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生活水平高，喜歡收藏的人越來越多。有人喜歡收集瓷器古玩，有人愿意積攢些郵票、火花，而我則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紅色文獻的收藏上。

說起收藏紅色文獻，純屬偶然。1983年7月的一天，我冒暑出門，走進老城廂一條老弄堂，迎面飄來一張紙，我一看是“五卅”大罷工時的傳單，是文物！我朝前看，只見一老奶奶正將一卷紙塞進煤球爐生火，我高叫一聲﹕“慢，不能燒”，把老人嚇了一跳。我忙上前解釋，用新買的一本《大眾電影》換下老人手中的舊紙。回家細看，這一卷舊印刷品中有一張“五卅”歌詞傳單和同一時期兩幅揭露日英帝國主義槍殺中國工人、學生的時事漫畫傳單，一本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秘密創刊，由惲代英主編的《中國青年》創刊號。這是唯一一本延續至今的中國共產黨早期創辦的刊物，至今己有98年。

1985年，我參加了廠振興中華讀書活動，學習了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才認識到紅色文獻收藏的特殊意義，知道其歷史價值和研究價值。我就給自己的收藏定下了專題，暗下決心，盡我所能收藏這類歷史文獻，并把它看作是一份責任、一種使命。

從此，業余時間我在上海的舊書攤、古玩市場以及舊書網站，尋尋覓覓，樂此不疲。我發現，上海有著得天獨厚的收藏紅色文獻的條件：首先，上海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也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發祥地，留下了無數革命者的足跡和許多革命遺址，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都在上海召開，上海是全國的“紅色之源”。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黨的歷史上諸多重大事件、重要活動都在這里發生。同時，上海也是全國的出版重地，應該有很多相關書刊，故我把藏品的年限定于新中國成立前。

雖然為了收藏我跑遍了大半個中國，但現在想想，絕大多數藏品是在上海尋覓到的。30多年來，我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不舍得買一件貴衣服，但是在買藏品上，只要看準了其史料價值，就會不惜一擲千金，毫不猶豫買下來收藏和研究，現在算來已藏有紅色文獻達8000多件。

藏品中比較珍貴稀見的，如1907年第一次登載馬克思肖像的《近世界六十名人》，1915年陳獨秀創辦、主編的被譽為新文化運動的旗幟、馬克思主義啟蒙的《新青年》創刊號，1921年陳望道主編的高舉婦女獨立旗幟的《婦女評論》報，1921年新文化運動的三大副刊《覺悟》《學燈》《晨報副鐫》，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1923年由瞿秋白主編的《前鋒》創刊號，1923年19歲的鄧穎超創辦的《女星》雜志，1925年毛澤東主編的《政治周報》創刊號，1927年上海勞動大學登載李大釗文章的國文講義，1935年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創刊號，1937年首發毛澤東自傳的全套《文摘》雜志，1940年劉少奇著的《共產黨員的修養》初版，1941年周恩來為“皖南事變”題詞的《新華日報》，1946年中共七大袖珍本《中國共產黨黨章》，1948年陳云著的《紅軍長征隨軍見聞錄》、1949年上海解放時陳毅頒發給解放軍官兵的袖珍文件及《解放日報》《人民警察》創刊號等。

我珍藏的這些紅色文獻真實反映中國共產黨人為了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斗的光輝歷程。這些紅色文獻是在十分艱苦的戰爭年代中發行的，當年的印刷數量本來就不多，經歷了持續戰火的洗禮，留存下來的鳳毛麟角，因而都彌足珍貴。我希望能開一個紅色文獻收藏館或去社區舉辦巡回展等，“用好這樣的紅色資源，講好紅色故事，搞好紅色教育，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