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觀念中，歷史研究和歷史寫作并不需要特殊的稟賦與才能，也用不到多少復雜而高妙的技藝；只要記憶力好，能坐得住“冷板凳”，又碰巧掌握了足夠的資料，就可以取得不俗的成績。當然，這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說法。18世紀博學的英國人塞繆爾·約翰遜就說過：“歷史學家并不需要有多大的才能，因為在歷史寫作時人類心靈的最大力量都處于休眠中。他手邊就有可用的事實，也就用不著去發揮創造力。對想象力的要求也不太高，跟較低層次的詩歌創作中所用到的大致相當。些許的洞察力、準確性和渲染技巧，就足以讓人適合這一任務，只要他在需要時能加以運用即可。”他接著還提到了17世紀法國人皮埃爾·培爾(Pierre Bayle)的《歷史詞典》，并稱之為一本對喜好傳記的人“非常有用的著作”。可是，正是在這本書里，培爾卻就歷史寫作發表了一番與約翰遜大相徑庭的見解：

一般來說，寫歷史是一個作家所能涉獵的最具難度的創作，或者說是最難的一種。它要求有超常的判斷，有高貴、清晰而簡潔的風格，有出色的道德感，要完全篤誠正直，要有許多極好的資料，并有將它們安排得井然有序的技巧；最重要的是，要有抵御宗教狂熱本能的力量，而這種本能會慫恿我們排斥(cry down)我們認為真實的東西。

在這里，培爾不僅闡明了歷史寫作的難度和特殊性，而且就治史者的修養和技藝提出了很高的標準。在他看來，歷史寫作比文學創作要難得多，做一個歷史學家絕不是一件輕松容易的事。

其實，比培爾早生近一千年的唐人劉知幾，就對這個問題發表過系統而深刻的看法。劉知幾主持國史編修長達二十余年，寫成一部中國最早的系統的史學理論著作《史通》，可謂深得史學“三昧”。當有人問及何以古來“文士多而史才少”時，他的回答是：史家必須具備“才、學、識”三方面的素質；有“學”無“才”，正如家有資產而不善經營，不能生財；有“才”無“學”，又恰似能工巧匠沒有材料和工具，也造不出房屋；再則，史家還須有正義感，敢于肩負道德責任；能集這些條件于一身的人自然不多，“故史才少也”。這就是常說的“史家三長”之論。

后世學者對“史家三長”的含義有不同的理解，說法并不完全一樣。清代學者章學誠說：“義理存乎識，詞章存乎才，征實存乎學，劉子玄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按照他的說法，“識”是闡釋歷史的意義、提出獨立見解的能力，“才”集中表現為寫作水平，而“學”則是史家個人所掌握的知識和資料的總量。關于“識”和“學”，他的見解可能得到了公認，發生分歧的主要是對“才”的界定。梁啟超大體上接受章學誠的意見，稱“史才”為“作史的技術”，也就是“文章的構造”，具體包括材料及文章的“組織”和“文采”兩個方面。錢穆對“史才”則有不一樣的看法，強調研究問題的能力，認為“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乃是“才”的突出表現。他們兩人的說法各有側重，如果合起來似乎就比較全面：“史才”就是研究和寫作的能力。清末朱一新談到，“考證須學，議論須識，合之乃善”；魏源批評《元史》的纂修者，稱其“有史才而無史學、史識，八月成書，是以疏舛四出”。可見，他們都同意劉知幾的“史家三長”說，認為才、學、識三者彼此聯系，相得益彰，只有集于一身的治史者，才能稱得上“良史之材”。換言之，一個人如果不具備相當的稟賦，不積累豐厚的學識，不掌握特定的技藝，就難以成為出色的史家。

誠然，歷來論及治史的人，大都認為“三長”難以兼備。章學誠說：“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一部中外史學史，似乎也給這種說法提供了頗有說服力的佐證：令人折服的史學大師寥若晨星，學識精湛而優美可誦的史學著作確乎是鳳毛麟角。不過，才、學、識也應有層次之分，把標準定得過高，符合的人自然就寥寥無幾。如果只求在三方面達到一定的程度，那也就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章學誠還說：

由風尚之所成言之，則曰考訂、詞章、義理；由吾人之所具言之，則才、學、識也；由童蒙之初啟言之，則記性、作性、悟性也。考訂主于學，辭章主于才，義理主于識，人當自辨其所長矣。記性積而成學，作性擴而成才，悟性達而為識，雖童蒙可與入德，又知斯道之不遠人矣。

