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27日,八路軍冀中軍區搞了一次征文比賽,前后時間長達一年多。
梁斌、孫犁、楊沫、魏巍、秦兆陽等40多位青年作家脫穎而出。
也許現在很少有人知道這些人的名字,可當年他們的《紅旗譜》、《荷花淀》、《青春之歌》、《野火春風斗古城》、《小兵張嘎》、《平原槍聲》、《敵后武工隊》、《沖破黎明前的黑暗》等作品,都是家喻戶曉的。
搞征文的初衷,源于國民黨軍的一個高級將領,諷刺八路軍的文藝宣傳是“商女不知亡國恨”。
而八路軍晉察冀邊區的聶司令員堅定的認為,文藝宣傳是八路軍最有力的武器。
國民黨軍靠抓壯丁擴充兵力,這樣的部隊凝聚力差,也沒有什么戰斗力。白白浪費寶貴的抗日資源。
而八路軍抗敵劇社在冀中平原每一次演出后,都會有上千名熱血青年,踴躍報名參加八路軍。
也正因如此,冀中贏得了八路軍“兵庫”的美譽。
除滿足晉察冀根據地以外,冀中軍區還先后向其他抗日根據地輸送了58個團的兵力。
其實在紅軍時期,聶司令員就意識到文藝宣傳的重要性,他不但參與演出話劇《廬山雪》,還創作了四幕話劇《南昌起義》。
1937年12月7日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正式成立。四天后,八路軍抗敵劇社,以及《抗敵報》報社也宣布成立。
相比起劇社需要長時間的排練,《抗敵報》發行就簡單得多。
《抗敵報》的社長是鄧拓,他帶著幾個年輕人,在極度艱苦的環境下,把報紙辦的有聲有色。
后來隨著根據地的規模越來越大,在《抗敵報》的基礎上,又發行了內容更豐富的《子弟兵》報。
報紙的印刷,也從油印改為石版印刷。
報社編輯部位于阜平縣城南莊,而八路軍創辦的印刷廠在阜平縣的上蒼山村。兩地相距十五六公里,中間需要翻越兩道巨大的山梁。
每天晚上兩三點鐘,才能完成報紙內容編輯的完成。然后由編輯王慶林,騎馬將樣本送往上蒼山村印刷廠。
戰馬夜里都有戀槽的毛病,騎在馬背上,稍微有些不注意,戰馬就會掉頭往回跑。直到翻過第2道山梁后,戰馬才會徑直向前走。
夏天感覺還好些,除了要提防洪水,猛獸外,騎在馬背上。涼風習習,感覺還是很愜意的。
最難熬的是十冬臘月,滴水成冰,尤其是下大雪以后,馬蹄踩在山路上一步三滑,不要說騎馬,就是牽著馬,隨時都有跌落懸崖的危險。途中更不敢停下來,否則人和馬瞬間就會凍僵。
反正無論如何遭遇多大的困難,都要保證在天亮前,將樣本送到印刷工人手中。確保報紙新聞的時效性。
《抗敵報》和《子弟兵報》很受抗日軍民歡迎,發行量都在一萬份以上。印刷完成的報紙,都被毛驢馱著,沿著崎嶇的山間羊腸小路,送往四面八方。
《抗敵報》和《子弟兵報》的巨大成功,引得晉察冀各軍分區的爭相效仿,先后創辦的報刊,達到193種。其中最著名的,是深澤縣王化南主編的《小號角》。
王化南家境殷實,讀過大學,但身體不太好,有嚴重的胃病。
盧溝橋事變后,王化南毀家紓難,只給妻子女兒留了二畝薄田,其余家產全捐獻給了八路軍。
王化南最珍惜的,是一部四真空管收音機,他隨身攜帶,每天都趴在收音機上,收聽來自延安的廣播。把重要新聞記錄下來,及時刊登在《小號角》報上。
條件太艱苦,收音機使用的電池,都成為奢侈品。
為了省電,王化南將收音機拆了,所有的器件裝滿一大簸箕。經過連續三個晝夜的改裝,四部單真空管收音機被成功制造出來。
