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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的一天，上海特刑法庭里，馮文岡正準備收起相機。

他是《大公報》的記者，那天奉命來拍一場公開審判。

整個過程很快，甚至有些倉促。

死刑判決一宣讀，法警立刻押人出庭。

可就在那一瞬間，被判死刑的王孝和，忽然回頭——不是看審判長，也不是看押他的士兵，而是在尋找某個人。

他臉上竟然還帶著笑意。

他下意識按下快門，拍下了那一瞬間。

等他回過神來，才順著王孝和的目光望去，才發現原來他是在找自己的妻子。

那一幕，說不出的沉重，也讓馮文岡第一次在現場掉了眼淚。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孝和那會兒二十四歲，上海人。

出生在虹口一個普通工人家庭。

他父親是船廠職工，母親做過紡織工，眼睛后來壞了，只能靠給人洗衣服糊口。

家里孩子多，能長大的不多。

他自己也說，能活下來，本身就不容易。

小時候家里窮得厲害，靠寧波同鄉會的資助才上了小學。

讀書很用功，成績也好。

可惜后來因為戰亂失了學，一家人逃到寧波投親。

也正是在那段日子，他認識了鄰居家的祁玉瑛。

兩人青梅竹馬，從小就被長輩定了娃娃親。

回到上海后，他考進了一所英文專科學院。

在那里接觸到一些共產主義的書，也認識了幾位地下工作的老師。

那時候他才十幾歲，但對社會的不公平已經有了很深的感受。

他讀到“人人平等”這四個字時，整個人都震了一下。

因為家境太差，他沒能讀完學業。

退學后進了發電廠做文員，白天掙錢養家，晚上做黨的地下工作。

他的小房間成了秘密印刷點。

那時候上海的地下黨活動極其危險，一不小心就是抓捕、刑訊，甚至槍斃。

他常常夜里接頭、傳遞情報，還要假裝打牌掩人耳目。

祁玉瑛那時候也來到了上海。

兩人本來已經寫信退了婚，但見面后話沒說幾句，兩人都改變了主意。

祁玉瑛是個新式女性，短發利落，性格溫和但果斷。

她很快就看出了丈夫的“打牌”并不簡單，雖然他從未明說，但她心里有數。

有一次，王孝和對她說：“有人來敲門，你在門口敲三下提醒我。”她問：“干嘛這么神神叨叨？”他笑了笑，“怕是抓賭的。”

她沒再追問。

當天晚上，她按他說的做了，后來才知道，那天有特務在附近查。

再后來，王孝和有一次送不出去情報，急得團團轉。

祁玉瑛看出他的焦慮，說：“我去買菜的時候順路送吧，沒人會查我這種人。”她真的去了，信藏在腰里，特務根本沒注意。

那次之后，她成了王孝和最信得過的聯絡員。

1947年，他們的女兒出生，取名佩琴。

日子雖苦，但有了孩子，一家三口的生活算是有了點光亮。

可時間不長，1948年夏天，局勢變了。

那年白色恐怖加劇，特務頻繁上門。

王孝和早就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

他寫信，收拾東西，甚至和妻子談了很多“以后”的打算。

他說：“實在不行，你去做奶媽。

小孩可以托母親帶。

日子難，就把衣柜也賣了。”

他還說了句：“要是你覺得合適的人，想改嫁也不是壞事，不要因為我一個人，把一輩子耽誤了。”

祁玉瑛聽完，哭著說：“你走吧，別留在上海了。

我知道他們要抓你。”

他說：“我走了，禍事更大。”

幾天后，他被捕了。

入獄之后，他們靠書信聯系。

祁玉瑛每天抱著孩子，在獄外租屋住下，風雨無阻地送飯。

有獄卒回憶，那些信加起來有五十多封。

王孝和最后一封寫道：“你要在云南路分娩，比楊樹浦好，我不在身邊，放心不下。”

開庭那天，祁玉瑛挺著八個月的肚子，抱著女兒趕到法庭。

可警察不讓她進。

她被拖了出去。

她不死心，沿著刑場的路一路追。

可槍聲響起時，她還沒到。

那張照片就是在那一刻拍下的。

后來，馮文岡堅持把它登在了《大公報》的頭版。

照片是黑白的，王孝和的眼神卻透著溫柔。

他不知道妻子沒能趕到，也不知道自己最后的轉身，會被永遠記住。

照片刊出后，有不少人來詢問那是誰。

有人在街頭張貼剪報，有人剪下留作紀念。

可再也沒人見過那樣的表情了。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上海地下黨斗爭紀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馮文岡口述，上海市檔案館編，《親歷上海解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中共中央組織部編，《中國共產黨英烈傳（第七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

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革命烈士事跡選編》，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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