照這樣看來，一個人只要注意開發自己的稟賦，苦學深思，不斷練習，逐漸提高，就完全可以具備研究歷史的基本素質和才能。

良好的天賦當然是可遇不可求的有利條件，一個人若在記憶、理解、想象、文辭各個方面都超出常人，其成才的道路自然要順暢得多。可是經驗表明，單憑天賦還不足以成為“良史”。訓練、實踐和勤奮同樣十分重要。前輩學者總是提醒后學，要趁年輕多下苦功，“打好基礎”。中國古代史專家趙光賢談到，研究歷史，“首先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也就是要打好基礎”。他所說的這種“準備工作”或“基礎”，包括理論修養、古漢語能力、目錄學和校勘學知識。古典文學專家程千帆對治學的“基本功”做過更具理論色彩的界定：一是本學科的基礎知識；二是本學科的基本材料；三是本學科的基本研究手段；四是本學科的基本操作規程。如果將他們兩人的說法結合起來，我們就能比較完整地看到治學“基本功”的內涵：豐富而可靠的專業知識，深厚而堅實的理論修養，廣博而詳贍的材料占有，精純而實用的方法技藝，嚴謹而得當的學術規范。初學者只要沿著這個方向用功，就不愁不能逐步接近“良史”的目標。

人年輕時是“打基礎”的最佳階段，這是常識，但要做到卻并不容易。這個時期人精力旺盛，吸收力強，倘若全力以赴，無疑能夠為今后的學術發展練就扎實的“基本功”。可是，年輕人也容易耽于幻想，難以抵御各種誘惑，以致把持不定，虛擲時光。所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似乎不僅僅是提醒年輕人趁早用功的一個警句，而更像是許多“過來人”的心酸體會。另外，治史者還需要長期積累和終身磨礪，即使是有成就的學者，也須不斷學習，以改善素質，增進學力。如果一頭扎進自己的專業領地，成年累月只知道做課題、找材料和寫文章，而忽略修養的提高，似乎也難以成為學問大家。古語說“文章老更成”，史家的學問來自不舍涓埃的長期積累，同時還要通過較長的時間來檢驗。

歸根結底，才、學、識三者的結合，方構成史家的綜合素養。治史者探究一個歷史問題，實際上是面對一個遙遠而陌生的世界，只能依靠一些蛛絲馬跡來探知過去的“真相”，如果沒有淵博的知識、豐富的想象和高明的技藝，如果沒有博大的人文情懷和打通古今的魄力，就難免感到束手無策。另一方面，史家畢竟又是生活在現實中的普通人，其研究不可能完全排除個人的情感和成見，也無法抹去所處的時代和社會在其精神上打下的印記。因此，為獲得可靠而可信的歷史知識，史家不得不面對許多難題，需要處理各種復雜的關系。如果沒有很高的綜合素養，也很可能舉步維艱。除此之外，綜合素養的高低，還會直接影響到方法的選擇和運用，并最終反映在論著的學術水準上。關于綜合素養的重要性，美國治中國史的名家史華慈在1964年說過一段值得玩味的話：

最根本的一點是（話雖陳舊，但說的是實情），一個人無論是什么學科背景，他的整體文化素養(或者說他的“整個教育”)越廣博，越深厚，他就越愿意調動他所擁有的一切才智來作用于他正在探討的課題。這種才智不論是否來自其學科的“方法論”，都能夠增加他說出有意義的東西的可能性。相反，如果用獨立自足的(self-contained)“模式”或“體系”來狹隘地看待某個孤立的“學科”，并將它機械地運用于一種文化(無論是當代的還是“傳統的”)，而一個文化修養有限的人對這種文化的任何其他方面又沒有做過什么研究，就會導致沒有創造性的，甚至是荒謬的結果。

史華慈在這里強調的是，治史者不能只顧引進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而忽視整體的文化修養，否則理論和方法也難以發揮作用。他當然不是說，方法對于治史是無足輕重的。史學早已成了一個專業，但凡專業都有自己的專門方法。不過，不同時代的史學，在方法上自有不同的特點；歷代史家對方法及其意義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

在美國研究中國史的知名學者余英時，基于中國近代史家的經驗，認為史學方法主要有兩個不同層次的含義：一是把它“看作一般的科學方法在史學研究方面的引申”，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類；二是“指各種專門學科中的分析技術，如天文、地質、考古、生物各種科學中的具體方法都可以幫助歷史問題的解決”。他沒有提到史學所特有的方法。事實上，史學方法也是由一般思維方法和特殊專業方法所構成的，兩者相輔為用，缺一不可。當然，也有一般思維方法與史學特性相結合而發生轉化，變成了專業方法。另外，史學在方法上歷來具有很大的開放性，史家向來重視吸收其他學科的方法，以補充、完善治史的工具和手段。不過，如果說史學擁有自己的方法論體系，那么在這個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應是專業方法，因為沒有專業方法，其他方法就會失去依托，也難以發揮效用。