新收音機不僅省電,而且功率強大,不但能夠收聽到來自延安、重慶等地的廣播,國外的舊金山、伯力、橫濱的廣播,也能聽得清清楚楚。
可電池終究太難得,王化南又使用方鉛礦石作為檢波器,通過天線直接接收廣播信號。徹底解決了收音機電池不足的難題。
礦石收音機
八路軍在與日軍作戰時,繳獲了一部收音機。
王化南幾經琢磨,竟制作出一部無線步話機。
步話機交給一個活躍在前線的地方干部朱庶績手中。
就這樣,王化南總能在第一時間,拿到當地抗日軍民最關心的新聞。
《小號角》的發行量內容豐富,發行量遙遙領先。
因為王化南的工具箱,就是農村常用的大簸箕,因此大家都親切的稱王化南的編輯部也“大簸箕廣播電臺”。
《小號角》的影響力太大了,因此成為日軍的眼中釘。
王化南帶著僅有三人的編輯部,平均每隔7天就要搬一次家。
1939年4月的一天,王化南轉移到西馬村,當時他胃病發作,仍堅持寫稿。
突然聽到大門外有人乞討:大爺大娘行行好,給口吃的吧。
房東大爺說:現在正是青黃不接的時節,我們哪有多余的吃的?你還是帶著孩子去村西頭看看吧。
王化南聽到聲音有些熟悉,就到窗口前看了看,與一個瘦骨嶙峋的小女孩四目相對。
那小女孩怯生生地喊了聲:爹、爹,我餓……然后就放聲大哭。
王化南急忙把女兒抱起來,問道:“你們怎么到這里來了”。
他的妻子淚流滿面的說:“咱家靠近縣城,你現在又出了名,鬼子三天兩頭來咱家折騰,家里一粒糧食也沒有了……”
房東大爺大娘也感動得淚流滿面,急忙拿了幾個玉米餅子給那母女倆。
到了傍晚時分,那女人拉了孩子的手執意要離開,她說:孩子他爹是做大事的人,俺不想拖累他,再挺一挺,等打敗了日本鬼子,日子就好過了。
然后她拿起討飯棍,拉著女兒,頭也不回的去了。
抗敵劇社自從成立以后,經過幾個月的排練,已經能夠登臺演出了。
這在當時可是一件大事,當地的鄉親們,聞聽劇社演出的消息后,哪怕走上幾十里路,自己帶著干糧,風塵仆仆的來看演出。
由于時間倉促,劇社能夠公演的劇目非常有限,通常只是唱幾首抗戰歌曲,然后演一段諸如《放下你的鞭子》之類的短劇。
短劇中有這樣一幕,一個老人帶著年幼的孫女背井離鄉,小女孩唱著《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沿街乞討,臺下的觀眾啜泣聲一片。不少人把干糧和銅錢丟上舞臺。
宣傳效果直接拉滿。報名參加八路軍的青年成群結隊,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打鬼子,讓老人孩子衣食無憂,不再流離失所。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如此簡單高效的宣傳方式,大家紛紛效仿,截止到1939年年底,晉察冀各軍區已經組建各種劇社300多個,從業人員超過萬人。
1939年夏天,九分區前哨劇社在西大塢村演出話劇《血淚仇》龍王廟一節,面對殘暴的鬼子,有婦女因反抗被殘忍殺害,更有人不堪受辱撞墻自殺。
觀眾入戲太深,一個青年戰士突然跳起來,對著舞臺上的演員開了一槍。
幸好扮演鬼子的演員身手敏捷,子彈貼著頭皮飛過去,帽子都打飛了。
臺上臺下都驚住了。
幸好分區司令員魏洪亮當時也在現場,他走上舞臺,對下面的戰士說:這是演戲,你們不要開槍嗎。
