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德縣文化研究促進會邀我寫一篇有關化德文化方面的文章，我感到很難。原因有二，一是可供參考的檔案資料太少，或者說幾乎沒有。二是自己對生于斯長于斯的這片土地的文化沒有做過深入的研究，思考的太少。因此，只能膚淺地談談自己的認識。

化德歷史文化同鄰近旗縣聯系緊密而又有所不同。緊密的原因是由地域決定的，不同的之處是因居住人口來源不同決定的。

我們了解化德歷史文化，必須在其發展脈絡上尋找有價值線索，這是認識化德、了解化德歷史文化必須穿越的窗口。我個人認為，化德的歷史文化是草原游牧文化和外來農耕文化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結合而成的，是典型的農耕式草原游牧文化。這一文化特點在我國北部少數民族與漢族相互毗鄰的地區普遍存在，其中比較有說服力的證據就是在地名的叫法上所體現出來的民族性特征。

《化德縣文史資料》第二輯刊登了一篇《化德地名變遷》一文，對現今化德鄉鎮村名的變遷進行了詳細的總結歸類。這些地名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種內涵十分豐富的文化，包含了十分重要的歷史文化信息。地名的民族性，彰顯了地域的文化特色，化德的地名在這方面就很有代表性。現在國家對古村落的保護十分重視，已列入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名錄，可惜我們在這方面做得不夠。

化德很多鄉、鎮、村的名字民族性特征在數量上占有很大比例，如白音特拉、公臘胡洞、六支箭、嘉卜寺、特布等。鄉鎮村的稱謂，是最原始的最客觀的歷史資料，其遺留的歷史信息很好地說明了在化德歷史上農耕式草原游牧文化，特別是在近現代所占的份額比重。體現在民俗文化方面，諸如現在的婚嫁、殯葬、飲食、方言、禮儀、生產用具和生活習俗等等方面，無不刻有農耕式草原游牧文化的烙印。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化德農村的漢族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還保留著蒙古族的一些生活習慣，如穿氈鞋、戴氈帽、鋪氈褥、掛氈門簾等等，而蒙古族也由逐水而居，以草游牧的生活改為半耕半牧生活，在習俗上吸收了很多漢族的元素。

化德的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在新舊石器時代，化德就有人類活動的足跡。在裕民古遺址考古出土的大量文物，如磨盤、磨棒、陶罐、陶餅、陶壺以及距今約一萬年（龍山文化早期）各類細石器，充分說明了化德的歷史文化與華夏文化是同源同步的，是輝煌燦爛的。尤其在宋、遼、金、元時期，化德域內的經濟、文化較為繁盛。匈奴、鮮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數民族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特別是邊貿往來漸趨密切，各民族間的文化相互交融和促進局面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黃金時期。雖然這個時期化德境內人口稀少，但因頻繁的戰事導致的人口流動，在某種程度上為化德注入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在整體狀態上形成了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替、相互影響、相互融合、共同發展局面。

元朝的上都（今錫林郭勒盟正藍旗）、中都（今河北張北縣）兩個都城，距化德僅一、二百多公里，如此近的距離，必然對化德縣這片地域產生過較強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影響。同屬于這一情況的還有建都在山西大同的北魏，作為國力強盛一時的北魏，沒有理由不對二百多公里以外的化德進行有效管轄。管轄的唯一結果，就是鮮卑族文化對這個地區的影響以及眾所周知的北魏時期出現的那次民族大融合所產生的重大歷史作用。

如今，最好的佐證就是陳武溝出土的遼代的墓葬品，這些墓葬品主要有金項飾、銅邊鐘、銅鐲、鐵環、陶壺和一些金屬飾件。經考古專家鑒定，陳武溝遼代墓葬出土的文物既有契丹族屬性，也有漢族同時代文化特征。如果在文化的含金量上考量，這些遼代墓葬品文化水準已達到相當高程度，其不僅僅說明遼代文化已發展成為中華民族燦爛文明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代表了在十世紀中期化德歷史文化的高度發展。

金代遺留的文化印記較深，途徑化德境內的金界壕代表了這一時期女真族文化的繁盛。據考證，金界壕在化德縣境內長達63.6公里，為防御蒙古的入侵，沿壕內側筑有屯兵的堡壘，土城子、向陽城堡規模較大，駐有戍邊重兵。這些城堡雖然經歷了近千年風雨滄桑，但城堡遺址仍清晰可辨，遺址處到處散落著當時駐軍使用過的瓷器碎片和生活痕跡。我們可以想象的到：在這片人煙稀少的草原上，一條蜿蜒在溝壑山巒中規模巨大的軍事工程，里面最不缺少的就是它的歷史文化價值。可以說，金界壕不僅僅是一條軍事壕，更是一條名傳千古的“文化壕”。

在少數民族占主導地位的北方草原，化德的草原游牧文化第一個繁榮發展時期應該是在宋、金、遼、元時期，這是不爭的事實。它的發展變化與當時的少數民族政權更替聯系緊密，農耕文化還沒有在本質上出現。第二繁榮發展期是在清朝康熙大帝中晚期至清朝末年，這一時期化德的歷史文化主角主要以蒙古族為主。

清朝定都北京后，推行親蒙政策，主要通過冊封蒙古貴族、皇室婚姻和蒙八旗制度來加強對蒙疆的管理和控制。清朝特殊的施政方針，決定了文化的走向。在文化上的體現，就是以蒙古族為主導的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成為這一時期主要特征。

