀、白眼鳥、文鳥、鸚鵡”的鳴叫裹挾，最終“逃跑似的奔出”。這種對“喧鬧”的抗拒，折射出芥川對“秩序”的偏好——與他筆下北京茶館“男女隔圓木而坐”的“形式主義”批評，形成微妙呼應。

中國茶館的“多功能性”同樣引發芥川龍之介的注意：上海“青蓮閣”黃昏時妓女云集，揚州“綠楊村”茶客圍桌望河的“太平景象”，北京“同樂茶園”戲院的“邋遢”，均被他納入觀察視野。這些描述既記錄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市井生態，也隱含著他對“傳統”與“現代”的矛盾認知——他既驚嘆于揚州茶館的古意，又對上海茶館的“混雜”感到不適。

值得玩味的是，芥川龍之介對“茶”本身的體驗并不是全然負面的。杭州火車上的“野蠻話”與茶香交織，靈隱寺和尚“送茶不白吃”的直白，揚州高洲力薦的“決明子茶”，乃至北京臨時茶室里“呷中國茶兩小時”的沉浸，都透露出他對中國日常飲茶文化的接納。這種接納與批判并存的態度，恰是其“中國茶觀”的復雜所在。

在我看來，芥川龍之介的“中國茶館觀”，本質上是20世紀初日本知識分子“他者”視角的典型投射。其觀察既包含著對異質文化的好奇，也暗含著“文明等級論”的潛意識框架。如果要說得更具體一些，我以為有三大特征：

第一特征，“顯微鏡”式的細節捕捉與象征化解讀。芥川龍之介擅長把具體場景升華為文化符號。上?！昂耐ぁ钡娜瞿驁鼍埃凰x為“古老帝國衰敗的象征”；北京茶館的“男女隔木”制度，則被歸為“形式主義徹底化”。這種“以小見大”的敘事策略，雖然生動卻也容易陷入片面——他忽略了上海茶館養鳥習俗背后的市民文化活力，也未深究“男女分席”可能蘊含的傳統倫理邏輯。

第二特征，對“混雜性”的矛盾態度。芥川龍之介既記錄中國茶館的多元功能（妓院、戲院、社交場），又表現出對“秩序失范”的隱憂。上海“青蓮閣”的妓女云集、揚州茶館的“風流”命名，在他筆下成為“傳統墮落”的注腳；而北京茶室里“浮世繪”般的眾生相，又讓他產生“身處中國”的真實感。這種矛盾折射出日本知識分子對“傳統中國”的想象困境——既渴望看到純粹的“古意”，又因現實與想象的落差而困惑。

第三特征，茶作為“文化接口”的雙重功能。芥川龍之介通過飲茶實踐完成對中國的“接入”：在杭州火車上與友人“邊喝茶邊講野蠻話”，在揚州與高洲討論決明子茶的功效，在北京茶室觀察市井百態。茶既是日常生活的媒介，也是文化理解的橋梁。然而，他對“茶”本身的關注（如玫瑰茶、決明子茶）遠少于對“飲茶場景”的觀察，這暗示其興趣更在于通過茶館解剖中國社會，而非深入茶文化內涵。

作為1920年代的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中國觀察不可避免受限于時代語境。他對“衛生”“秩序”的強調，暗合日本明治維新后對“文明”的定義；對“形式主義”的批評，則隱含對“實用主義”的潛在推崇。這種視角雖提供了珍貴的歷史切片，卻也遮蔽了中國茶館文化中“包容性”“社區性”等深層價值。

可以這樣說，芥川龍之介的“中國茶館觀”，本質是一場“帶著預設的相遇”。他以茶為鏡，既照見中國社會的真實面相，也映出自身文化立場的投影。這種觀察的局限性，恰恰提醒后人：理解異質文化，需超越“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二元框架，在茶香氤氳中，尋找更平等的對話可能。（2025年7月18日寫于千葉豐樂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