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編輯部 |keva電影折射時代。

【時光聚焦】第12期

2025中國電影導演之夜當晚，全程最矚目的年度導演榮譽頒給了管虎（《狗陣》），評委會特別榮譽導演授予了萬瑪才旦（《雪豹》）。

頒獎正式開始之前，中國電影導演協會會長賈樟柯介紹，電影導演協會會員超過500個，且每年都在納新。導協是全體中國導演的大家庭，青年導演會在這個大家庭里得到培養和呵護。大家并肩往前，路會走得容易一點。

而對于青年創作者來說，加入導協之前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成為一個導演，如何拍出第一部電影長片。

30年前，賈樟柯一邊當編劇槍手賺錢，一邊向朋友集資，甚至允許演員“帶資進組”，集多方之力拍了短片《小山回家》，獲得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故事片金獎后，開始被投資方注意。

90年代中期，就拿著投資方給的20萬拍了《小武》。《小武》在國際影壇大放異彩，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他拍戲的資金困擾。從《小武》《站臺》《三峽好人》再到《天注定》《山河故人》《江湖兒女》和《風流一代》，賈樟柯的路相較很多導演來說，算是走得非常順暢了。

轉眼30年過去，汾陽小子已經蛻變成了中國導演協會會長，站在新的高度，幫助青年導演成長。2025青蔥影展期間，時光網與賈樟柯進行了一次深談。回望過去30年的創作生涯，賈樟柯坦言，籌集創作資金相對容易，但還是會遇到其他問題。

時過境遷，懷揣電影夢的青年導演依然一波接一波涌現，只是當下的機遇與挑戰不同往昔。賈樟柯的幸運，很難復制了。

拍出第一部電影

賈樟柯愛上電影，是因為看了陳凱歌導演的《黃土地》。片子里的黃土地，和他山西老家的氣息相通。那種熟悉的、帶著詩意的表達，擊中了他。看完這部電影，賈樟柯就萌生了當導演的念頭。后來，他考進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和幾個同學組了個“實驗電影小組”，互相交換好不容易弄來的錄像帶，他們一起看阿巴斯，一起看蔡明亮，深受世界各地電影的滋養。

上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持續騰飛，人口開始流動，一批又一批農民工從村莊進入城市生活。彼時北京三環的路還沒有建好，很多農民工就在邊上搭起了臨時的房子。賈樟柯寫的第一個劇本《小山回家》，靈感正來自于校門口的農民工。他寫了一個河南廚師，想在春節前找個老鄉一起回家，通過他串起北京形形色色的人，帶出底層人民在北京的生存狀態。

劇本寫完之后，在同學里反響不錯，大家決定拍出來。七拼八湊，弄來了兩萬塊。拍攝設備都是借來的。組里有個制片系的同學，父親在報社工作，所以劇組從報社借來了攝像機。錄音設備則是賈樟柯向學校老師“哭訴”來的。《小山回家》拍了七天，劇組外號叫“蛋炒飯劇組”。因為拍攝工作總在深夜結束，食堂關門了，同學們只能一人點一份蛋炒飯填肚子，名字就這么叫開了。劇組資金短缺，拍完，賈樟柯又到處“蹭”機房，斷斷續續剪完了這部短片。

短片“首映”是在賈樟柯宿舍搞的，放了一半，同學們紛紛“離場”。賈樟柯覺得“打擊很大”，好在同劇組同學沒放棄，把它送到了香港參加影展。《小山回家》最終斬獲了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故事片金獎，為賈樟柯叩開了長片拍攝的大門。

一個青年導演完成蛻變的第一步，是拍出第一部電影。而從短片到長片，是很多導演需要經歷的過程。如何設計分鏡頭？如何設置機位？推拉搖移還是固定鏡頭？每一個問題都很具體，很細節。賈樟柯說，年輕的時候，他也是通過拍攝短片來獲得相對完整的創作經驗。很多工作方法，都是在短片中完成自我訓練的。所以拍第一部電影的時候，基本已經能做到心中有數。

