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虹 | 南京大學管理學院

【導讀】近日，百度高管謝某的女兒因追星對數位素人進行“開盒”（曝光賬號背后的真人信息）辱罵的事件引發公眾關注。女兒曾發布一張在職證明，稱父親月收入22萬元，而隨后謝某的道歉也被網友質疑“輕飄飄”、帶著“居高臨下的傲慢”。這是繼“北極鯰魚”、周某朋友圈炫富之后，又一富二代“失格”的現象。那么背后隱藏的心理動機究竟是什么？

本文指出，收入、聲望、權力等社會資源的不斷重組，導致中國社會發生了幾乎席卷所有社會成員的、波及面最廣的社會流動，人們的社會身份與階層地位發生急劇變動。歷史上，輕商傳統曾導致富人“經濟地位高、社會聲望低”的尷尬境地；現如今，有著昂貴符號價值的奢侈品，恰如其分地迎合了先富階層彰顯社會地位的迫切需求。

本文指出，當“新富”穩固下來，富二代已經強勢登場，精英的循環機制正在形成，社會流動的上升通道愈發狹窄。與此同時，炫富所卷入的人群，并不是通常認為的有閑階層，中產甚至貧困群體都裹挾其中。作者認為，跨越圈層的競相炫富，有著一種隱蔽的心理動機：為了把自己與其他熱衷于炫耀性消費的中產相區別，新富們不斷升級消費，以保持不可逾越的社會距離，同時借此獲取和鞏固人際圈層，以實現所謂“強強合作”。

作者指出，只要社會結構轉型沒有最終完成，社會身份流動還在繼續，炫富即便可能從奢侈品消費，轉向更低調隱蔽的方式，但無法終結。懸浮在人們心頭的、因認同和地位焦慮而生的行為乖張，需要我們用更多的時間來徹底治愈。

本文原載《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原題為《中國式炫富：身份彰顯或地位恐慌》，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中國式炫富: 身份彰顯或地位恐慌

中國社會獨特且急劇的社會轉型過程，產生了諸多令人驚愕、眩暈、費解的社會心態，其中“炫富”和“仇富”兩極對峙且并存不悖的心態，或明或暗地普遍同時存在各個社會階層之中。中國式炫富，并非像凡勃倫所描述的19世紀歐美工業社會轉型時期，僅限于有閑階層內部展開的金錢競賽，中國的中產階級甚至貧困階層均裹挾其中，無一幸免。其實，雖然“仇富”是社會最尖銳、最喧囂的社會輿論，然而窮人仇富戾氣隱藏不住“嫌貧”心結與自卑，于是時常生出有錢后的種種炫富想象。

與窮人白日夢且無厘頭的炫富想象不同，中高收入階層的炫富手段聚焦在奢侈品消費領域。一文不名、雖有些姿色但絕談不上國色天香的郭美美，只因在網絡曬自己“住大別墅、開瑪莎拉蒂、拿香奈爾手包”的照片，一夜爆紅并瞬間引爆網民，導致群情洶涌。對于一個只求一夜成名的少女，各種奢靡之品包裹的身體，比赤身裸體更能奪人眼球。奢侈品的消費狂歡，無疑是中國人最典型的炫富儀式和集體表演，有時它最大的舞臺甚至在巴黎、倫敦或紐約街頭。千禧年來遇到春節或其他節日，外國主流媒體最熱衷報道的不是關于中國年的文化與民俗，而是癡迷的中國消費者如何橫掃歐美市場，把紐約第五大道、巴黎香榭麗舍大街或東京銀座的奢侈品貨架購買一空的“豪邁”事件。2012年，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2013年更是超過1000億美元，中國竟買走了全球47%的奢侈品。

