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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士族門閥如同參天大樹深深扎根于中國社會的土壤中，他們壟斷仕途、掌控經濟命脈，即便經歷王朝更迭，依然能迅速恢復元氣。

唐朝末年的黃巢起義，曾以席卷天下的戰火重創士族，卻未能將其連根拔起。

真正終結士族時代的是宋朝的科舉制度改革，若沒有這場改革，即便再有百次黃巢起義，士族仍會如野草般在亂世后重生。

九品中正制推行后，品評人才的權力被士族牢牢掌控。

瑯琊王氏等豪門即便在王朝更迭中失去權位，其家族的文化傳承、人脈網絡和地方根基仍能完好保留。

北魏孝文帝改革，中原士族與鮮卑貴族融合，進一步鞏固了其社會地位，這種韌性讓士族在亂世中始終占據優勢。

唐朝建立后雖推行科舉制，但士族并未退出歷史舞臺，唐太宗曾命人重新排列士族等級，卻因山東士族根基深厚，最終不得不承認其地位。

唐朝科舉錄取人數極少，每年僅二三十人，且舉薦制度盛行，士族子弟憑借家族聲望輕易就能獲得推薦資格。

盛唐時期科舉入仕者中士族子弟占比超過七成，寒門學子即便考中也往往難以進入權力核心。

士族掌握著文化傳承的主動權，他們家中藏書萬卷，子弟自幼接受系統教育，而寒門學子多因家境貧寒無力讀書。

唐朝的官學雖向平民開放，優質教育資源仍集中在士族聚居的長安、洛陽等地，這種文化壟斷讓士族即便暫時失勢，也能憑借人才儲備等待復興時機。

黃巢起義爆發后，這場歷時十年的農民戰爭席卷大半個中國，對士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起義軍所到之處士族莊園被焚毀、成員遭殺戮、南方望族損失慘重。

長安淪陷期間，來不及逃亡的數百名士族官員被處決。

但黃巢起義的破壞力始終局限于表層，北方士族早在起義軍逼近前就已舉家遷往地方，憑借在州郡的宗族勢力自保。

這些士族在地方經營數百年，即便京城支脈受損，地方根基仍在。

更重要的是士族的文化傳承并未中斷，他們的族學依然開課，子弟仍在攻讀經史，只要天下安定便能通過科舉或薦舉重返官場。

五代十國的動蕩進一步沖擊了士族，但也未能將其消滅，后唐時期朝廷官員中士族子弟仍占四成。

這些士族憑借累世經學的優勢在亂世中為各個政權提供治理人才，始終保持著社會影響力。

宋太祖趙匡胤本人出身行伍，對豪門大族干預朝政有著天然警惕，而科舉制度成為他打破士族壟斷的利器，但這場改革并非一蹴而就。

首先北宋初年科舉閱卷時仍能看到考生姓名籍貫，士族子弟常因考官偏袒而被錄取。

宋真宗下令試卷需糊住姓名，再由專人謄抄成副本，考官只能依據卷面內容評判，這讓寒門學子得以憑真才實學競爭。

其次是錄取規模的擴大，唐朝每年科舉錄取不過二三十人，宋朝則大幅增加。

到宋仁宗時期，科舉錄取人數較唐朝增長十倍以上，大量寒門子弟通過考試進入官場。

這些人沒有士族背景，只能依靠朝廷提拔，形成了天子門生的政治群體，從根本上改變了官場結構。

最關鍵的是舉薦制度的廢除，唐朝科舉雖設考試，卻需官員舉薦方能報名，寒門學子往往因無人引薦而錯失機會。

宋朝規定，凡取得秀才、舉人功名者，均可直接參加科舉，無需舉薦，這一變革讓科舉成為真正面向全民的選拔機制。

福建莆田的方氏家族原本是普通農戶，因子弟連續三代考中進士竟成為當地望族，這在唐朝是絕無可能的。

宋朝科舉改革的深入，讓士族逐漸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士族子弟不再能憑借門第輕松入仕，必須與寒門學子同臺競技。

而長期養尊處優的生活讓不少士族子弟喪失了刻苦攻讀的動力。

北宋中期，清河崔氏在科舉中已鮮少出現成功者，到南宋時曾經煊赫的五姓七家在官場中已難覓蹤跡。

宋朝商品經濟發達，土地不再是唯一的財富來源，士族傳統的莊園經濟逐漸瓦解，不少士族子弟為維持生計不得不出售土地，轉而從事商業或手工業。

文化壟斷的打破則是致命一擊，宋朝印刷術普及，書籍成本大幅降低，寒門學子也能購置經史典籍。

當文化不再為士族專有，他們最后的優勢也不復存在。

到南宋時期，士族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已基本消亡，朝堂之上再也沒有以血緣紐帶連結的門閥勢力。

即便有少數家族連續數代為官，也多是憑借科舉成就而非門第特權，與傳統士族有著本質區別。

黃巢起義雖能摧毀其人身和財產，卻無法改變壟斷機制。

而宋朝科舉改革通過糊名謄錄、擴大錄取、廢除舉薦等措施，從根本上切斷了士族壟斷仕途的路徑，讓寒門學子有了公平競爭的機會。

這種制度變革不僅終結了士族時代，更推動中國社會走向平民化。

宋朝以后社會流動性空前增強，這種流動性所激發的活力，正是宋朝在經濟、文化領域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回望歷史，若沒有宋朝的科舉改革，即便再有百次黃巢起義，士族仍會像過去數百年那樣，在戰亂后重建其社會地位。

社會變革往往不在于疾風驟雨的破壞，而在于構建公平合理的制度體系。

參考資料：

《新唐書?選舉志》，中華書局，1975 年版。

《宋史?選舉志》，中華書局，1977 年版。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