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剛剛解放，治安形勢混亂。國民黨殘余勢力和本地幫派活動猖獗，作為首任市長的陳老總面臨巨大壓力，需要一位能力過硬的同志擔任警察局局長，以恢復秩序。在這個關鍵時刻，陳賡找到了曾在特科表現出色的李士英。這位曾經的“特科第一神槍手”身手了得，還擁有非凡的韌性和果敢精神。李士英能否在風云變幻的上海實現治安的穩定，化解一系列復雜的政治和社會難題？下面小史就帶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12年，李士英出生在河南省內黃縣的一個貧苦農家中，盡管家境貧寒，他的到來似乎預示著這家人和國家都將迎來新的希望和挑戰。

李士英從小展現了對知識的渴望，家境貧寒并未打消他對教育的熱情。雖然家里無法承擔學費，但他在家鄉的私塾里盡力汲取知識，盡管資源有限，他依然珍惜每一份學習的機會。

13歲那年，由于家庭經濟的困窘，李士英不得不輟學，開始在一家布店做學徒。這段艱苦的經歷并未讓他沮喪，反而在接觸社會的過程中，他逐漸接觸到了一些思想進步的人。1927年，大革命運動失敗，白色恐怖籠罩全國，然而這并未令李士英退縮，反而讓他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

在同年秋天，他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投身于農民運動和革命事業。李士英的革命覺悟和堅定的斗爭意志在那時得到了充分體現。1929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清豐縣委的青年委員以及共青團縣委書記。他并沒有停留在理論上，而是深入到基層，組織和發動農民，積極開展反對苛捐雜稅和地主剝削的斗爭。

1930年底，李士英奉命前往上海，進入中共的特工組織接受訓練。特科分為四個科：總務科、情報科、行動科和交通科，其中行動科負責保衛中央領導并清除特務，被稱為“紅隊”。李士英成為了其中一員，迅速以出色的槍法和機智的行動在隊中嶄露頭角。

紅隊的成員個個身手不凡，配備手槍和匕首，騎自行車在租界中游走，令特務和叛徒聞風喪膽。李士英憑借精準的槍法，獲得了“神槍手”的稱號。在一次任務中，李士英偶遇一名叛徒，隨即決定跟蹤。他巧妙地引導叛徒進入法租界的弄堂，接著以秘密聯絡員的身份誘騙他前往中央特科的活動地點泰興路99號。

當叛徒進入花園洋房時，紅隊成員們一時未察覺。李士英迅速反應，制服叛徒并大喊：“他是叛徒！”其他隊員立刻響應，亂槍將叛徒擊斃。此次行動中，李士英和隊友們共抓獲并擊斃了6名叛徒，成功清除了一股威脅。

李士英的果斷與機智，使他在紅隊中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也為中共地下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1932年初，顧順章叛變后，黨內部分投機分子轉投國民黨，出賣革命機密。王斌與曹清澄叛變后，分別擔任淞滬警備司令部的行動組長和情報組長，成為黨內頭號敵人。為了鏟除這兩個叛徒，中央特科決定派遣紅隊執行任務。

李士英年僅19歲，被任命為小組組長，與劉國寶和李澤才組成精銳小組，擔負起鏟除王斌與曹清澄的重任。三人不認識這兩名叛徒，只能從蛛絲馬跡中摸索線索。一天，李士英的隊員在照相館發現了一張淞滬警備司令部慶典的集體照，照片中恰好有王斌和曹清澄。通過辨認，李士英和隊員們終于記住了他們的面貌。

不久李士英獲知王斌住在嵩山路的一座公寓里，并發現他每天中午回家吃飯。計劃一經確定，4月22日下午，李士英與隊員成功在王斌外出時伏擊了他，干凈利落地解決了目標。

接下來，李士英與隊員們將注意力轉向曹清澄。通過進一步偵查，他們找到了曹清澄的住址，并制定了詳細的行動方案。5月16日下午，李士英在茄勤路與白爾路交會處發現曹清澄現身，盡管行動地點與預定計劃有所偏差，李士英毫不猶豫地開槍，成功擊斃曹清澄。然而槍聲引來了巡警，李士英被捕。

在監獄中李士英堅貞不屈，盡管兩度被判死刑，但他始終未泄露黨的秘密。1937年抗戰爆發，李士英在一次民夫任務中趁亂逃脫，最終回到延安，繼續為革命事業獻身。

1939年，李士英接到護送周恩來同志前往蘇聯接受治療的任務，同時他也將前往蘇聯，進入共產國際中國黨校進行深造。在蘇聯的學習生活，讓李士英有機會系統地學習革命理論。

在黨校的課堂上，他認真鉆研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力求通過理論的武裝來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課后，他則將精力投入到大量革命歷史文獻的閱讀中，了解了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歷程，還通過研究蘇聯革命的經驗教訓，增強了自己對革命事業的理解與信心。

1944年，李士英學成歸國，立即被派往延安。憑借扎實的理論基礎與豐富的實踐經驗，他被任命為中央社會部西北工學領導成員之一。此時中國革命進入新階段，而李士英迅速適應新角色，繼續為革命貢獻力量。