但也有學者否認史學有獨特的方法。法國學者保羅·韋納在《怎樣寫歷史：方法論》一書中談到，史學“只是一種真實的敘述”；它沒有方法，“是因為沒有特殊要求：凡敘事真實就能滿足要求”。他甚至斷言，“自從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以來，歷史研究方法并沒有取得什么進步”。這種說法如果不是夸張，就很可能是妄斷。依常識來說，史學如果沒有自己的方法，何以成為一門單獨的學問呢？史學經歷了數千年的演化，在方法上又怎么可能毫無發展呢？美國學者海登·懷特寫道：

歷史學家在傳統上認為，歷史研究既不需要一種特定的方法論，也不需要特殊的知識裝備。通常所說的歷史學家的“訓練”就大部分來說包括學習幾種語言，熟練的檔案工作，和一些固定的練習以便熟悉該領域的標準參考書和雜志。此外，關于人類事務的一般經驗，邊緣領域的閱歷，自制能力和健康的身體，就是所需要的一切了。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滿足這些要求。

他沒有說明這種看法具體來自何處，也無從知曉持這種“傳統”看法的“歷史學家”究竟是哪些人。假若真如他所言，史學史上的大師就不會這樣地為數不多。不過，治史者歷來不喜歡抽象地談論方法，他們通常是從研究的實踐中學會和掌握了方法，這就不免給外人造成一種錯覺：似乎治史不太倚重方法。

另外還有“史無定法”之說。中國經濟史學者吳承明說：

我主張“史無定法”。研究經濟史，唯一根據是經過考證的你認為可信的史料，怎樣解釋和處理它，可根據所研究問題的性質和史料的可能性，選擇你認為適宜的方法，進行研究。不同問題可用不同方法；同一問題也可用多種方法來論證，結論相同，益增信心，結論相悖，可暫置疑。

他還談到，“史無定法，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方法都可有選擇地用于歷史研究，特別是用于實證”。從這些話可以引申出四點看法：第一，史學方法是多元的，不存在“唯一科學”或“唯一正確”的方法；第二，離開研究的實踐來談論方法并沒有什么意義，方法的選擇和運用必須考慮具體問題和材料的要求；第三，史學方法是開放的，可以根據研究的需要而吸收其他學科的方法；第四，史家在研究中采用什么方法，不一定有明確的自覺意識，正如畫家創作一樣，運用什么技法，通常受到表現需要和作畫情緒的支配。的確，用多元論和開放性的眼光看待史學方法，大體上已成為當今史家的共識。再者，方法本身也難有高下好壞之分，差別主要在于它是否同問題和材料相匹配，以及運用是否得當。

有經驗的學者還經常提醒初學者：不可迷信方法。他們或許說，司馬遷并非先研究一通史學方法，才著手寫《史記》。還有人會說，一個優秀史家的誕生，靠的不是方法，而是才能；不是材料，而是對材料的運用。這些說法固然可從前人治史的成功經驗中得到印證，但并不能說明方法對于歷史研究是可有可無的。司馬遷的先輩擔任朝廷史官，其本人長期隨父司馬談讀書習史，其中或許包含方法的訓練。民國學者何炳松在《歷史研究法》的序言中談到，“專門名家之于其所學，或僅知其然而終不知其所以然，或先知其然而后推知其所以然”，這是“中西各國學術上之常事”。這種情況的確常見于史學專業化以前的時代，但自19世紀中期以降，歐洲史家的方法論自覺不斷增強，關于研究方法的著述紛紛問世，對學生的方法論訓練也進入了大學的課程體系。這表明，無論對個體的學者還是對整個學科來說，方法論自覺都是學術成熟和具備反思性的表現。在當今專業化史學高度發展的時代，初學者尤其應當知曉治史的基本方法，并著意培養自己的方法論意識。這不僅是治史的初階，而且也是取得學術成績的重要條件。

當然，要掌握歷史研究的方法，并不能單純依賴史學方法教程。史學方法的最大特點在于其典范性、經驗性和實踐性。方法不是可以拿來就用的現成工具，它只有被人理解和掌握以后才能發揮功效。因此，方法說到底是一種個體性的素質。方法主要不是棲身于方法論教程里面，而是潛藏在眾多學者的治史實踐和典范論著當中。觀察成名學者的治史經驗，閱讀高質量的史學論著，并結合自己的研究實踐加以琢磨，乃是參悟治史方法的最佳途徑。最末一條尤為重要，因為歷代學者通常都是在研究實踐中了解和掌握方法，初學者唯有自己讀書，找材料，寫文章，方能逐漸懂得如何運用專業技藝。只看方法論指南，自己不動手做研究，是絕不可能真正領會史學方法的。