在《小山回家》中展現出的潛力，讓賈樟柯在90年代就獲得20萬的資金支持，開拍第一部電影《小武》。20萬在當時算是一筆巨款了。但用來拍一部90分鐘的膠片電影，還是有點捉襟見肘。緊湊的預算讓賈樟柯只能夠按3:1的比例去買膠片。3:1的意思是，平均每個鏡頭只能拍三條，拍到第四條就超支了。賈樟柯還記得去柯達公司訂膠片的情景：“因為買的尺數太少了，跟負責人聊天的時候，對方以為我在拍短片，我說我要拍長片，他驚呆了。”負責人沉默了一會，然后私人送了5本膠片，一本可以拍10分鐘，等給賈樟柯多送了50分鐘拍攝量。”

《小武》講的是生活在中部縣城的梁小武在接連失去友情、愛情和親情后，最終還失去自由的故事。這部電影深刻承載著賈樟柯對那個變革時代的觀察與感受。拍攝過程充滿艱辛，拍到最后一個鏡頭，膠片還是不夠用，最后只拍了2條，就匆匆完成了整部電影的拍攝。回望這段經歷，賈樟柯覺得有些感慨。

好在，結局是令人驚喜的。《小武》在柏林大放異彩，賈樟柯自此被國際影壇注意。“從《小武》開始到現在，資金上都沒有太大困擾了。”接受時光網專訪時，賈樟柯坦言找錢拍電影不是他的難題，但電影創作，難就難在遠不止需要解決資金問題。

深挖想拍的故事

“具體的困難是創作的困難，這是別人幫不了你的。”賈樟柯坦言，拍電影固然存在諸多現實阻礙，但最深層的難題在于，每一次創作都如同踏上未知的旅程。

回溯起時代帶來的沖擊，賈樟柯的記憶定格在20世紀90年代：“剛開始喜歡電影的時候，全國電影都快消失了，沒有太多的機會和可能。”

彼時，全國票房只有10億左右，影院凋零，許多中小城市甚至省會城市的電影院紛紛改成其他用途，放映終端幾近消失。電影制作主力是國有電影制片廠，民營電影公司剛剛嘗試破冰。“那個時候，成為導演是非常艱難的事情。”

賈樟柯一直強調自己是市場經濟的受益者，“如果不是市場經濟的自由化，可能成不了導演。”于是，見證了改革開放帶來的產業更迭，以及自由開放的社會氛圍之后，“變革”也構成了賈樟柯電影的鮮明主線。“創作靈感可能源于一個形象、一個事件、一段故事，甚至一個空間。我大多數的電影，都是想拍某類型的人，拍一類人的生存處境。”賈樟柯說道。

首作《小武》，鏡頭聚焦于縣城小偷。那個戴著黑框眼鏡、在拆遷瓦礫間茫然游走的邊緣人物身上，無論是稍顯笨拙的生存方式、還是對江湖道義的執拗，都精準刻畫出市場經濟狂潮下，個體尊嚴的失落與掙扎。小武在錄像廳反復觀看《英雄本色》，希望自己變成英雄的模樣，但最終卻難逃法網，在派出所“坦白從寬”的標語下，盡顯時代賦予人物的荒誕與悲涼。

《站臺》鏡頭對準縣城文工團員，尹瑞娟在空曠辦公室里的獨舞，那份寂寥與釋放，成為集體主義理想褪色、個體意識萌生的無聲儀式；

《三峽好人》深挖三峽大壩建設中普通移民的故事。韓三明千里尋妻，沈紅執著尋夫，他們隨身攜帶的“煙酒糖茶”本應象征喜慶團圓，實則浸透了離別的苦澀與無奈；

《山河故人》以時間為線索，勾勒出代際溝通的差異，當移民海外的張到樂逐漸忘記母語，來自山西老宅的鑰匙，便成了失落的文化基因最后的密碼。

賈樟柯坦言，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增加，經歷了年輕時無法想象的情感體驗后，關注的東西也在發生變化。“除了變革之外，會關注社會對人的影響，也會關注到人自身的變化”。

