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19世紀末的明治維新后，迅速躋身近代化國家的行列，國力膨脹的同時，野心也隨之膨脹。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讓日本嘗到了擴張的甜頭，逐漸將目光鎖定在資源豐富的中國。1927年6月27日，時任首相田中義一主持東方會議，明確提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戰略。

這份計劃如同日本軍國主義的藍圖，指引了隨后十余年的侵略行動。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以“柳條湖鐵路爆炸”為借口，迅速占領東北三省，僅用百余天便建立了偽滿洲國，東北的廣袤土地成了日本的戰略跳板。

岡村寧次是這一侵略計劃的關鍵人物之一。他1884年出生于東京一個沒落的武士家庭，自幼接受嚴格的軍事教育。1898年，他進入東京陸軍幼年學校，1904年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與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等同期生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骨干力量。

畢業后，岡村被派往中國，表面上以學者身份收集情報，實際為日本的侵華布局。他走遍北京、天津等地，熟悉中國的地形、軍力和社會狀況，為日后的侵略提供了詳實的情報基礎。1921年，他在德國與永田鐵山等人結成“三羽烏”聯盟，主張通過暴力改革日本，建立法西斯體制，為侵華戰爭埋下了思想伏筆。

1928年，岡村作為步兵第六聯隊長，參與制造了濟南慘案。當時，國民革命軍北伐進入山東，日本以保護僑民為名出兵干涉。5月3日，日軍在濟南城內挑起沖突，肆意屠殺中國軍民，造成6000余人死亡，1700余人受傷，財產損失高達2957萬元。

岡村作為指揮官之一，直接推動了暴行的實施。1932年，他晉升為關東軍副參謀長，策劃了一·二八事變，指揮日軍進攻上海，迫使中國簽訂停戰協定。次年，他率軍進攻熱河，突破中國軍隊的防線，并在塘沽與國民政府代表簽署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將華北部分地區劃為“非軍事區”，為日本進一步擴張掃清障礙。

到1937年，日本的侵華步伐愈發急促。東北已被完全控制，華北成為下一個目標。日本試圖通過扶持親日勢力，建立傀儡政權，但多次嘗試均告失敗。華北的局勢并不如日本預期般平靜，中國民眾的抗日情緒日益高漲。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槍聲標志著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開端。當晚，日軍在盧溝橋附近進行夜間演習，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拒絕。隨即，日軍發動進攻，炮火轟鳴，打破了華北的平靜。

岡村寧次當時擔任華北方面軍的高級參謀，主張通過談判控制局勢，避免全面戰爭。他認為，中國內部的派系紛爭可以被利用，武力擴張可能適得其反，激起全國性的抵抗。日本軍部的鷹派占了上風，迅速將沖突升級為全面戰爭。

盧溝橋事變的后果出乎日本的預料。中國原本分裂的軍閥和政治力量，在民族危亡的關頭空前團結。國共兩黨擱置內戰，組成抗日統一戰線，全國民眾的抗戰熱情被徹底點燃。

岡村在回憶錄中寫道，盧溝橋事變是個錯誤，因為它讓中國從四分五裂走向了空前團結。他認為，九一八事變時中國的不抵抗政策，以及長城抗戰中的節節敗退，讓日本誤判了中國的實力，以為可以通過速戰速決征服華北。事態的發展證明了他的判斷失誤，也暴露了日本戰略的短視。

1940年，岡村被任命為華北方面軍司令官，負責鎮壓華北的抗日力量。他推行了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旨在摧毀抗日根據地的生存基礎。這一政策最初由前任司令官多田駿提出，但岡村將其推向了極致。

1941年7月，他調集7萬余日偽軍，對晉冀魯豫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掃蕩，制造了野北慘案、北管頭慘案等一系列屠殺事件。在野北，村莊被付之一炬，數百名村民被機槍掃射，尸體堆積在田間。北管頭村的居民被驅趕到廣場，老人和兒童無一幸免，鮮血染紅了村口的土路。

1942年5月，岡村指揮了冀中平原的“五一大掃蕩”，動用5萬余日軍，建立了1733個據點和4100余公里的封鎖溝，試圖切斷抗日武裝的活動空間。在饒陽縣，3萬余名平民被屠殺，房屋被焚毀殆盡，糧食被洗劫一空。

武強縣和定縣的村莊同樣未能幸免，日軍在村莊間穿梭，用刺刀和火焰吞噬一切生命。在北瞳村，日軍向地道內投放毒氣，800余名藏匿的村民被熏死或槍殺，婦女被施暴后殺害，整個村莊化為廢墟。這些暴行不僅未能摧毀抗戰意志，反而激起了更強烈的反抗，游擊隊在夜色中伏擊日軍，地雷戰和地道戰讓日軍防不勝防。

1943年起，日本的戰局急轉直下。太平洋戰場的失利讓日本資源匱乏，華北的日軍陷入孤立。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根據地內開展地道戰、麻雀戰，頻繁襲擊日軍據點和鐵路線。1944年，岡村被任命為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試圖通過“豫湘桂戰役”打通大陸交通線。

他指揮日軍攻占長沙、桂林等地，但這些勝利代價高昂，未能改變戰略頹勢。日軍士兵在泥濘的山路上跋涉，補給線被游擊隊切斷，士氣低落。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讓日軍的每一步推進都付出沉重代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岡村接到東京密電，命令停止作戰。他最初試圖繼續抵抗，計劃進攻重慶以牽制盟軍，但這一計劃未獲批準。8月17日，朱德命令日軍向中共武裝投降，岡村拒絕執行，選擇了向國民政府投降。

9月9日，他在南京中央軍校禮堂簽署投降書，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遞交降書。他的手微微顫抖，蓋章時甚至歪斜，標志著日本侵華戰爭的終結。投降儀式后，日軍開始撤離，百萬士兵和僑民在南京、上海禁止的碼頭上船回國。

戰后，岡村未立即回國，而是以“聯絡班長”身份留在南京，協助處理日軍遣返事宜。盟軍多次要求將其引渡至東京受審，但國民政府以各種理由拖延。1946年，蔣介石親自會見岡村，表示寬大處理的政策。國民政府安排他住進上海一處隱秘住所，由軍警保護。

1948年8月，岡村在上海接受審判，法庭內外民眾群情激憤，要求嚴懲戰犯。1949年1月26日，國防部軍事法庭宣判他無罪，引發全國嘩然。1月30日，岡村登上美國輪船“維克斯”號，從上海黃浦港悄然離去，返回日本。

回到日本后，岡村未受進一步追責。他于1950年擔任日本戰友會副會長，1955年起為臺灣當局的“革命實踐研究院”擔任高級教官，撰寫軍事論文，協助訓練反共部隊。1966年，他在東京病逝，終年82歲。

他的回憶錄于1970年出版，中文版于1981年由中華書局發行。他在書中反復強調，盧溝橋事變是日本戰敗的起點，因為它激發了中國的全民抗戰。他的反省并非出于對暴行的悔恨，而是對戰略失誤的懊惱，試圖為自己的罪責開脫。

岡村寧次的回憶錄將盧溝橋事變視為日本失敗的轉折點，卻掩蓋了他對戰爭罪行的責任。他的策略雖狡猾，但低估了中國人的團結與韌性。八年抗戰，中國的犧牲換來了勝利，也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