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潮新聞

2022年7月17日，炎熱夏日的一個工作日，南寧90后女孩蘇雨晴（化名）不慌不忙地來上班，看到手機上添加好友的申請，她以為新客戶找上門，痛快地點擊了通過，可是卻收到一條條露骨的信息，還沒等她反應過來，好友申請已經有近兩百條，她腦袋“嗡”的一聲。

失業、抑郁、離婚……接下來的三年，仿佛被烏云籠罩，但她一直“死磕”，從未妥協。她的目的很簡單，揪出造謠者，讓他為自己的行為買單。

這三年維權之路，她走得很艱難，但她仍在堅持著，等待一場真正的勝利。

漫長的“取證”

一切都因為一張被惡意篡改的照片改變了。

叮叮叮……驗證消息持續不停，其中有一條留言稱有“重要東西”要給她看。蘇雨晴謹慎地同意了這條申請。對方發來一張國外社交平臺網站“推特”的截圖，上面是她的私人照片：一張自己從未發表過的個人照，身著長袖長褲，坐在公共區域，卻被惡意裁切畫面，附上低俗文字和聯系方式，在社交平臺“求約”。

蘇雨晴意識到自己被造謠了，震驚又氣憤。她立即關閉微信好友申請權限，并第一時間選擇了報警。但由于涉事平臺為境外網站且證據不足，民警回復無法受理立案，她只能另尋辦法。

她托朋友注冊了該社交網站的賬號，通過檢索找到造謠者黃某的推特賬號，看到其主頁發表了大量低俗動態，并把對方個人主頁和造謠帖子完整截圖、錄屏。

經過分析，蘇雨晴認為造謠者在國內肯定有實名注冊的賬號。通過在國內平臺上搜索類似信息，她定位到一個與造謠者高度相符的賬號。于是，她與朋友“投其所好”，私信造謠者與其進行互動，以想進一步認識為由獲取了對方的微信號。“就這樣開始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揪出這個造謠者，似乎近在眼前。”但要想確定他是誰，需要漫長的等待。

一面是蘇雨晴絞盡腦汁尋找造謠者，一面是謠言不受控制地傳播著，“謠言傳播速度之快，范圍之廣，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甚至滲透到了她的日常生活。周圍質疑的聲音越來越多，她的焦慮也一點點蔓延開來。

事情發生一兩個月后，甚至有同事當面調戲她：“你身材真的挺不錯的，晚上下班有沒有空？”她一步步陷入自證的漩渦，變得焦慮難安，不想出門、不愿見人，微信好友從一千六百多人刪減到僅剩兩百人。

蘇雨晴的病歷 受訪人提供

2022年10月，蘇雨晴確診為中度抑郁，并很快轉為重度抑郁。從此，她只能借助服用安眠藥入睡，又常常因為噩夢驚醒。她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甚至波及在上幼兒園的孩子，最終，她選擇離婚。而由于工作狀態差，她選擇辭職，加上輾轉多地進行心理康復咨詢和并發癥治療，花費不菲，最后，她因無法承擔房貸而失去房產……

但她沒有投降，頂著崩潰，咬著牙，繼續聯系造謠者。她思考著如何快速確認對方身份信息：一般情況下，身份證會在大額交易、交通出行、外宿酒店時使用，而對這一類常在互聯網發布“色情邀請”的人而言，最可行的方法就是約對方開房時獲取信息。

于是，蘇雨晴專門混入與造謠者相關的圈子內，忍著惡心在群聊中學習他們的話術，并刻意把控著與造謠者的聊天頻率，小心翼翼地不讓對方懷疑。

近一年的“釣魚”取證，蘇雨晴終于等來了機會——2023年5月8日，造謠者主動發出見面邀請。她約見對方在酒店“開房”，與酒店確認其已辦理入住后，便立即聯系了派出所民警。這一次，警方成功掌握了造謠者黃某的真實身份信息。

“三百天后，我等來了一份治安調解協議書。”2023年7月15日，派出所的民警通知蘇雨晴去做調解，在調解室里，她此生第一次見到黃某，是個未曾謀面的陌生人。“他造我的謠，竟也沒有認出我。”

黃某承認了網絡造謠行為，簽署調解書承諾公開道歉及賠償蘇雨晴20萬元。然而，黃某沒有履行調解義務，隨后被南寧興寧公安分局依法處罰：行政拘留10日并處罰款500元。

蘇雨晴在調解室里與黃某見面 受訪者提供

“死磕”的日子

善意的原諒，并沒有贏得善意。“我不該同意調解，他并不是真誠道歉，我應該追究其法律責任。”蘇雨晴一紙訴狀，將一直不履約的黃某告上法庭。

2024年5月，南寧市興寧區人民法院對該人格權糾紛案作出一審判決。經審理查明，被告黃某在推特、微信、微博等平臺發布蘇雨晴照片及微信名片，并散布不實信息，構成侵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相關規定，法院判決黃某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省級以上報刊公開賠禮道歉，并賠償蘇雨晴20萬元。

