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那位從小生活優渥的大小姐，家里冰箱上裝了個攝像頭。起初大伙兒都覺得這舉動挺新鮮，總說有錢人家的生活就是和普通人不一樣，后來才慢慢知曉，這背后藏著的故事。

幾年前有本雜志對她做過采訪，問她這輩子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她只說了三個字：“還活著。”記者又問，那希望以怎樣的方式離開呢？她回答得很直接：“任何時候都可以，現在就沒了我也愿意。”最后問她最看不起的人是誰，她低頭思索片刻，說是自己。

當時不少人覺得好笑，覺得生來就擁有一切的人，不愁吃穿，凈說些不著邊際的話，直到漸漸了解她的生活經歷，才明白這些話的分量，這哪是隨口說說，分明是心里積壓了太多事情，才熬出這樣的感慨。

1996年她才14歲，一個人拖著行李箱去了美國，身邊跟著一個叫杜建英的女人。說是父親派來照顧她的，可這位杜建英是父親公司的員工，比她父親小二十多歲。

到了美國沒多久，杜建英就生了個兒子，之后的十年里，又添了兩個孩子。這三個孩子的英文名都帶有字母J，而她自己的英文名是Kelly，公司里有人私下議論，說這就像是三個J圍著一個K。

更讓人覺得奇怪的是，杜建英在公司領取的工資，單據上寫的是給她的監護費。一個小姑娘，在國外看著父親的情人帶著同父異母的弟弟妹妹，用著本應屬于自己的生活費，心里該是什么感受？換成咱們普通人，恐怕夜里都難以安睡。

等她留學回來，家里的情況變得更加復雜。父親和母親早就離婚了，杜建英在公司里權力很大，母親卻被調到了管理倉庫的部門。家里的長輩也很偏心，把杜建英的兒子當成寶貝，見到她，連句親切的話都沒有。

爺爺去世的時候，按道理該由她這個長孫女捧骨灰盒，結果卻是杜建英的兒子去捧，她連殯儀館的門都沒能進去，對方說“女眷不方便”。她就站在門口，看著那個比自己小十歲的男孩，后面跟著父親和杜建英，那一刻，心里估計像被針扎一樣，自己反倒像個外人。

她的親叔叔行為更讓人不解，嘴上罵她自私、不認親戚，轉頭就和杜建英合伙開了家公司，賣的產品和娃哈哈的AD鈣奶相似，明顯是在搶占市場。有人勸她，都是一家人，別太計較。她聽了只是冷笑，一家人？那他們把我媽擠到倉庫的時候，怎么不說一家人？

2020年的時候，她聽說父親要修改遺囑，當時就急了，把手機都摔了，自己鎖在辦公室里，不吃飯也不喝水。就這么硬撐著，直到身體實在撐不住了，父親才做出讓步，寫了份文件，說明國外的資產都歸她，其他孩子沒有權利主張。她拿著那份文件出來的時候，人瘦得仿佛一陣風就能吹倒，但眼神卻讓人不敢輕視。

她開始管理公司后，對杜建英可沒什么情面可講。先是關停了杜建英負責的十幾條生產線，后來查賬時，發現杜建英那邊有人多報費用，直接報了警，讓相關人員接受處理。有一次開會，杜建英小聲說公司要被她搞垮了，結果第二天，就被移出了所有高管群。有人說她太較真，但想想她以前受的那些委屈，也就不難理解了。

現在她的日子也不好過。杜建英那邊的三個孩子，拿著在美國的出生證明，要求分割家產。杜建英也放話，不給她兒子股份，就毀掉娃哈哈。她的母親也幫不上什么忙，打電話來也只是勸她別太累。她叔叔的那家公司，生意還不錯，上電視采訪時，還說要打破他們家的市場壟斷。

她身邊的人換得很頻繁，司機、保姆，有時候三天就換一個。有位工作了很久的老員工說，她每換一次人，眼里的防備就多一分。家里的保潔阿姨說，有次收拾房間，看到她枕頭底下壓著那份遺囑，紙張都已經磨破了邊。

網上對此議論紛紛，有人說她心狠，更多人覺得，換成自己，可能會比她更加謹慎。前陣子有人拍到她半夜從公司出來，手里拿著一瓶AD鈣奶，一邊走一邊喝，仔細一看，臉上帶著淚痕。

家里冰箱上的攝像頭還在那里，觀察著里面東西的保質期，也仿佛在見證她一路走來的歷程。那些覺得她想法極端的人，哪里知道她經歷了什么。

在那樣的環境里，想好好生活，不多加留意不行，態度強硬些也是沒辦法的事。那句“還活著”，哪里是消極啊，那是她在一堆煩心事中，努力撐過來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