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遵義會議成功召開，毛主席終于重新成為了紅軍的領導者。

而此前，一直對共產國際軍事代表李德言聽計從的博古，最終遭到解職，不再擔任領導職務。

當時的他，心中還有怨氣。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卻用自己的另一個名字，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博古的另一個名字是什么？在遵義會議后，他的命運又有什么改變呢？這還要從一段獨特的留學生涯說起。

博古這個名字，其實是他參加革命后使用的化名。他本名秦邦憲，1907年出生于江蘇無錫。

他曾就讀于蘇州工業專門學校，在校期間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因此成為了黨組織的重點觀察對象。

五卅運動后，他入了黨，并且得到了去蘇聯留學的機會。

博古能去蘇聯留學，得益于共產國際當時對中國革命的幫助。黨組織剛成立時，力量太過薄弱，根本無法獨立發展。

此時加入共產國際，接受其支援，是一條捷徑。也正是在共產國際的運作下，博古等一大批青年人去了莫斯科，學習蘇聯的革命理論。

相比起中國本地的革命者來說，這些留學生對于共產國際和蘇聯，都有著更深的感情。

黨組織為了發展不得不加入共產國際，但副作用是必須要接受其領導。

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扶持，也不全是出于階級感情，而是有更實際的因素存在。

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黨組織的任務，是拱衛蘇聯。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的一些指令和精神，是很可能與中國的革命實際不相符的。

所以在革命武裝建立初期，雖然紅軍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屢屢獲勝，但共產國際的人卻仍然對他并不認同。

這也為后來的一系列歷史事件，埋下了伏筆。

1930年，博古學成歸國。由于有在蘇聯學習的經歷，共產國際對他十分信任。

在他的安排之下，博古起初于團組織中任職，而后又成為了臨時中央政治局的負責人。

在此階段，即便他曾有若干失誤，卻依舊未被共產國際所猜疑。

1933年，博古以領導者的姿態進入中央蘇區，開始全面擔負起領導紅軍戰斗的工作。

但是，他自身并沒有軍事能力，所以只能事事聽從共產國際的軍事代表：德國人李德的意見。

結果就是，紅軍在毫無勝算的陣地戰中，消耗了過多的力量，最終不得不展開大規模的戰略轉移，也就是著名的長征。

1935年1月，紅軍在進入遵義城之后，獲得了短暫的喘息機會。

周總理、朱老朱等領導人都覺得，部隊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于是便召開了遵義會議。

會議上，博古、李德都遭到了批評。同時會議還決定，讓張聞天取代博古，成為黨中央的領導人。

張聞天為人淡泊，在日常的工作中，尤其是在軍事指揮方面，非常信賴毛主席。

張聞天

所以他成為領導人，也就相當于毛主席獲得了軍事指揮權。

然而，博古彼時依舊執拗，宣稱若無共產國際之指令，自身難以辦理交權之手續。

此時，敵人距離遵義城越來越近，如果權力的更迭始終無法完成，對紅軍將是一個滅頂之災。

為了貫徹會議的精神，周總理在晚上私下里找到博古，和他進行了一次長談。

周總理表示，他和博古都有留洋的過往，但正因如此，對中國的實際情形并非了如指掌。

也正是因此，他在南昌起義之后就已經認識到，自己不是那個能領導中國走向勝利的人。

而想要把中國的革命搞成功，就需要一個了解中國的人。而這個人，只能是毛主席。

說完這些，周總理勸導博古，應該和自己一起輔佐毛主席，把革命的事業搞下去，搞成功。

為了共同的勝利，他們應該放棄個人對權力的執著。

在這次談話中，周總理沒有說一句批評的話，但是最后的效果卻意想不到的好。

第二天，博古便交出了自己的權力，讓張聞天得以順利接班。

而這也就意味著，毛主席重新掌握了軍事指揮權。

這之后，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終于徹底打開了局面。

博古做人有自己固執的一面，但是一旦放下心里的包袱，他仍然可以全心全意地為革命去做貢獻。

長征部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后，曾經爆發過毛主席與張國燾之間的權力之爭。

在這個關鍵時期，博古堅定地站在了毛主席一邊，保證了紅軍的穩定。

而且，在之后的工作中，他也能積極地配合毛主席，從不添亂。

毛主席本就是胸懷坦蕩之人，此時對于博古更是投桃報李，讓他擔任了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每遇到大事，毛主席都會和他商量。1936年底，西安事變突然爆發，國內形勢變得非常危險。

黨中央經過商議后，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之后，周總理便開始過去調停。而跟隨周總理同行的，就是博古。

在那錯綜復雜的局勢中，他協助周總理開展了諸多工作，促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化解，為歷史的進程貢獻了重要力量。

與此同時，他憑借自身的不懈努力，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構建。

回到延安后，博古擔任了組織部長。在1938年后，又擔任了長江局和南方局的組織部長。

1941年，抗戰進入到最困難的時期，而國民黨頑固派也在此時，多次發動對我八路軍、新四軍的襲擊，甚至還釀成了皖南事變。

鑒于這種形勢，毛主席讓博古去領導宣傳工作。博古創立了《解放日報》，并且出任新華通訊社社長。

他憑借手中之筆，撰寫諸多文章，無情揭露國民黨的連串陰謀，有力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穩固。

也是在這一時刻，發生了著名的“斯大林電報”事件。

由于德國發動了對蘇聯的進攻，斯大林為了避免兩線作戰，發電報讓毛主席將八路軍拉到華北地區和敵人硬拼，以達到拖住日軍的目的。

而毛主席為了我們自身部隊的安全，并未答應斯大林。

王明

此時，另一位與共產國際關系密切的著名人物：王明，就開始在國內上躥下跳，不斷給黨中央添亂。

博古與王明乃莫斯科大學同窗，故而，當王明肆意妄為之時，一直期盼博古能與己同伍。

但是，博古卻依然選擇與毛主席保持一致，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王明對此十分生氣，大聲斥責博古，說他變了。當時，博古并未正式回答王明。

但是在后來，當他談及此事的時候，曾經語重心長地表示：為了革命的勝利，他早已放下了個人的權力欲。

由此可見，當時他已經擺正了自己的位置，開始一心一意地為中國的革命做貢獻了。

由于工作成績越來越好，博古的地位也開始越來越高。1945年，在毛主席的鼎力支持下，博古在我黨的七大上當選了中央委員。

不久之后，他就和全國人民一起，迎來了抗戰的勝利。不過，沒有了外敵之后，國內的矛盾便更加凸顯了。

此時，蔣介石做出了一副準備和談的姿態，并且表示愿意和各個黨派的人坐在一起，商討未來的想法。

博古以我黨代表的身份，在1946年2月去往重慶。不幸的是，在1946年4月，博古在返回延安匯報的途中遭遇了空難，過早地失去了生命。

博古去世后，黨中央和毛主席都對他作出了高度的評價。而后人也因為他后來的表現，原諒了他曾經的所作所為。

為了區別他在遵義會議前后的迥異表現，歷史的記錄者更傾向于對1936年之后的他，稱呼其本名秦邦憲。

如今，在江蘇無錫和貴州省遵義市，都有“秦邦憲故居”。

人們通過這種方式，來紀念這位識大體、顧大局的革命老前輩。

參考資料：

1、博古長征前后如何對待“進退留轉”——《黨史文苑》2017年第7期10-12,共3頁

2、紅軍長征在甘肅時的博古——《檔案》2017年第9期22-28,共7頁

3、博古在遵義會議后的主要任職及活動——《黨史文苑》1996年第2期42-44,共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