從一個物盡其用甚至終日為糊口忙碌的節儉社會，一躍成為奢侈品消費大國，這也是近30年來令人驚嘆的中國景觀之一。中國人的奢侈品消費無論從消費的群體特征還是消費行為來看，均有別于其他國家。如，“一億總中流”即“全民中產”的社會結構是日本成為奢侈品消費大國的社會基礎，而中國則是未富先奢。歐美、日本的奢侈品消費群體集中在40歲到70歲的高收入階層，而中國奢侈品消費者的年齡則大多在二三十歲，還包括了相當比例的中低收入的大城市普通白領。他們原本已承受大城市巨大的生活成本，依然要省吃儉用，攢出半年的生活費購買一件最新款的天梭腕表或iPhone手機。在北上廣，到處都是拎著香奈爾手袋擠公共汽車上班的年輕女孩，以及吃盒飯卻身穿阿瑪尼的男“白領”。無論在哪個國家，官員群體的奢侈消費行為都會帶來極高的政治風險，但唯獨中國官員對奢侈品的迷戀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比如，原南京市江寧區房管局局長周久耕戴的是10多萬元的江詩丹頓手表、抽的是“九五至尊”的天價煙；視察嚴重車禍現場依舊頻露微笑的原陜西省安監局局長揚達才先后戴過11塊世界名表；原四川省雙流縣副縣長廖維忠則穿著價格高達6000元的“菲拉格慕”皮鞋視察工作。炫耀性商品已然成為網民“人肉”腐敗官員的重要線索，上述幾位“炫富”官員也無一不因此翻身落馬。“標簽迷戀”、“從眾迷失”、“不可理喻”成為國外媒體對中國式奢侈品消費狂熱的主流形容詞。

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農耕文化背景下，“不露富”，幾千年來一直是中國人的普遍心理，那么，當下以迷戀奢侈品符號消費為典型特征的中國式炫富，背后隱藏的心理動機究竟是什么？

炫耀消費或曰“凡勃倫效應”，遠在100年前凡勃倫發表《有閑階級論》之前就存在。據人類學家的研究：早在古代社會“夸富宴”就成為部落首領的競選儀式，誰家年底能拿出最豐盛的食物宴請部落成員，誰就勝出。伴隨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炫耀消費從食品到金銀珠寶、希罕器物，一直演化到今天的品牌奢侈品，表現形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隱藏其后的社會動機卻始終如一，那就是對高社會地位的追求與固守。消費社會中人與物的關系直指人與人的關系，換句話說，“物的體系”就是社會等級的編碼系統，“消費的過程就是不斷地吸收符號及被符號吸收的過程”，符號消費成為一種集體意識，人們統統沉浸在對符號的凝視中。進入品牌時代的奢侈品，其符號代表了與之相對應的高社會階層與地位、優越的生活方式和品位，賦予了消費同一品牌的個人和群體所共同追求的價值與意義。從物品的使用功能來看，奢侈品無疑是“錢多人傻的虛無之物”，然而奢侈品的實質是個人身份和社會地位的象征，具有“昂貴的符號價值”，其符號所彰顯的地位與身份具有豐厚的社會資本的意義，這才是奢侈品最重要的屬性。簡而言之，奢侈品牌最重要的意義在于：我買了你買不起的東西，我和你就不是一個社會類別的人。

正如凡勃倫所論述的那樣，19世紀的上流社會，通過表現自己的有閑和浪費性消費，來夸耀自己的財富，確立自己有別于勞工階層的高社會地位，而“占有了財富就贏得了榮譽，這是一種招致嫉恨的卓爾不群。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能夠與財富的消費相匹敵，與任何能夠想象出的刺激你去占有的動機相匹敵，尤其是與刺激你積累財富的動機相匹敵”。

當我們知曉過度消費，尤其是作為社會分類意義的奢侈品消費所具有的地位標簽功能時，就不難解讀當下中國各社會階層的癡迷炫富的集體情結，即通過炫富彰顯身份（或彌補身份之不足）、獲得社會認同，從而降低社會地位不確定性帶來的心理恐慌。作為中國式炫富的主體——新富階層，無疑是奢侈品消費的始作俑者。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后，一批市場經濟的弄潮兒，紛紛下海辦廠、經商成為先富者，由此，富人作為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才得以產生并不斷壯大。人類學認為，個體獲得更高社會身份，需要通過“過渡儀式”來實現，而符號消費行為正可以作為一種過渡儀式，成為身份轉換的一個重要步驟，消費者可以通過這一過程獲得更一致的自我認同或更符合自己期待的社會認同。有著昂貴符號價值的西方奢侈品，恰如其分地迎合了當年中國先富階層建構高社會地位的迫切需求，于是，炫耀財富成為了先富階層消解地位恐慌獲得社會認同最便捷的路徑。

