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五十四歲，六年多的牢獄生涯是我人生里永遠無法抹去的印記，尤其在看守所那半年，許多畫面清晰得如同昨日。一九九八年六月四日，我因報復縱火被關進浙江某看守所，在等候判決的日子里，先后照料過兩個死刑犯：一個在當年九月被執行，另一個在十一月改判無期徒刑。
前一天下午，我剛點完火，逃跑途中就被警察按住了。兩個多小時的審訊，證據確鑿，我垂頭認罪，在筆錄上簽字畫押，又被拍了照，十個指頭全按了紅印。次日清早，兩名警察押我進了市看守所。戴著手銬走出警車時，心里又亂又怕——從前讀書時就聽過看守所的傳聞，對即將到來的一切充滿了恐慌。
一踏入鐵絲網環繞的高墻，一股沉重的氣息就裹住了我。仰頭望去，頭頂只懸著一方被切割的藍天，視線再遠也只能撞上四角塔樓里持槍的武警。那一刻，我站在這灰突突的水泥圍墻之間，莫名地心慌起來：此后漫長的審判日子，我的世界只剩下這幾十平方米了。

交接民警辦完手續，領我穿過一道又一道鐵門，一直往深處走。最終在一處空地上停下，他命令我脫光衣服，接受全身檢查。現金、鑰匙、相機之類都被管教收進專用袋，他讓我核對無誤后再次簽字，說是判刑后會移交監獄。隨后我又被帶到所長辦公室登記檔案。等一切完畢，我抱著被褥和簡單用品，跟著所長穿過陰冷長廊，停在標著“22號”的鐵門前。
鐵門“咣當”一聲被拉開，昏暗的室內，十幾個人木頭似的坐在炕沿邊，齊刷刷的目光釘子般扎過來，空氣幾乎凝滯。
我這才看清，他們睡覺的地方并非單人床，而是如同東北土炕，只是更長更寬些。所長立在門口交代：“這是新來的，都規矩點！”說完關門走了。我站在門邊不知所措，剛抬腳往里走，一個聲音突然響起：“脫鞋！”我慌忙照辦，赤腳將東西放到炕尾。接著在眾目睽睽之下，我被剝光衣服，幾個人一盆接一盆冷水潑過來，眼睛都睜不開。等穿上衣服靠墻站定，一群人圍上來問長問短。
這間十六人的監室里，天南海北的都有，但多是外地打工者。本地人則協助管理監舍。其中盜竊犯占了大半，剩下的有詐騙、販毒、介紹賣淫、搶劫和貪污的。初來乍到，我處處小心，生怕被欺負。午飯時，一陣沉重拖沓的嘩啦聲讓我留意到一個死刑犯——他腳踝上那副粗鐵鐐太扎眼，走路時不得不用繩子提起來。
飯后大家繼續圍著我打聽外面的事，倒是那死刑犯主動搭了話：“犯什么事？老家哪的？”我如實作答。聽說我是山東微山人，他眼睛忽然亮了：“老鄉啊！我江蘇沛縣的，離你們那才幾十里路！”這話讓我如釋重負，里面有個老鄉，日子總歸好過些。
他叫張利民，二十六歲，未婚。判決書顯示他盜竊十七次、搶劫六次，案值超過二十二萬，數罪并罰判了死刑。時間是一九九八年三月初。他告訴我已上訴高院，明知改判希望渺茫，但“多活一天是一天”。
看守所的日子相對清閑，除了定時學習，其余時間可下棋、拉家常、講笑話。監室分工明確，只有張利民和協管人員不干活，其余各司其職。我的任務是每天早起和江西廣豐來的一個嫌犯疊被子——四周必須疊得筆直，再罩上干凈被單，棱角分明才算合格。
空閑時張利民常拉我聊天，話題總繞不開他“風光”的過往。他初中畢業就混社會，年紀輕輕就因打架斗毆坐過三年牢。出獄后不僅重走老路，還變本加厲，最終新賬舊債一并清算，斷送了自己。

