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夜郎西

編輯｜夜郎西

審核｜燁 Ly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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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州七子山麓，光大環保能源的焚燒爐正以1100℃的高溫吞吐著城市代謝的產物。

這座日均處理6850噸垃圾的超級工廠，每年將251萬噸生活垃圾轉化為12.71億千瓦時綠電，足夠點亮38萬戶家庭。

但當調研人員走進河南鶴壁垃圾焚燒廠，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設計日處理1500噸的現代化設施，實際負荷率長期徘徊在50%。

為維持運行，管理者不得不從鄰市安陽調運9萬噸垃圾，甚至開挖填埋場中沉睡十年的陳腐垃圾。

中國三分之二的垃圾焚燒廠正面臨“饑餓”困境。

2025年上半年，E20環境平臺調研20余家焚燒廠，發現其中三分之二的企業面臨垃圾供給不足的問題。

巨獸的饑餓

站在陜西渭南光大環保能源焚燒廠的控制室，儀表盤上閃爍的數字格外刺眼：設計年處理能力21.9萬噸，2024年實際處理量僅5.37萬噸，產能利用率跌至24%。

這不是孤例，華北某龍頭企業的焚燒廠承包了整個省的垃圾處理任務，負荷率依然卡在60%的尷尬線上。

全國2172座垃圾焚燒爐中，40%產能處于閑置狀態。

數據顯示，107座焚燒爐在2024年停運超過半年，徹底陷入“無垃圾可燒”的休眠。

中國在20年間完成了從“垃圾圍城”到“垃圾荒”的戲劇性轉變。

住建部數據顯示：2005-2023年，焚燒處理比例從9.8%飆升至82.5%，焚燒廠數量從67座暴增至1010座，日處理能力增長34倍。

來源：《經濟半小時》

這場狂奔在2024年撞上天花板——全國焚燒能力已達111萬噸/日，遠超“十四五”80萬噸/日的規劃目標。

垃圾產業鏈的斷層肉眼可見：小區智能回收箱以每公斤0.8元的價格收購廢塑料，高價值可回收物被提前截流；中轉站的壓縮機將含水垃圾擠壓脫水，最終抵達焚燒廠的集裝箱越來越空。

“自從疫情后，供給就不足了，”一位焚燒廠負責人坦言，“現在整個行業都在找米下鍋。”

過剩的根源

超前規劃埋下第一重隱患。

“縣縣建廠”的熱潮中，地方政府對垃圾量的預測充滿浪漫主義色彩。

某城市將文旅項目納入焚燒廠規劃依據，預估年接待2000萬人次將產生每日30-50噸垃圾。

現實卻冷酷無情：項目投運后實際游客量僅1000萬人次，規劃的二期焚燒廠只能草草下馬。

E20固廢研究中心主任潘功直指要害：“對未來人口和垃圾量的增長預期過于樂觀。”

垃圾分類的蝴蝶效應引發第二重沖擊。

當46個重點城市強制分類覆蓋，可回收物分揀率突破60%，焚燒廠迎來原料斷供。

北京某焚燒廠的數據揭示：廚余垃圾分出率每提升10%，焚燒爐日處理量就減少120噸。

在上海，分類后入爐垃圾的塑料含量從22%驟降至8%，紙類從19%萎縮到5%，直接導致單噸垃圾發電量暴跌30%。

更嚴峻的是，大城市中占比三成的廚余垃圾，經厭氧發酵后僅有四分之一成為合格燃料。

來源：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自動檢測數據公開平臺

國補退坡成為壓垮駱駝的第三根稻草。

2020年“426號文”規定，焚燒發電項目運行滿15年后中央財政補貼徹底退場。

收入結構隨之崩塌——原本電費收入占三分之二（其中國補是關鍵支撐），垃圾處置費占三分之一。

為自救，企業將垃圾處置費從每噸六七十元推高至百元以上，部分地區暴漲150%。

地方財政不堪重負：一個2萬戶的縣區，年垃圾處置費收入僅200-300萬元，財政補貼焚燒廠的支出卻超過千萬元。

自救與轉型

開挖填埋場演變為奇特的“垃圾考古”。

2024年9月，廣州啟動興豐應急填埋場350萬立方米存量垃圾開挖工程，浙江金華也計劃用3-4年挖出26萬噸陳腐垃圾。

這些沉睡多年的“城市礦產”經過分選，約40%可作為RDF燃料進入焚燒爐，創造每噸180元的處置收益。

現在焚燒廠的角色正在發生本質轉變。

光大環境董事會主席王思聯在2024年報中宣告戰略轉型：從toG（政府）轉向toC+toB市場。

蘇州光大環保的實踐更為超前：通過為周邊企業提供280℃蒸汽，非電收入占比已達35%，年供熱230萬噸蒸汽相當于節約50萬噸標煤。

“焚燒廠必須向多元化經營轉型，”某焚燒廠負責人透露，“比如協同處理污泥、醫廢或工業固廢。”

在七子山項目，沼氣提純后的生物天然氣以3.5元/立方米輸入市政管網，廢渣中的銀、鎳、錳、錫等金屬提純價值可達每百噸1克黃金，碳減排量帶來的碳交易收益突破106萬噸/年。

技術賦能讓困境中的焚燒廠重獲新生。

焚燒爐運行參數被實時傳輸到云端，人工智能算法優化燃燒效率；煙氣排放數據在區塊鏈上不可篡改，公眾可通過手機APP隨時監督二噁英濃度。

數字化運維手段，使中國焚燒廠在歐盟標準基礎上再降排放30%。

出海新航道

當國內焚燒爐陷入產能過剩，海外市場正迎來爆發期。

截至2025年5月，中國企業參與的海外焚燒項目達79座，遍布六大洲。

在印尼雅加達，中國焚燒設備溢價達同類產品1.4倍；

烏茲別克斯坦的500噸/日項目，中方以“技術+運營”模式拿下25年特許經營權。

東南亞成為出海主戰場。

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明確垃圾處理費政策和上網電價機制，正經歷從填埋到焚燒的轉型期。

據測算，僅印尼、泰國等五國新增垃圾發電項目總投資就將超過億元人民幣。

中國技術的適應性在此展現獨特優勢——經過復雜成分垃圾考驗的焚燒系統，能直接復制到尚未分類的東南亞垃圾體系。

“與歐洲日本相比，我們成本低30%，建設周期縮短50%。”中國城建院總工程師徐海云點出核心競爭力。

但出海暗礁密布：在沙特，強制要求三名中國員工配一名當地員工，導致人力成本激增；

在伊拉克，前期接待費5年耗資30萬美元，方案反復修改9次。

康恒環境國際事業部總經理詹亮總結出漸進策略：“從設備出口轉向投資運營，在越南、泰國等成熟市場設辦事處。”

針對低支付能力國家，徐海云建議規避投資運營風險：“銷售設備或技術服務更穩妥，比如埃塞俄比亞首座垃圾電廠完全采用中國設備+中國模式。”

廣州興豐填埋場里，挖掘機正喚醒沉睡十年的陳腐垃圾；印尼雅加達的焚燒廠內，中國工程師調試著適應熱帶垃圾成分的爐排。

站在七子山巔俯瞰，焚燒爐的煙囪在暮色中劃出淡藍的軌跡。

這場由“垃圾不夠燒”引發的能源革命，悄悄重構著全球固廢產業的版圖。

參考資料：

1.中國新聞周刊《中國的垃圾，真不夠燒了？》

2.經濟觀察報《中國垃圾是如何不夠燒的》

3.華南韜略《中國的垃圾，不夠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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