而且，治史是一種復雜而微妙的智性活動，運用什么方法，以及如何運用方法，有時難免帶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特點。我們探討一個問題，在選擇和運用方法時，可能有自覺的意識，也可能僅憑某種潛在的感覺。在研究某個問題時使用某種方法，可能收效甚好；但在另一個課題的研究中使用同樣的方法，結果也許不甚理想。再者，不同的研究者處理

相同的問題，可能會選用不同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方法的運用總是與史家個人的才華、修養、見識乃至氣質聯系在一起的，越是精妙的方法，就越難以言狀；越是優異的史家，就越不愿輕易談論方法。

當然，古今中外的學者對于史學方法也并非未置一詞。實際上，史學方法論讀物為數不少，大體可以分成兩類，一類側重從理論上闡述方法，另一類則結合治學實踐來談技巧和經驗。第一類書籍大多出自史學理論和歷史哲學的專家之手，以理論性和思辨性見長，有些還顯得抽象而玄奧。例如，有一種蘇聯學者的方法論著作，把歷史哲學、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糅合在一起，并對“方法論”和“方法學”加以區分。這類論著與治史的實際可能有一定的距離，讀過以后也許只對一些概念留有模糊的印象。專業史家一般不喜歡泛泛地討論方法，而他們的回憶錄和治學經驗談，往往能給人很多方法論的啟迪。他們所談通常是個人的經驗體會，或許缺乏“理論深度”，但對初學者來說，其意義可能不遜于系統的理論。有的史家自稱是“手藝人”，而杰出史家就成了“精通本行手藝的大師”（masters of our craft）。手藝自然可以揣摩和習得。初學者溫習前人的經驗，由老師指導而進行研究的嘗試，以此了解和學習治史的手藝，其收獲肯定要大大超過研讀方法論書籍。

研究歷史不僅要講究修養和方法，還須遵循一定的規范。古人所謂“繩墨”和“類例”，就含有規范的意思。章學誠說：“遷、固極著作之能，向、歆盡條別之理，史家所謂規矩方圓之至也。”他講的“規矩方圓”，是指古代的治史規范，與今天所說的學術規范并不完全一樣。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關于學術規范的討論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學者的學術規范意識越來越濃厚，識別和防范“學術腐敗”的機制也越來越健全，對于推動中國學術走向“常規狀態”大有裨益。學術規范相當于學術界的“法律法規”，但又不能借助立法程序以一蹴而就地制定，而只能在學術界的反復商討和不斷實踐中逐步形成和完善，并唯有通過學者的自覺遵守才能顯出功效。學術規范建設當然不純粹是學者的事情，還牽涉到思想觀念、社會環境、學術制度等多方面的問題。

學術規范一般由學術通則和具體學科規范所構成。初學者在接觸治史的規范時，需要恰當把握兩者之間的關系，既要遵循學術研究的共通原則，又須重視史學所獨有的范式和技術性要求。尤其需要說明的是，治史的最大特點就是講究材料和根據，因而史學論著通常引文重疊，注釋繁復；這一點往往引起外人的誤解和譏誚，似乎史家生有“掉書袋”的癖好，著史無異于做資料匯編。偶有專業史家對此也認識模糊，懷疑引文重疊和注釋繁復的必要性，甚至將史書疏遠普通讀者之弊歸咎于引文和注釋過多。從學術規范的角度來說，取消或限制引文和注釋，實際上等于摧毀史學的學科特性。正是由于引文繁多、注釋詳盡這一特點，史家才有必要格外講究引文的處理和注釋的體例。

總之，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出色的治史者，這不僅是初學者關心的事情，也是每一個專業史家要用一生的努力來求索答案的問題。從學者自身著眼，深厚的學養、純熟的技藝和嚴謹的規范，無疑是取得卓著成就的必備條件。至于如何才能具備這三方面的條件，在中外史學史上都找不到一用就靈的秘訣，而需要學者憑借自己的才華和苦功，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逐漸摸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的路徑。有人說作家和哲人大多不是訓練出來的，靠的主要是天賦和秉性；而史家的成長則不僅離不開天賦和秉性，還需要接受嚴格的訓練，以掌握專門的技藝，熟悉治學的規范。只不過，這種訓練的完成，不能單憑老師的“教”，而必須依靠學生自己來“學”。初學者若能孜孜不倦地讀書，深入透徹地思考，刻苦勤奮地實踐，就不難步入治史的門徑。

（本文系《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修訂本）“導言”）

《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修訂本）》

李劍鳴 著

商務印書館，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