在清朝中后期，化德進入歷史上最好發展時期，代表著新的文化結構和氛圍開始形成。始建于元始祖忽必烈時期的嘉卜寺驛站，已由最初的單純軍事性質發展成為集商貿、軍事、交通和外交于一體的綜合性驛站，與之相聯系的張庫大道，經過幾個世紀的經營和發展，已成為一條名副其實的“茶葉之路”、“牛羊之路”和“文化之路”。

商旅、軍事、工程建筑、民族習俗、宗教等文化，構建了浩繁的歷史文化，而宗教文化在歷史文化上獨樹一幟，占有非常重要地位。伴隨著“文化之路”張庫大道的開辟，化德文化興盛的典型代表就是哈音海爾瓦廟的建造。該廟建于康熙五年，康熙十分重視該廟的建設，為該廟賜名“廣益寺”，并賜給一尊50兩重的哈音海爾瓦銀佛及其他賞賜。乾隆帝也賜給該廟藏文《丹珠爾》經書一部。在康熙、乾隆的扶持下，哈音海爾瓦廟盛極一時，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影響上，在察哈爾草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哈音海爾瓦廟的建立，不僅僅是宗教上的意義，重要的是文化發展的象征。佛教文化博大精深，佛學包羅萬象，上至西天佛國，下至天文地理、醫藥農學和社會倫理，涉及的文化范疇十分廣泛。因此哈音海爾瓦廟的建立，對化德縣域的文化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據《化德縣志》記載，在哈音海爾瓦廟最興盛時，高僧講經，聽經的信眾達萬余人。規模最大時，有喇嘛2000余人，廟內設有5個拉桑（學部），5個廟倉，喇嘛住宅500多間。以上數字足以說明哈音海爾瓦廟宗教文化的巨大影響力。

驛站的商旅文化，寺廟的宗教文化和蒙古族的習俗文化，對化德這片土地的影響是深遠的。由此，我們不能以任何理由懷疑化德的歷史文化不燦爛、不輝煌，唯一的缺憾，就是對它重視不夠，研究不夠！

化德歷史文化的第三個繁榮發展期，是在清末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一時期文化的發展特征是過渡型的，即由蒙古族占主導地位的草原游牧文化向以漢族為主的農耕式草原文化過渡階段。清末，因內憂外患，國家實力受到嚴重削弱，占有大片草場的蒙古王爺貴族在經濟上也大不如從前，他們請求清朝中央政府放寬出租、出賣草場政策，以獲取經濟上的收益，而清政府因受國力制約，不得不采取新的政策來加強對蒙疆的統治。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清政府實行了“移民實邊”政策。

清政府新政策的推行，吸引了河北、山西、陜西等省的漢族農民大量移入，這些農民以宗族關系為紐帶，以家族家庭為單位開始遷入化德境內，購買、租種已經沒落的蒙古王公貴族土地。外省農民移民帶來了較為先進的農耕文化，同時也引入了各地漢族的不同文化習俗。移入式的農耕文化在歷史上第一次改變了化德的歷史文化結構，開始由少數民族為主導的草原游牧文化向以漢族為主導的農耕式文化轉變，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轉變。新的農耕文化是新鮮血液，對化德長達數千年的草原游牧文化是一次具有非凡意義的滋潤，促進了當地社會飛躍發展。

清末的這次移民拉開了化德開發和發展的序幕。此后，化德境內的人口和村落開始逐年增加，經濟、文化和社會有了很大發展。像嘉卜寺、六支箭、七支箭、大畢力可、小畢力可等村落逐步形成了蒙漢商業小中心，并具有集貿小市場功能。這些村落的發展，吸引了陽高、天鎮、蔚縣等地的商人、手工藝人前來落戶，從事商業買賣和手工制作等生意。隨著人口的增加，一些大戶人家開始聘用文化人，興辦私塾，教授講學。私塾的興辦，促進了當地文化事業的發展。

化德歷史上另一次較大的移民發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為應對日寇對察哈爾的滲透侵略，采取發展漢族人口充實邊防政策。宋哲元主政期間，在縣境內設立24個官圍子，從山東、河北、山西等地遷徙移民落戶定居。這次政府組織的移民，進一步推動了化德農耕文化的發展，彌補了清末那次“移民實邊”人口數量有限的問題，同時帶動了周邊省縣大量農、工、商、學人口的移入，為化德現今社會人口結構和村落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據《化德縣志》記載：1934年建縣時，全縣總人口僅一萬余人，到1936年已發展到4萬人，而在1925年，縣城的人口不足百人（紀松齡回憶）?？h境內人口急劇增長源，主要以外省和鄰近旗縣移民為主。不同地區的移民，為化德帶了不同地域的文化，這些文化包含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民間習俗、傳統節令、方言俚語、婚喪嫁娶、民間文藝等等。因此，這一時期化德歷史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更具有“移民文化”的特征，并一直影響至今。

人口的快速增長，使化德的農耕文化發展進入前所未有的最好時期，加之化德縣建立后對全縣行之有效的管轄，化德與毗鄰的商都、張北、康保、鑲黃旗、正鑲白旗等旗縣一樣，開始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譜寫自己歷史文化的新篇章。

本文摘自：《化德文化》2014年10月（總第一期）

作 者： 王 生 化德縣文聯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