現場頓時安靜下來,魏洪亮又對后臺揮了揮手說:演出很精彩,接著演,接著演。
其實露天演出是很辛苦的,尤其是隆冬時節演夏天的戲。
有一次抗敵劇社在平山縣寨北村演出大型話劇《日出》,一萬多名觀眾冒著紛飛的大雪觀看演出,三個多小時的演出,熱烈的掌聲經久不息。
可誰也不知道,那些身著單衣的演員,回到后臺后,即便是圍坐在炭火爐旁也凍得瑟瑟發抖。只能嚼幾口干辣椒來抵御嚴寒。
演員們不知道,聶司令員也在臺下觀看演出。
演出結束后,聶司令員走上舞臺,與演員們一一握手,祝賀他們演出成功。
當時給觀眾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女主角方碧。聶司令員稱贊她“演得很好,很真摯”。
在舞臺上落落大方,還能自己編寫劇本的方碧,一時間竟不知所措,有些語無倫次的回應道:“我演的不好,不很好,很不好”。
方碧的回答,引來臺上臺下一片善意的笑聲。
這些抗日劇社的演出地點,并不局限于根據地內,他們經常冒著生命危險,深入到日軍重兵盤踞的據點附近進行演出。
當然大張旗鼓是不可能的,普通農戶家的庭院,一塊日軍崗哨看不到的打麥場,都是劇社演出的舞臺。
一塊白布當做背景,就在鬼子眼皮底下,演員演得投入,觀眾看的津津有味。
有個叫張文苑的演員后來回憶說:我們劇社有20多人,演出使用的道具、戲服,一頭小毛驢就能馱走。
演員們除了人手一支手槍外,男演員還多帶著一把鋒利的鐮刀。女演員帶一把鋒利的剪刀。
剪刀是最后時刻留給自己用的,反正不能活著落到鬼子手中。
鐮刀是用來割幕布繩子的,幕布是劇團最貴重的道具,如果鬼子來了,用鐮刀割斷幕布上的繩子,帶上幕布就跑。
深南縣有個東蒿科村,村南是日軍重兵防御的鐵路線,村北是日軍崗哨林立的滄石公路。村東村西的魏家橋村和西陽臺村,都有日軍設立的據點。
即便是小小的東蒿科村,在村南大路口也有鬼子的炮樓。
演員們冒著嚴寒來到村子里,村干部早就在村北搭建起一座簡易的舞臺,臺下擠滿了來看演出的當地百姓。
先是演出獨幕話劇《祖國兒女》,劇情是一對年輕的兄妹被日軍擄去,受盡嚴刑拷打卻大義凜然,怒斥日寇、漢奸,最后壯烈犧牲。
隨后又演出話劇《石德線上》。
這兩個劇目,都是根據當地發生的真實事件改編的。普通百姓感同身受。
開始時演員們還盡量壓低聲音,擔心被日軍發覺。后來演到高潮處,演員和觀眾都忘卻了危險,震耳欲聾的喝彩聲不絕于耳,為了烘托氣氛,伴奏的鑼鼓聲也敲得震天響。
但近在咫尺的鬼子,仿佛睡著了一般,將近三個小時的演出,始終沒看到他們出來搗亂。
第2天一大早,50多名偽軍棄暗投明,攜帶武器投奔了八路軍。
原來據點里的鬼子聽到鑼鼓聲,根本沒想到是八路軍劇團在演出。錯以為是村里的百姓辦婚事。于是敦促據點里的偽軍來探聽虛實。
結果偽軍們看了演出后,深受感動,從而作出棄暗投明的選擇。
到了1939年春季,一個新的難題擺在各抗日劇團面前,可供他們演出的曲目太少了。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有的劇社還下大力氣排練了根據外國名著改編的《欽差大臣》、《巡按》等曲目,結果老百姓看了一頭霧水,不知這些外國人為什么啰啰嗦嗦。
有的劇社還將當年在上海轟動一時的《出走的安娜》、《阿Q正傳》等曲目重新排練后演出,結果還是曲高和寡,老百姓看得莫名其妙。