《天注定》聚焦四個來著中國不同地域的人，他們是時代微塵的注腳，微塵交錯相遇，又要各自面對生活的憂傷。賈樟柯覺得這是他拍過最難的電影，“將社會事件跟傳統敘述形成美學連接，既要書寫現實處境，又要與中國敘事經驗結合，是一次相當大的挑戰。”

去年上映的《風流一代》，更是他用22年完成的影像實驗。巧巧從千禧年喧囂的迪斯科舞廳一路走到5G時代霧霾籠罩的街頭，成為了中國劇烈流動變遷的活體標本，也融匯了賈樟柯對周圍世界的感知。

“俱往矣，不回頭。”《風流一代》上映時，賈樟柯還是有些感慨。他將生命各個階段的體驗，投射到了電影創作中去了。

他接下來的兩部新片：一部預計11月開機，是公路游記電影；另一部講述當代故事，暫未確定拍攝檔期。

擱置數年的武俠電影《在清朝》即將重啟。該項目原定于2020年搭景，后因疫情中斷。賈樟柯談及重啟難度時提到：“一個很大的項目擱置一段時間后重新啟動，不單單是錢的問題，還有心理準備的問題，以及演員的問題。過去十幾年發生了很多變化，目標演員年紀狀態也在發生變化，現在主要的演員都重新鎖定了。”

面對近年武俠電影的沉寂，賈樟柯強調的是，找到新的獨特的方法，給這種類型片帶來變革，讓觀眾覺得新鮮，繼而走進電影院。他并不擔憂觀眾對某種類型電影產生排斥情緒，而更“想把最想拍的東西拍出來，且努力把電影拍好，不要認為某個類型電影被觀眾遺忘了。”

尋找上升的通道

跟賈樟柯剛剛入行時相比，電影行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年度票房從30年前的10億一度躍升至600億，銀幕數量突破8萬塊。各類電影節展的創投項目、各式各樣的青年影人扶持項目不斷涌現。導協牽頭的青蔥計劃，也來到了第九年。入圍十強的導演會進入創作訓練營，獲前輩導演指點；五強項目更會獲得青年導演扶持金，用于開發自己的電影長片。

眼見青年導演的上升通道越拓越寬了，一個看似矛盾的現實卻是，很多青年導演慨嘆，入行反而比前輩們更難了。

究其困境，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在整體經濟環境不算明朗的當下，融資艱難，啟動項目的原始資本難以獲取；此外，青年創作者的思維面臨局限性。即使創投遍地開花，但許多年輕導演在題材與表達缺乏新鮮感與獨特性，因而難得獲得投資。

面對青年導演的困局，賈樟柯的態度沉著又冷靜。他指出，“每個年代都會碰到市場不太好的時候，每個時代都有會沖擊年輕人內心的感受，年輕導演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那就是對社會的高敏感度。年輕創作者應該將觀察到的社會運行狀態融入到創作中”。賈樟柯無意將困局的根源簡單歸咎為時代或環境的嚴苛，而覺得“不同年代都有不同的問題。”

青年導演還是應該努力地創作。如果因為創作同質化或不及格而在創投或扶持計劃中得不到認可，“我不把這個叫做困難”，賈樟柯直言，這是創作者個人問題。創作個體的困難，終究需個體去解決。操作上的革新，業務能力的提升，這是創作者永恒的課題。即便身處“隨便能找到錢拍電影”的理想年代，那屬于創作本身的挑戰，如何表達、表達什么，依然橫亙在前。

就中國電影的發展而言，賈樟柯覺得年輕導演沒有斷代。他列舉《河邊的錯誤》導演魏書鈞、《小白船》導演耿子涵。這些青年導演在藝術與人文維度上“是有進步的，是非常優秀的”。

與賈樟柯依靠《小武》開始闖蕩國際影壇的軌跡相似，《河邊的錯誤》導演魏書鈞和《小白船》導演耿子涵也于近兩年的戛納電影節亮相，從而收獲了更多關注。

談及入圍國際電影節之于青年導演的價值，賈樟柯表示：參加國際電影展主要的收獲不是獲獎，也不是與其他國家完成電影交易，“這些都是現實的好處，但更主要的是獲得創作上的啟發，獲得引領青年導演貼近世界電影思考的引力。”

他打了個精準的比喻：“現在流行AI，如果你悶頭做，可能會自認不錯。但如果踏入一個國際AI會場，看到其他人技術更高，目標感可能頓時就會不同了，你會想要接近、要超越，要領跑.......”