1945年春，日本宣布投降，李士英作為華東代表，參加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共七大。在會議期間，他認真聽取報告，積極參與討論，明確了未來的奮斗方向。解放戰爭爆發后，李士英憑借在上海的工作經驗，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華中局社會部副部長，負責協調華中地區的社會治安工作。在此期間他發揮自己在情報工作中的專長，建立起了一套高效的情報網絡，為解放軍的軍事行動提供了關鍵支持，為革命勝利打下了堅實基礎。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雖然解放軍已經進入城市，但主要任務是軍事管理，真正需要維持秩序的公安系統卻處于癱瘓狀態。此時的上海，槍聲不斷，犯罪猖獗，舊有的警察體制已經崩潰，四處充斥著各種黑暗勢力，治安狀況越來越糟糕。陳毅作為新任上海市長，深知如果不盡快穩定局面，上海將陷入更大的混亂。

但上海的公安系統已經幾乎沒有正常運轉的能力，原本的警察隊伍士氣低落，許多老警察對新政權心生疑慮，紛紛辭職或是怠工，整個公安局停滯不前。局勢的惡化讓陳毅深感壓力山大，公安局長的職位成了一個棘手的空白，急需填補。

陳毅深知，公安局長是穩定上海局勢的關鍵人物。幾番深思熟慮后，他仍然沒能找到合適的候選人。這種困境讓他心生焦慮。時間一天天過去，治安狀況日益嚴峻，陳毅感到無比焦灼，必須盡快做出決策，不能再拖延。

就在此時陳賡找到了他，陳賡是陳毅的老友，同時也是一位戰功赫赫的老將，兩人一直關系深厚。此時陳賡正在上海忙于軍隊的事務，察覺到陳毅的困擾后，他決定主動出面，開口問道：“你還在為公安局長的事煩惱嗎？”

陳毅一聽，嘆了口氣，回答道：“是的，上海這么大，局面這么復雜，隨便找個人來擔任這個位置不可能成功。”他的眉頭緊鎖，顯然非常為難。陳賡笑了笑，轉而提議：“那你覺得‘特科的神槍手’如何？他行不行？”

陳毅一愣，隨即皺起了眉頭：“‘特科的神槍手’？你是說李士英嗎？”他顯然有些驚訝。陳賡看著陳毅，微微點頭，說道：“沒錯，你可別忘了，李士英在特科可是個傳奇人物！他槍法精準，還是個極具頭腦的戰士，處理各種復雜情況都游刃有余。這樣的人，能勝任這個職位。”

陳毅聽后，眼睛一亮，仿佛豁然開朗，臉上露出了笑容。“我怎么會把他忘了呢！李士英的能力我早就知道，他不僅是個出色的神槍手，還是一個在復雜環境中能保持冷靜、迅速做出決策的人。的確，他是我們需要的人選！”

之后李士英奉命抵達江蘇丹陽，為接管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做準備。上海解放后，他被任命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第一任局長，肩負重任。李士英剛到上海，便立刻投入緊張的工作中，積極恢復秩序，確保新政府的穩定。

1949年7月6日，上海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游行，慶祝解放與紀念“七七”抗戰。游行隊伍中，突然闖入了一輛美國小轎車，司機是名美國人。這輛車強行穿過擁擠的隊伍，引起了現場混亂。交通警察上前阻止時，司機拒絕配合，還言辭激烈，繼續試圖強行通過。

警察們一時間束手無策。以往外國僑民的挑釁通常得不到有效處理，但如今，情況完全不同。李士英接到報告后，沒有絲毫猶豫，簡潔地命令道：“先銬起來。”這一決定令現場的所有人震驚，司機迅速安靜下來，自認身份威廉姆·歐立夫，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

李士英毫不猶豫地表示：“我們與美國沒有外交關系，不承認他是什么‘副領事’，他只是一個破壞秩序的僑民。”接著，他簽署處理決定，要求歐立夫公開道歉，并在《解放日報》上刊登拘留決定。這一舉措震動了輿論，美國的《華僑日報》評論道：“中國的巨獅已經覺醒。”

幾乎同時，李士英還成功處理了另一件棘手事件。接管工作中，軍代表歐震霸占國民黨軍官的太太，李士英果斷介入，迅速平息了事態。這些事件證明了李士英是一個執行命令的公安局長，更是一個在關鍵時刻能夠挺身而出、果敢決策的領導者。

1952年，李士英被調任山東省公安廳廳長，繼續推動公安系統的改革與整頓。他在山東的工作同樣卓有成效，深入到各個基層單位，提出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改革措施，極大提升了當地公安隊伍的工作效率和士氣。兩年后，李士英因出色的表現被提拔為山東省委副書記和省政府副主席，逐步成為地方政治的重要人物。

1955年，李士英被任命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負責全國的司法審查工作，開始涉足更廣泛的法律和國家事務領域，在隨后的政治風暴中，李士英不幸卷入其中，遭遇了不公正的審判。他被錯誤地監禁長達十年，這段時期對于他來說是極其艱難的，但他始終保持著對黨和國家的忠誠與信念。

直到1978年，李士英終于得到了徹底的平反，恢復了副檢察長的職務，而且在晚年，他依舊活躍在法律和公共事務領域，繼續為國家的法治建設貢獻著自己的經驗與智慧。他的復職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也象征著中國社會對歷史的審視和糾正。

李士英的傳奇人生一直延續至2001年，他在北京安詳去世，享年89歲。回望他的一生，從一個貧苦的農家孩子，到中央特科的神槍手，再到上海的首任公安局長，李士英用他的行動和智慧，詮釋了忠誠與勇敢的真正含義。雖然他的名字未必家喻戶曉，但他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歷史上，始終占據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