“一定要創作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劇目”!這是聶司令員看了外國題材的大型話劇《夏伯陽》后發布的命令。
于是以梁斌為代表的,一大批文學青年,加入到抗日劇社中來。
梁斌根據《探清水河》改編的《縫棉衣》。以及根據《媽媽糊涂調》重新填詞《五勸婦女歌》。賀綠汀創作的《義賣歌》。呂驥譜曲的《邊區兒童團歌》。沈雁寫的《夫妻倆》,傅鐸創作的《游擊組》等作品橫空出世。
演出內容也不再局限于話劇、歌曲。新增添了當地百姓喜聞樂見的河北梆子,哈哈腔等新編曲目。
1941年3月,年僅21歲的八路軍區長黃炳倫,又名黃剛,不幸被俘。被日軍槍殺于景和鎮街頭。
那天是景河鎮大集,臨刑前,黃剛當著無數百姓的面,慷慨激昂的唱了一段自己填詞的河北梆子:
“父老鄉親且聽真,
咱們同是中國人,
一個天來一個地,
一個祖先一條根。
現如今,鬼子闖進咱家門,
殺我同胞燒我村。
狗漢奸,實可恨,認賊作父喪天倫……”
一曲未終,槍聲響起。圍觀百姓無不唏噓不已。
黃剛的絕唱,又成為各抗日劇社難以逾越的高峰,每次演出,這成為觀眾們必點的保留曲目。
皖南事變后,有個國民黨軍高級軍官諷刺八路軍“游而不擊”,抗戰劇團是“商女不知亡國恨”。
對這種毫無根據的指責,是不值得反駁的。但是從側面也反映出,各抗戰劇團歌唱類節目太多,缺少有故事情節的劇目。
為了鼓勵大家創作出更多的優秀劇目,1941年5月27日,以《冀中一日》為題的大型征文活動,正式拉開帷幕。
征文活動大受歡迎,男女老少齊上陣,每天都有十幾麻袋的投稿,用牛車拉了送往編輯部。
編輯們認真負責,從浩如煙海的投稿中,選擇優秀作品結集出版。
梁斌、孫犁、楊沫、魏巍、秦兆陽、王林、遠千里、李培基、沈云、克明、劉流、馮志、路坎、海默、李英儒、劉光仁、商展思、徐光耀等40多名青年作家在征文比賽中脫穎而出。
也許現在很少有人知道這些人的名字,可他們的《紅旗譜》、《荷花淀》、《青春之歌》、《野火春風斗古城》、《小兵張嘎》、《平原槍聲》、《敵后武工隊》、《沖破黎明前的黑暗》、《烈火金剛》、《戰斗的青春》、《赤金》等經典作品,在當年可是家喻戶曉的。
征文活動先后搞了一年多。1942年5月,日軍對冀中根據地進行了規模空前的“五一大掃蕩”,為了保存實力,八路軍各主力部隊相繼撤出冀中。征文活動這才戛然而止。
1942年5月中旬,轉移到山西的抗敵劇社,在崞縣(今原平市)神崗頭村演出時,被村里的漢奸出賣,遭到日軍的突然攻擊。
方碧等六人壯烈犧牲,才華橫溢的編劇崔品之,重傷被俘后堅貞不屈,英勇就義。
聶司令員驚聞噩耗后,以個人名義發來唁電。并囑咐有關部門:全力救治受傷人員,積極營救被俘人員……。
那些沒有隨部隊撤出根據地的抗日劇社,在戰斗中都蒙受了很大的損失,但他們沒有氣餒,自發的組織起來,成立了規模宏大的前線劇社。
演員們演出時都是帶槍的,隨時準備投入戰斗。
大“掃蕩”后不到一個月,留在冀中打游擊的王亢之,就在深澤縣北冶莊頭村的地道里,完成了《黎明報》的創刊印刷。
創刊詞是用紅色油墨印刷的:我們是插在敵人心頭上的利劍,堅決抗日,絕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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