今天富人名分早已確立，但是富裕階層的奢侈品消費為何沒有消停，反而品牌升級、越演越烈？乍看起來，新富階層的這種做法是違背常理的自我放縱，但背后卻有極強的目的性———就是要把自己跟窮人或社會地位低者相區別。炫耀性消費主要是為了炫耀財富，而不是滿足真實需求，其動機是謀求高社會地位的象征意義。因此，當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比如大都市的小白領，紛紛節衣縮食購買歐米茄入門款手表和LV基本款手袋時，真正的富人就必須購買價格昂貴到中產階級踮腳也夠不到的高級定制和限量版。進一步說，人們之所以熱衷于炫耀性消費，是因為它還能夠增加自己的財富。借助奢侈品消費所表達的象征符號，人們容易認清自己要交往的對象，從而建立資源優化的人際圈層，以實現所謂“強強合作”，獲得更多的財富與社會資源。甚至從事性服務業的女性，其收入與其姿色和技藝的關系，也遠不如與“炫富”的關系來得緊密，這就是為什么郭美美能夠通過“炫富”抬高“肉身”的價格。簡言之，新富階層總是一方面通過不斷升級的奢侈消費，試圖和其他社會階層劃上一道清晰的社會邊界，并和他們保持不可逾越的社會距離；同時也通過消費同一符號體系的奢侈品獲得群體內部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借以撫慰自己“飄忽不定”的靈魂和建構獲取更多社會資源的人際圈層。

新富階層的崛起，尤其是他們的充滿炫耀性的奢侈品消費，導致了全社會的羨慕、嫉妒、恨。伴隨改革開放，崛起的新富階層，則以財富作為社會地位向上挺進的引擎，憑借“亂花漸欲迷人眼”的炫耀消費，瞬間顛覆了“以窮為榮”的價值觀。先富階層與官員群體展開了社會地位資源的競爭和爭奪。奢侈品作為最華麗的尋租禮物，彌補了一些官員由于經濟地位旁落所帶來的失衡心態。其實，通過權力尋租，腐敗官員群體早已成為隱性富豪，他們迷戀奢侈品的程度絲毫不亞于企業家群體。在每一個貪官的腐敗軌跡中，一如“表哥”楊達才，或是東莞開豪車的鄉鎮干部林偉忠，我們都能輕易發現奢侈品華麗的魅影。個體總是根據某種分類規則和范疇而將他人或被他人置于社會地圖中的恰當位置上，此即心理學家所說的“認同”，而分類規則體現了分類者和被分類者之間的權力關系。一場社會地位的爭奪，圍繞炫富而層層推進：“我不但有權，而且還有錢”———這大概就是某些官員們一樣癡迷于奢侈品消費的內隱動機。

這場席卷所有社會階層的中國式炫富，究其原因是急劇社會轉型帶來的社會心理震蕩。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收入、聲望、權力等社會資源不斷被重組，導致中國社會發生了幾乎席卷所有社會成員的波及面最廣的社會流動，人們的社會身份與階層地位也隨之發生急劇的變動。30年對于人類歷史而言不過彈指一揮間，但對于當代中國人的個人生命史而言，卻發生了歐美人用300年才經歷完整的代際流動和社會身份變化。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中遭遇激蕩的身份變遷，帶來身份與認同的混亂是不言而喻的。市場經濟不但催生了新的富有階層，伴隨城市化與高等教育的普及同時還形成了可上可下、地位脆弱的中等收入群體；官員群體社會地位受到新富階層的挑戰，大款和大腕圍繞金錢和權力明斗暗戰。消費社會學的理論認為，消費認同是通往社會認同最直接的方式。作為最具符號價值與象征意義的奢侈品成為中國人地位獲得與身份認同的媒介，圍繞奢侈品消費而展開的中國式炫富，于是如火如荼地上演。

最后，我們還需要思考的問題是，中國式炫富何時終結？我們以為，只要社會結構轉型沒有最終完成，人們的社會身份流動還在繼續，作為標志身份與地位的奢侈品符號消費依舊就會大行其道；與此同時，一如凡勃倫所言，“這個社會沒有哪個階級———甚至包括最為貧困的一族———會斷絕日常的炫耀消費念頭”。今天，我們已經看到富二代的強勢登場，精英的循環機制正在形成，正常的社會流動的上升通道愈發狹窄，炫耀性的奢侈品符號消費或將被西方式的低調與隱蔽的奢侈生活方式所取代，彌漫全社會的中國式奢侈品狂歡終將曲終人散，但懸浮在中國人心頭因認同焦慮和地位恐慌而生的行為乖張，卻可能需要我們用更多的時間來徹底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