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燕公子

拔出蘿卜帶出泥。

2025年7月17日，杭州市上城區財政局工作人員對媒體證實：“我們接到大量投訴，已成立專班處理娃哈哈遺產問題。”

這意味著，官方終于出手了。隨著宗慶后遺產爭奪戰愈演愈烈，隱秘信息越扒越多，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浮出水面：娃哈哈第一大股東并不姓宗，而姓國，可它為何分不到娃哈哈的錢？

作為娃哈哈集團第一大股東，杭州上城區文商旅投資控股集團持有46%股份，其賬面價值卻僅有2.42億元。更令人費解的是，國資股東最近三年都沒有從娃哈哈獲得一分錢的分紅。

2022年，“娃哈哈系”(包括體外公司)總資產高達370億元，凈利潤47億元；而國資參股的娃哈哈集團總資產僅58億元，凈利潤1871萬元，不足整個體系的0.4%。

一面是龐大飲料帝國的繁榮景象，一面是國資股東顆粒無收的尷尬現實。錢都去哪里了？答案是，流進了宗家人全權掌控的三大體外系統。

第一條線，是宗馥莉控制的宏勝系，由注冊于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恒楓貿易控股，掌握原料定價權。

公開財報顯示，娃哈哈集團以高于市場價20%的價格向宏勝系采購PET瓶等包裝材料，例如，2023年娃哈哈集團采購PET瓶單價0.85元/個，而代工廠實際采購價僅0.65元/個。

單個來看，差價似乎很細微，但在娃哈哈年產量數億瓶的體量下，僅這一項差價年利潤就高達千萬，最終流入宏勝賬戶。

此外，2024年時，娃哈哈華東地區經銷商們突然接到通知：轉為宏勝系子公司。此后娃哈哈集團徹底淪為代工工廠，只拿到代工費，渠道增值部分被徹底剝離。”

第二條線，是宗馥莉接管的宏振系，掌控40余家實體公司，把持供應鏈核心環節。通過“低買高租”手段，將娃哈哈集團盈利生產線以評估價6折購入，再轉租出去，三年即回本獲利。

外人看來，也就是玩了一手不明所以的左手倒右手，可實際上，是宗馥莉利用自己在娃哈哈的決策權，將娃哈哈生產線變成了宏勝的私產。

第三條線，是二房杜建英掌控的三捷系，曾通過參股宏勝、宏振獲取分紅，旗下18家子公司深度嵌入娃哈哈體系。不過宗馥莉上臺后，強勢關閉其關聯工廠，后來引發二房激烈反擊。

一個知名企業，最核心的資產是什么？當然是品牌！所以，宗馥莉一度還準備把核心品牌打包轉移。

今年二月，宗馥莉把 387 件“娃哈哈”商標提交過戶申請，受讓方是她控股 51% 的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可想而知如果真的過戶成功，娃哈哈集團反而要向她支付品牌授權費。

幸好，這步棋終于將一直昏睡的國資大股東給敲打醒了，及時出面緊急叫停。但也僅僅是叫停而已，如果不是這次宗家奪產糾紛鬧得沸沸揚揚，引起了輿論注意，估計國資委還是不會有什么動作。

杭州國資確實一直都很沉默，且這種沉默在達娃之爭后尤為明顯。1996年改制前，娃哈哈是純國資企業，宗慶后只是國企負責人。2009年達娃之爭結束，娃哈哈形成“國資46%、宗慶后29.4%、職工持股24.6%”的股權結構。

令人困惑的是，2010年起，僅持股29.4%的宗慶后卻連續三年登頂中國首富寶座。若按持股比例計算，其個人財富與公司利潤嚴重不符。

這種反常現象或源于一段特殊歷史。上世紀90年代初，娃哈哈前身校辦工廠連年虧損。據傳當時主管部門曾與宗慶后達成默契：“你接下這個爛攤子，解決員工生計，干好了算你的”。

1991年，宗慶后以“小魚吃大魚”方式兼并負債4000萬元的杭州罐頭廠，三個月實現扭虧為盈。在產權改革尚未深入的時代，這種口頭承諾式的“契約”成為特殊時期的潛規則。

特殊的歷史，造就了模糊的產權界定，杭州國資委也算“誠信”，沒有看人家干好了就跑出來摘桃子，于是就形成了‘窮廟富和尚’的現象，國有資產權益形同虛設，娃哈哈集團，也早就被掏成了空殼子。

現在，杭州官方雖然表態介入娃哈哈了，但可以想見，官方也很難辦。要知道，娃哈哈給當地帶來的好處，實在太多了。

國資的投資清單里有“娃哈哈”，能為自己增光添彩，不僅能自豪地在年終報告里寫下“持股優質企業”，統計報表也更好看。地方政府也提高了稅收、就業和土地增值。

國資要的是臉面和成績，宗家要的是實際控制權和實際利潤，一拍即合，皆大歡喜。可惜宗馥莉太急切了，不僅要把利潤搬出去，還要把品牌也搬出去。那曾經光鮮亮麗的清泰街，還能剩下什么呢？

國資的沉默、離岸的信托、分散的體外公司，共同織就了中國混合所有制改革進程中的一道復雜棋局。

怎么破，接下來就要看杭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