我進去第五十六天，一個照顧張利民的犯人被判九年離開了監室。張利民提議由我接替。從此我每天幫他洗澡、換衣服，用鋁皮牙膏盒制成的夾子替他拔胡子。他時常讓我按摩腳鐐磨紅的地方，每天好幾次，說是活活血。所里對死刑犯和普通嫌犯區別對待，大家都清楚他時日無多，對他格外客氣。所長常單獨帶他去談話室談心，了解他的想法，勸他別放棄希望——畢竟也有改判的先例。為防止他脫逃，警察每周都來檢查腳鐐，鉚釘松動便立刻加固。
看守所最難熬的是伙食。早飯是帶糊味的稀飯，午飯一盒米飯澆點青菜湯或梅干菜。每周五午餐能分到幾片紅燒肥肉，算開了葷。里面飯菜缺油水，方便面和火腿腸便成了稀罕物。電視只準看中央一套，嵌在三四米高的墻上。有人趁武警不注意，搭人梯偷換頻道，就為看點別的節目。
面對生命盡頭，沒人能真正坦然。張利民常對我說，說不定哪天國家派他去執行特殊任務，就能免死了。他煙癮很大，這大概是他解壓的法子。但看守所嚴禁嫌犯抽煙，他們自有門路——常用監舍里的名牌服裝、皮鞋和打雜的短刑犯換煙，一件上千的衣服也就換幾包煙。
每天十五分鐘放風時間，張利民最活躍，霹靂舞跳得還真像那么回事。為安全起見，警察和武警隨時會突擊檢查監舍。他們一到，所有人必須雙手扶墻站定不動，東西被翻個底朝天——主要擔心嫌犯私藏刀具，尤其死刑犯絕望自殘。
通常案子從開庭到判決需半年左右，同案犯多則更久。監舍人員流動如流水，有人判刑送走，新面孔又塞進來。我照料老鄉張利民的日子一天天滑過，轉眼到了九月下旬。
有人說死亡有預感，我卻不信。一九九八年九月末，天蒙蒙亮，監室鐵門突然打開，所長和兩名武警立在門口。我們慌忙穿衣坐好。所長徑直走到張利民面前：“上訴沒改判。”張利民只對我說了一句：“將來出去了，替我去老家看看爹娘。”我用力點頭。他其實毫無覺察，前一晚與我閑聊如常，那夜也睡得極沉。
我照料的第二個死刑犯是一九九八年十月中旬調來的。他叫胡鐵中，浙江本地人，三十三歲，家庭條件不錯，因故意殺人一審被判死刑。
案情很簡單：他是一家公司人事經理，因工資糾紛與貴州籍員工口角，對方出言不遜，他一怒之下抄起桌上水果刀捅死了對方。隨后死者弟弟持鐵棍沖來拼命，又被他打成重傷。死者家屬起初拒出諒解書，胡鐵中因此被判死刑。一審后，他的律師說服死者父母，最終賠償四十萬元獲得諒解書。正是這份律師的操作，救了他一命——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底，他改判無期。拿到改判通知那天，他不知從哪弄來兩箱方便面和兩箱火腿腸，請全監室的人吃了一頓。
兩個月的相處有了情誼。他被送往已決犯監室時，特意寫下家里地址和電話給我：“將來出去了，找我家人，讓我爸媽給你介紹個工作。”

進看守所剛滿半年，我的判決也下來了：八年徒刑，押送浙江喬司監獄服刑。改造期間兩次減刑，共減了一年十一個月。出獄后我徹底洗心革面，絕不再碰違法亂紀的事——看守所和監獄的日子，實在不堪回首。
如今我五十四歲了，那段歲月教會我：人生這條路，每一步都要踏得清白、走得端正。人這一輩子不長，做事得對得起良心——因為鐵窗之后的光陰，終究是每個人生命中最沉重、最昂貴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