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天下父母心”。在中國語境下，教育這件事一直是個“疼痛”的話題。

伴隨著“雙減”趨勢，孩子的課業負擔有所緩解，但殘酷競爭的現實從未消失，“雞娃”這一現象，竟一躍成為家長們的集體焦慮——既希望孩子快樂成長，又擔心他們在升學競爭中掉了隊。

試卷能有標準答案，但具體到“如何教育孩子”，每個家長內心都有不同的想法。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鍾叔河先生的一篇《曾國藩教子書》。歷史上，名臣的下一代大多都是“紈绔子弟”，而曾國藩則不然。他的兒子個個成材，曾紀澤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二位駐外公使，曾紀鴻則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數學家。同時，他對女兒們的教育也十分嚴格。在他的影響下，曾氏一門人才輩出，孫輩有曾廣銓、曾廣鈞、曾廣珊，曾孫輩有學者曾約農、曾寶蓀、曾昭燏，甚至第五代仍有曾任原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的曾憲植等。

曾國藩“雞娃”嗎？在日常生活中，他如何教育兒女？孩子取得的成功，和他的教育理念是否有直接關系？從這篇文章中，我們或許能得到不一樣的啟發。

曾國藩（圖源網絡）

曾國藩教子書

選自鍾叔河散文集《暮色中的起飛》

在戲臺上，“衙內”是不受歡迎的腳色。在口頭上，“大少爺”是低能紈袴的別名。可敬的魯迅先生，也講過幾句頗為不敬的話，大意是說，一個人的學問能力跟花柳病不同，并不能經由性交傳給對方和子女。事實也確乎如此，雖有“龍生龍，鳳生鳳”的格言，威鳳和神龍生出來的卻未必是小龍和雛鳳。堯帝爺天生圣明，丹朱卻是有名的不肖。李白詩篇萬古傳，他給兒女取的名字也頗有詩意，卻誰也不曾見過明月奴詩集或玻璃（頗黎）詩鈔。“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仙之才，二世而亡，豈不哀哉！

“可憐天下父母心。”普天之下的父母，除了埋兒的郭巨、殺女的王玉輝（借用吳敬梓創作的典故），大約無不愿子女能成龍變鳳，或乘龍跨鳳，至少也得攀龍附鳳；而少爺小姐們卻往往不爭氣，甚至甘居下游，蛻化成了夜游的惡鳥和懶蛇。老爺太太花錢費力，結果卻只造就出一輩又一輩的高衙內和孔二小姐，徒然給后世戲臺和當代街談巷議提供笑罵之資，謂之可憐，其誰曰不宜呢？

我是喜歡讀史的，這里所說，當然只限于史書上的記載。可是，在清朝咸豐、同治時期的達官貴人中，至少也有一個例外。此人在教育子女方面，可以說是獲得了完全的成功（當然是以他自己的標準來衡量）。這個人就是敝同鄉曾國藩。

曾國藩權綰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謚稱“文正”，他的兒子，可算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曾紀澤和曾紀鴻都沒有變成紈袴子弟。曾紀澤詩文書畫俱佳，又以自學通英文，成為清季著名外交家；曾紀鴻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學也已取得相當成就。不僅兒子個個成材，曾家的孫輩還出了曾廣鈞這樣的詩人，曾孫輩又出了曾昭掄這樣的學者，這是什么緣故呢？

曾紀澤（圖源網絡）

曾紀鴻（圖源網絡）

原因就在于曾國藩教子有方，“愛之以其道”；而且他的教子之方，還多多少少傳了下來，影響及于更久和更廣。

曾國藩的教子之方，集中體現在他從咸豐二年到同治十年（1852一1871）二十年間寫給兩個兒子的書信里。其成功的經驗，主要有三：

一、對于子孫，只求其讀書明理，不求其做官發財，也不求其勉強成名成家。

他說：“凡人皆望子孫為大官，余不愿為大官，但愿為讀書明理之君子。”

又說自己志在讀書著述，不克成就，每自愧悔，“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札記，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則余歡欣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

他反復叮嚀：“銀錢田產，最易長驕氣逸氣，我家中斷不可積錢，斷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沒飯吃。”

“爾等長大之后，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于見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貽萬世口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必作官。……吾當軍事極危，輒將此二事叮囑一遍，此外亦別無遺訓之語。”

同治五年，紀澤已二十七歲，詩文早已清通，湘鄉縣修縣志舉充纂修，曾國藩也不允許，諭之曰：“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為恥；爾文更淺而亦獲虛名，尤不可也。”

二、絕不為子女謀求任何特殊化。

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諭紀澤：“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后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輿馬仆從習慣為常，此即日趨于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雇工則頤指氣使，此即日習于傲矣。……京師子弟之壞，未有不由于驕奢二字者，爾與諸弟其戒之。”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諭紀鴻：“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家住鄉間，他強調“切不可有官家風味……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須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門外掛匾，不可寫‘侯府’‘相府’字樣，天下多難，此等均未必可靠”。

同治三年七月，紀鴻赴長沙考試，曾國藩特別寫信告誡：“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為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屬。……場前不可與州縣往來，不可送條子。”

他對女兒也同樣嚴格，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信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鑲大緣，過于絢爛。”

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信云：“余每見嫁女貪戀母家富貴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無好處。余家諸女，當教之孝順翁姑，敬事丈夫，慎無重母家而輕夫家。”

三、對子女要求極其嚴格，卻不一味督責，而是視身教重于言教，根據自己親身體會，出之以討論研究的態度，所以指導切實中肯，收效也就十分顯著。

此類例子，觸目皆是，不勝枚舉，但選鈔其咸豐八年二十日諭紀澤一信就足夠了：

……余生平有三恥：學問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認識，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于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三恥也。

爾若為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推步算學縱難通曉，恒星五緯觀認尚易。家中言天文之書，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一種。每夜認明恒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毫不費力，將來以之為學則手鈔群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從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彌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系。榜后即當看《詩經注疏》，以后窮經讀史，二者迭進。國朝大儒，如顧閻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光陰難得，一刻千金！

以后寫安稟來營，不妨將胸中所見、簡編所得馳騁議論，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

百年以來，對曾國藩的評價，從“勛高柱石”的“古今完人”到“漢奸劊子手”，隔若天淵，判如冰炭。這些評價，從不同的時代要求和不同的政治利益出發，各有各的理由；但無論是誰，都不能不承認曾氏個人的學問和能力。毛澤東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信中，亦極力推崇曾國藩云：

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虞傾圮。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而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

曾國藩確有學問和能力，而且他的學問和能力并沒有“一世而亡”。雖然他是清王朝的忠臣，是傳統文化和傳統思想的捍衛者，他的哲學和他的方法在今天看來都已經過時，但他教子獲得成功卻是一個歷史事實，無須抹殺。

專制制度下的達官貴人如曾國藩者，因為教子有方，愛之以其道，還可以使自己的兒子不變成“衙內”和“大少爺”；社會主義時代的父母，只要同樣注意教子有方，愛之以其道，總應該比曾國藩做得更好一些吧，我想。

（198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