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的夜班點名，我還得去修那臺發電機，別把庫房鑰匙收走。”病房里，韓玉懷看著探視的老排長，聲音有些嘶啞。此時距他確診賁門癌只過了三周，而再過兩年，他就要走完23年的軍旅路。

1967年，18歲的韓玉懷從四川蒼溪老家到重慶入伍，正趕上國防現代化對技術兵種的渴求。新兵連結束，他主動要求去最苦最臟的機械修理所——每晚趴在發動機上，油污順著手背淌到袖口，他卻樂呵呵地說：“機器不嫌我臟，我憑什么嫌它？”不到兩年，他就能獨立檢修高原型內燃機，被首長連連點名表揚。第一次三等功，來得不算意外。

70年代初，部隊將一批志愿兵派往戈壁，新組建的導彈工程團需要“能擰螺絲又懂線路”的兵。韓玉懷報名的理由很簡單：裝備搬過去，誰來修？到了大漠，風沙大得睜不開眼，他把書裝進油紙袋，夜里用手電照著電路圖琢磨。兩個月，他改進冷卻系統，導彈吊裝效率提高三成，第二、第三次三等功接踵而至。

有意思的是，戰功越多，他的軍銜并沒有水漲船高。1975年起，團里陸續調來軍校畢業的排長，一缺人手，就讓韓玉懷代理職務：先是班長，繼而副排長、排長，再到副連長。代理的帽子戴上去，等“正牌”干部報到，他又默默把臂章摘下，回班里帶兵。很多戰友替他打抱不平：“老韓，你都干到副連長了，咋還沒根紅線？”

緣由其實并不復雜。那時志愿兵提干有三道杠：學歷、編制、年齡。韓玉懷小學文化，硬是靠自學啃下《電工學》；編制口子少，干部名額得優先保證院校生；至于年齡，35歲以上提干幾乎被默認“關門”。1979年團黨委向軍區破例上報，推薦他轉干部，表格填了，政審過了，名額卻被壓了下來。參謀給他遞信時，滿臉歉意。他笑笑：“我這塊料，放哪都能擰得緊。”

從此，韓玉懷把“副連長”三個字當作過眼云煙。1981年，他牽頭成立機修小組，親手教出16名技術骨干；1983年，部隊用舊件拼裝發電車，他一臺車省下四千多元，一年全團節約經費上百萬元。有人勸他留在后方軍工廠搞研發，待遇翻幾番，他擺手：“部隊把我從窮溝里拉出來，我得把本事還給它。”

轉折點出現在1987年底。胃口越來越差，他偷偷吞止痛片，凌晨還鉆進坑道檢修柴油泵。春節前夕，妻子收到家屬院電話，帶著僅剩的一頭肥豬趕火車，只為逼他去醫院。體檢查出賁門癌晚期，醫生建議立刻手術。不出所料，他先惦記的依舊是庫房：“手術前，先讓我把那臺壓縮機調好。”

1989年3月，八個半小時的大手術結束，他在恢復室醒來第一句話：“工具箱別丟啊。”第13天，他固執地讓護士拔掉點滴，托人把迷彩服送來。醫院沒見過這種病人，主任搖頭苦笑：“他不是不怕死，他怕耽誤活兒。”部隊批準妻子隨軍照顧，卻拿不住他。天氣一轉暖，他又鉆到車底，油污和血水混成一片。

立功次數繼續增加。1990年春，導彈旅進行戰備拉動，臨時發現推力車高壓油管裂縫；搶修班忙成一鍋粥，他拄著拐杖上車，十五分鐘解決故障。那是他的第23次立功，也是最后一次。半年后，癌細胞大面積轉移，軍醫隊盡力維持，他卻始終拒絕轉干部、拒絕補報二級傷殘。理由仍舊質樸：“我就是個兵，別給組織添難處。”

1991年1月，他在西北某基地病逝。臨終前，他把軍帽壓在胸口，對身旁連長低聲說：“車子保養手冊放柜子頂上，別丟。”他走時還是一級士兵，工資檔次連連里的新兵都嫌低，可他的名字長期掛在旅隊精神文明榜第一欄。

有人統計過：23年里，他培養了一百二十多名修理尖兵，至少十人提干走上領導崗位；他參與的改進方案，為部隊直接節省經費近兩百萬元。換算成今天的幣值，那是個龐大數字。但在老兵眼里，真正能拿得出手的，不過是一箱用舊的套筒扳手。

有老同事回憶，開追悼會那天，基地第一次允許機械車間全員停工三小時。吊唁人群自發排隊，許多人把沾了機油的手套放在靈前——那是對一名“永遠的兵”最高的致敬。事實上，他沒留下動人遺言，只留下一句再普通不過的話：“組織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試想一下，如果按功績來論，他當副營長、正營長絕非難事；可他甘愿做部隊最不起眼的螺絲釘。正是這股“擰緊就不松”的倔勁，讓他的23次戰功與23年兵齡一一對應，讓后輩在機房混著柴油味的空氣里瞬間肅然起敬。緣由何在？一句話：心里裝著崗位，眼里就沒有個人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