本以為事情到這里就該結束了。沒想到，噩夢再次侵襲了她。

一審判決后，黃某以“經濟困難無力履行”為由向南寧中院提起上訴。“他上訴的時候做了很多假證據，對我進行了二次造謠，非常惡心。”得知對方上訴的消息，蘇雨晴情緒崩潰。“這是我這三年中，最痛苦的時期，對方竟可以昧著良心繼續造謠，不知悔改。”

身心俱疲的她，一度想悄悄離開這個世界，幸好被路人救下送往醫院。前夫知道后，想要帶著女兒來看她，她拒絕了。“我不想讓女兒看到這樣的我，也是因為女兒，我決定好好的活著，和那個人繼續‘死磕’。”

2024年8月，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上訴理由缺乏法律依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判決生效后，黃某在15天履行期內仍未履行義務。隨后，蘇雨晴依法向興寧區法院執行局申請強制執行。2024年12月26日，黃某終于刊登致歉聲明。

黃某發布的道歉聲明 受訪者提供

這是一封遲來的道歉信，盡管是強制執行，但也讓蘇雨晴好過了一些。“從那以后，我的病情也開始好轉，慢慢斷掉了安眠藥以及抗抑郁的藥物，現在完全不用藥了。”她漸漸好起來了。

2025年5月，蘇雨晴收到了法院強制執行終本，仍未收到黃某任何賠償款。2025年7月15日，執行法官通知蘇雨晴，黃某已被拘留十五日。執行法官轉告蘇雨晴，黃某想和她執行和解，答應后續會每個月賠償1000元，直到滿足20萬賠償款。

“每月1000元達成20萬的數額，需要16年半，真的很好笑。”蘇雨晴這次沒有同意，“對于20萬的賠償款，我不抱有希望，我失去的何止20萬。”未來，她還打算以拒執罪進一步訴訟黃某。

“接下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會照顧好自己，努力生活。”2025年7月17日，是事件發生的三周年，她開心地告訴記者，要小小“慶祝”一番：她為自己買了鮮花，和律師一起吃了晚餐。

一審判決 受訪者提供

“蘇雨晴”們該如何反擊

在這三年間，也有很多與她有著類似經歷的女生聯系上了她。她們大部分都因為不知曉造謠者的真實身份，而無計可施。“最難的就是搜集證據，而且需要完整的證據鏈，這對于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太難了。”蘇雨晴說。

北京盈科（上海）律師事務所律師鞏晶晶坦言，網絡造謠的維權難點主要有三點：證據滅失快，網絡信息容易被刪除或篡改；身份隱蔽，造謠者可能使用匿名賬號；一旦在境外傳播，還存在跨境執法難，國內警方直接管轄受限。

那么，“蘇雨晴”們該如何維權呢？

第一步，固定證據，以截圖、錄屏的形式保存謠言內容（包括發布賬號、時間、轉發情況等），同時通過公證（如線下公證機構或線上平臺“權力衛士”等）、區塊鏈存證方式保全造謠內容，確保證據的真實性和完整性；第二步，提供證據，向平臺投訴舉報，要求平臺同步屏蔽關鍵詞、斷開鏈接。若平臺怠于處理，可寄送律師函；第三步，報警處理；第四步，以名譽權、隱私權受侵害為由提起訴訟，要求停止侵權、賠禮道歉、賠償損失。若無法確定造謠者身份，可先行起訴平臺要求披露用戶信息；若符合誹謗罪立案標準，可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若情節特別嚴重（如引發社會秩序混亂），可向公安機關控告，追究刑責。

“在國外平臺被造謠，維權難度相對比較大。”鞏晶晶表示，但可委托律師向境外平臺發送律師函，要求配合提供造謠者身份信息。若平臺有中國代理方，受害者也可向國家網信辦舉報。網信辦將依據《網絡安全法》進行約談，要求技術屏蔽該帖傳播，同步配合提供造謠者身份信息。

如果在國內平臺被造謠，鞏晶晶建議受害者與平臺直接溝通，要求進行斷開鏈接、刪帖等操作。若平臺怠于處理則可直接通過民事訴訟，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第13條等相關法律，起訴平臺向法院申請調取造謠者注冊信息。“這需要受害者提供初步證據，如賬號截圖等。”受害者也可在起訴平臺后，委托律師持法院調查令向平臺或運營商調取身份信息（如IP地址、注冊手機號等）。

“根據不同的法律依據，造黃謠可被追不同的法律責任，包括民事侵權、行政處罰、刑事責任。”以刑事責任為例，鞏晶晶表示該立案標準為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5000次以上，或轉發500次以上；或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殺等嚴重后果。

有人說，蘇雨晴三年維權堪稱“教科書式”的反擊，而她卻說，“哪有什么教科書式的維權，全是被逼無奈。”直到現在，蘇雨晴仍然不知道，一個陌生人是怎樣拿到她的照片，獲取她的信息，又為何造她的黃謠。

“這三年，我其實也不清楚是什么在支撐著我，但我想看到造謠者付出他應該付出的代價。”蘇雨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