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館一個文創(chuàng)臺燈，竟然被指責為消費苦難史，支持者這種觀點的人也不在少數(shù)。西方偽史論大行其道，另一面是對古董文物一再上綱上線，哪怕權威博物館都成為靶子。這種惡意的“敏感”和愚蠢的偏激，正在制造一種人人自危的風氣。

事件起因是上海博物館以館藏的“蝠桃瓶”為原型，制作了兩件文創(chuàng)品，臺燈和冰箱貼。原型是一件雍正粉彩瓷器，曾被美國藏家收藏40年，并作為臺燈使用。2002年這件作品現(xiàn)身蘇富比拍賣，被香港藏家張永珍買下并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因為這個瓶子曾被外國人作為臺燈使用（并無打孔損害），就有觀眾認為，上海博物館開發(fā)文創(chuàng)臺燈，是在消費苦難史。這樣的內容居然又戳中了一群人的痛處。一想到文物，便想到苦難，一想到苦難，便引起仇恨，一觸發(fā)仇恨，便傷害同胞。

這種鏈式反應很危險。清宮文物流散海外的數(shù)量很多，渠道也不同，并非所有的文物都關乎苦難和屈辱。中國被稱為China，瓷器貿易在數(shù)百年來源源不斷，一直到很晚近的時期，瓷器工藝品都持續(xù)銷往海外。海外藏家對瓷器的使用也不一而足，有的當臺燈，有的當花盆，有的當擺設，有的放日用品。這些官窯瓷器，本來也是皇宮貴族的裝飾品，以另一種方式陳設，遠遠算不上苦難和屈辱。很多西方藏家都鐘情于中國古代藝術品，如果僅僅因為有過西方人遞藏或者使用，便被附加屈辱和苦難的意味，甚至連博物館文創(chuàng)都要謹小慎微到這個程度，無異于一場當代文物獄。

好在上海博物館沒慣著這種偏激的言論。他們表示瓷瓶臺燈已在上博文創(chuàng)商店銷售近三十年。在文創(chuàng)產品開發(fā)過程中，上海博物館始終尊重歷史，了解文物特質，并征詢了捐贈人的意見。上海博物館陶瓷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館員陳潔也表示，瓷器流入海外的方式很多元，康熙朝的時候就有作為外交禮物的記載，一直持續(xù)到晚清。而且，作為原藏家的里德家族非常喜歡中國瓷器，因為這件瓷器重心偏上，為了防止小孩和寵物撞倒，才挖了一些花園中的沙土放在瓶內。而且電線也是從外部走的，并未破壞瓶體，還用銅做了新的底座。而且，這還是在他們不知道這件拍品的文物價值和市場價格的情況下。直到他們想賣出家里一些金銀器，邀請拍賣行來，才發(fā)現(xiàn)這件文物，并于2002年拍出4150萬港幣，最終買家張永珍女士捐贈出來。

整個過程，跟屈辱和苦難有半毛錢關系？反而是指責上博消費苦難的人，在真正消費苦難。

這種言論的流行更讓人揪心。一個人的無腦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種無腦言論會點燃群氓。在完全沒有歷史和事實依據(jù)的情況下，開局一張圖，苦難全靠猜。支持者還言之鑿鑿，類比紀念商鞅用文創(chuàng)拼圖（商鞅被車裂）、紀念林則徐用鴉片。這倆類比被大量復制粘貼。一是這種類比很扯淡，二是連商鞅都要紀念、都神圣得不能調侃？恐怕持這些觀點者，既不了解近代史，也不知道商君書。津津樂道于馭民之術，滿腦子都是自豪與自卑的混合物，卻不知自己是被馭的一員。

我們看到文物，當然應該自豪，那是審美、工藝和文化的凝結。有自豪感是好事，但僅僅因為近代史，便永遠打上苦難的烙印，成為集體PTSD，那才是真正的屈辱，說明還有很多人沒有從歷史中走出來。明明我們已經強大了，明明我們有璀璨的文化，明明我們應該很自信，卻背負著受難者的自卑心理，看到博物館就產生苦難體驗的應激反應。這類“文物獄”至今仍有市場，才是我們走向自信和強大的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