國際影展正是如此鍛造青年導演的，它重塑著創作者對自我的要求與視野的邊界。

接受市場的審視和作品的遺憾

兩年前，耿子涵首部長片《小白船》入圍了第7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作為第五屆青蔥計劃五強之一，該項目在2019年開始萌芽，歷經六年孵化，終于登上銀幕。

不過戛納的光環未能轉化為票房的回響，上映半個月的《小白船》票房艱難突破80萬。光環背后的耿子涵正在接受市場審視。面對冷峻的現實，她在接受時光網采訪時坦言，“路很難走”。

《小白船》聚焦15歲女孩劉嫻的孤獨，描繪了她被充滿活力的朝鮮族女孩金明美所吸引時產生的微妙情愫。“沒有宏大的敘事，也沒有強烈的轉折”，耿子涵將鏡頭對準青春期難以言傳的悸動，放大了兩個女孩在友情之上的復雜情感。這部電影的誕生，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

主演周美君和黃子琪都是耿子涵的朋友，一直以來都是友情支持。項目進入青蔥計劃十強時，編劇工坊導師薛曉璐導演曾提出修改建議，開頭和結尾都經歷了調整，突出了劉嫻的成長性。從短片到長片的階段，《小白船》又獲得了青蔥計劃的100萬獎金以及梁靜公司的投資，得以繼續孵化。相比其他青年導演，耿子涵能拍完這部電影并見證它上映，已經非常幸運了。

《小白船》之所以收獲外界的關注，是因為兩年前在戛納亮相。耿子涵透露，戛納之前，她也沖擊過柏林電影節，最終未能入圍，入圍戛納于她而言是“意外之喜”。

彼時，電影入圍戛納為她帶來了密集的關注，微信被各種添加請求塞滿，采訪和品牌邀約接踵而來，“有種被簇擁的感覺”，回望那段時光，耿子涵形容“像突然到了一個光鮮亮麗的舞臺，還沒來及反應過來。”業界的目光聚焦在一個初出茅廬的導演身上，那段時間，她認識了很多很多人。但到最后，她發現，電影的路還是要自己去走，創作的路還是要自己去走。

《小白船》的投資幾乎全部投入制作，宣發費用少之又少，耿子涵自掏腰包墊了一些，制片人鄭菁親自下場主持首映，電影最終還是以近乎“裸宣”的姿態登陸院線。

“到了這個階段，我很被動了，有些事情已經不以意志為轉移”。耿子涵表示，宣發沒有找到另外的投資商，她原本對這部“裸宣”電影的票房憧憬只有5萬，80萬已經超出了她的預期。沒有收回成本會固然會有些遺憾，但《小白船》還是讓她擁有了“一個很好的開始”。

青年導演曲折的經歷從來不是孤例。難以籌募資金拍攝，拍攝完成后沒錢做后期，做完后期后難以上映，能上映了沒錢宣發，沒有排片，進入市場后成績欠佳......這都是當下的電影創作者，尤其是青年創作者普遍面臨的困境。

電影行業越來越不景氣，青年影人這時候入行是否還算明智？

“一方面，現在的經濟環境下，入哪一行都不容易。沒有哪個行業是躺著賺錢、很輕松的。每個項目都有自己的命運，再難的環境下都會有成功的作品，就看那一個是不是你。

另一方面，現在大家不愿意進電影院的原因有很多，有一種原因也許是，電影多樣性不夠，如果電影行業想長遠發展，青年導演需要創造更多可能。”耿子涵的答案帶著辯證的思考，她說自己不想扭頭就去拍商業片，還想走作者導演這條路，“路很難走，但總得有人走”。

在資本退潮，行業低迷的時代里，青年導演上升的通道或許從未平坦，但它存在本身，就召喚著每一代不甘沉默的靈魂。年輕導演扎根市場浪潮中，如同青蔥盤踞巖石裂縫里，迎風擊碎困難，才能往上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