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網

中新社昆明7月19日電 題：河泊所遺址：解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歷史敘事

中新社記者 韓帥南

“我們在河泊所遺址發現一條‘T’字道路，路旁分布著建筑區、水井等遺跡，根據道路指向找到了魏晉時期的城墻……”近日，在考古發掘現場，隨著河泊所遺址項目組成員(現場發掘)謝霍敏的介紹，一座兩千多年前的古代城市鮮活了起來。

4月29日，考古工作者在河泊所遺址內開展工作。中新社記者 韓帥南 攝

河泊所遺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上蒜鎮，是商周至漢晉時期云南規模最大、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遺址。這里既是古滇國的都邑，又是西漢益州郡郡治所在地。該遺址的考古成果填補了西南邊疆歷史研究的空白，見證了邊疆與中原交流交往交融的歷史，揭示了西南邊疆從多元文化到國家一體的發展歷程。

“滇王離難西南夷……于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了古滇國的存在，以及漢武帝在西南地區設置益州郡的歷史。不足千字的史料，同時缺乏實物佐證，讓神秘的古滇國是否真實存在，益州郡郡治到底位于何處，成為待解的千古謎題。

“1956年，‘滇王之印’金印在石寨山古墓群出土，證實古滇國真實存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河泊所遺址項目負責人蔣志龍說，但在接下來的半個多世紀中，“滇”的聚落遺址一直未被找到。

7月15日，市民在云南省博物館參觀河泊所遺址出土的瓦當。李嘉嫻 攝

在大批考古工作者的長期努力下，2021年以來，河泊所遺址東部發現漢晉時期城墻、壕溝、道路、大型高臺建筑基址，出土筒瓦、板瓦、瓦當、磚等建筑材料70余噸。其中，有“益州”字樣的銘文瓦當和“永元三年官當”紀年瓦當，成為益州郡城址確認的有力證據。

“在古代河道邊緣的灰燼堆積中，出土2000多枚封泥，我們由此推測這里曾是集中銷毀官方文書的場所。”謝霍敏說。

封泥是中國古代用于封緘簡牘文書并加蓋印章的泥團，在官方文書資料被焚燒時發生陶化，因此被保留下來。河泊所遺址出土的封泥中，大部分是官印封泥，包括“滇國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刺史”“廣漢太守章”“蜀郡太守章”等，證實史料中“西漢置益州郡，領二十四縣”的記載。

蔣志龍解釋，這些官印封泥的發現，說明漢王朝在古滇國故地設立益州郡后，仍保留滇國滇王稱號及統治，并以“相”相輔進行地方治理的雙重行政管理模式，體現中央政權邊疆治理策略的靈活性。

值得一提的是，河泊所遺址還出土簡牘5萬余枚，其中有字簡牘1.4萬余枚，內容涉及文告、官方往來文書、司法文書、名籍、書信、典籍等，成為研究漢代邊疆政區建制、職官制度、賦役制度、民族關系等問題的重要史料。

6月11日，工作人員在實驗室清理出土的簡牘。中新社記者 劉冉陽 攝

“這些簡牘上的文字讓歷史更加具象化。例如一片簡牘記錄著‘己丑滇池守令邪龍長武、守丞’，表明當時出現了一位名為武的官員從邪龍縣到滇池縣跨地區任職的情況。”河泊所遺址項目組成員(簡牘保護)蘇東曉介紹，這批簡牘文書是西南地區迄今考古發現的最大一批漢代文字資料，對研究秦漢之際的邊疆治理及國家化進程具有突出重大價值。

“河泊所遺址的發掘成果實證了西南邊疆自古以來的國家認同，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歷史敘事的成功典范。”蔣志龍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