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天啟末年，陜西大地赤野千里。連續數年的旱災讓這片曾經肥沃的土地變得顆粒無收，樹皮草根都被饑民啃食殆盡。1606年出生在陜西定邊縣一個貧苦家庭的張獻忠，此時正經歷著人生最艱難的歲月。

他曾在縣衙當過捕快，這份差事讓他看透了官場的腐敗黑暗，也讓他練就了一身好武藝和正義敢言的性格。據說他“極為聰明，為人正義，經常愛打抱不平”，甚至因為替百姓出頭差點丟了性命。

當饑荒演變成人吃人的慘劇時，張獻忠知道，唯一的生路就是反抗。他振臂一呼，家鄉的饑民紛紛響應。這個讀過些書、受過軍事訓練的年輕人，很快就在起義軍中嶄露頭角。

他率領的部隊從幾百人迅速發展到成千上萬，成為高迎祥農民軍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在烽火連天的歲月里，張獻忠的軍事才能得到充分發揮。他率領部隊轉戰陜西、山西、河南等地，與明朝官軍周旋于黃土高原與中原大地。“盧閻王”盧象升，這位22歲考中進士的明朝名將，曾在剿匪戰場上與張獻忠交過手。

盧象升雖為文官卻武藝高強，能揮舞150斤大刀，在戰場上總是身先士卒。面對這樣的強敵，張獻忠在實戰中不斷磨練自己的戰術。

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禎皇帝自縊煤山。當這個消息傳到張獻忠軍中時，他正率領部隊在四川境內作戰。

歷史在這一刻給了張獻忠一個重大抉擇：是像李自成那樣問鼎中原，還是偏安西南？張獻忠選擇了后者，在成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權。

巴蜀稱王

成都的冬天不算太冷，但1644年的歲末卻透著一股肅殺之氣。張獻忠在眾人的擁戴下登基稱帝，定國號為“大西”，將成都定為京都。

登基大典上，他身著龍袍，目光如炬，望著臺下跪拜的文臣武將，心中盤算的不僅是權力，更是如何在亂世中開辟一片新天地。

大西政權建立后，張獻忠展現出了令人意外的一面。他開設科舉考試，廣招人才；設立左右丞相、六部尚書等官職；對周邊各族百姓宣布免稅三年。

更難得的是，他號令森嚴，規定軍隊“不準擾民，不準擅自強行在本地招兵”，違反者就地正法。這些措施讓飽受戰亂的四川百姓看到了一絲希望。

在接班人問題上，張獻忠封自己的四個養子為王：李定國、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在軍事編制上，他將部隊分為120營，每個養子統領數十營兵力。這一安排看似尋常，卻為后來的抗清斗爭埋下了伏筆。

1644年秋天，山海關外的歷史劇變傳到了成都。清軍入關，李自成的大順軍潰不成軍，幾十萬大軍紛紛降清。

消息傳來，張獻忠召集眾將，面色凝重地說出了那句載入史冊的話：“我們是漢人絕不可能投降滿人，哪怕戰死哪怕只剩一人，也要與清朝對抗！”

這句話不是空談。張獻忠立即整頓軍備，準備北上抗清。他深知清軍騎兵驍勇善戰，便加緊訓練象兵部隊，這些龐然大物后來在抗清戰場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他不斷告誡養子們，無論發生什么，都不能走投降的道路。

在張獻忠積極備戰之時，南明政權卻陷入了內斗的泥潭。具有戰略眼明的政治家堵胤錫曾單騎招撫李自成侄兒李錦的三十萬大軍，主張聯合農民軍抗清，卻遭到何騰蛟、瞿式耜等人的打壓。

南明朝廷依舊沉浸在“借虜平寇”的幻想中，對張獻忠這樣的“流寇”充滿敵視。

歷史證明，正是張獻忠提前培養的四大養子，成為后來南明抗清最重要的力量。在張獻忠戰死后，他們率領部隊南下轉移，一路殲滅清軍，與南明聯合，在西南各省堅持抗清近二十年，直到康熙年間才被徹底殲滅。

精神不滅的抗清火種

1646年的冬天，川北寒風刺骨。張獻忠親率六十萬大西軍主力駐守西充鳳凰山，營帳連綿如鐵甲長城。這位曾席卷半個中國的梟雄，此刻眉頭緊鎖，清軍鐵騎已突破陜南防線，叛將劉進忠正引導肅親王豪格直撲大西軍大營。

濃霧籠罩的清晨成了歷史的轉折點。哨兵接連急報發現清軍蹤跡，張獻忠勃然揮鞭：“擾我軍心者斬！”話音未落，他仍抄起短矛躍馬出營。濃霧忽散瞬間，鳳凰山下鐵甲寒光刺破晨曦。

叛徒劉進忠手指山崗：“此即八大王！”清將豪格張弓如滿月，一箭貫穿張獻忠左肩直透心臟。這位曾令明軍聞風喪膽的大西王墜馬倒地，鮮血浸透凍土。主帥猝死引發全軍潰散，大西政權瞬間崩塌。

烈火中的傳承卻在灰燼里萌發。四位養子率殘部血戰突圍：孫可望護主力南撤，李定國領精兵斷后。

他們帶著萬余殘兵和數萬百姓家眷，沿嘉陵江且戰且退，最終在貴州深山重整旗鼓。張獻忠臨終前“聯明抗清”的決策，此刻化作具體行動。

1647年，李定國單騎入昆明，向南明永歷帝奉上血書：“愿以赤心復山河！”昔日的“反賊”部隊，竟成南明最后脊梁。

最令人唏噓的是李定國的鳳凰涅槃。這位曾被張獻忠賜名“安西將軍”的年輕將領，在云南整軍時立鐵律：“掠民財者斬，淫婦女者剮”。他率軍三破桂林，陣斬清定南王孔有德；衡州之戰更擊斃清帥尼堪，創下“兩蹶名王”的奇跡。清廷震動欲和談時，李定國按劍長嘆：“若義父未屠蜀民，我等早擁百萬雄師！”

千秋功罪

站在成都望江樓俯瞰錦江，水流依舊奔涌，卻沖不淡四百年的歷史爭議。

張獻忠的青銅塑像眉宇間凝著桀驁，而基座上“屠蜀百萬”的刻痕更觸目驚心。這位復雜人物被釘在歷史恥辱柱的根源，始于1645年夏天的瘋狂，暴虐的七殺碑至今寒光凜冽。

因猜忌川民私通南明，張獻忠聽信謀士汪兆麟讒言，在成都制造慘劇：先屠青壯男子填壕溝，再逼婦女投江，江水三日赤紅。

更借“開科取士”誘殺生員萬人，《蜀碧》記載“貢院尸骸如薪垛”。當養子孫可望跪諫“有王無民，何以為國”時，他竟抽刀砍斷案幾：“民如野草，春風吹又生！”這般暴行徹底摧毀民心，百姓以馬糞涂抹大西年號，州縣官上任三月即遭刺殺。

然而屠川真相應窺全豹。現代研究揭示：明末四川實際人口約60萬，所謂“屠盡六百萬”實屬夸大。

災荒與瘟疫奪命更甚刀兵，崇禎年間“人相食”的記載頻現縣志，崇禎十七年大疫更“十室九空”。清軍入川后，豪格部“斬首數萬級”的捷報連傳；吳三桂叛清時又在川血戰七年。待康熙統計戶籍，幸存者竟不足八萬。

忠奸分岔的養子們更照見人性復雜。孫可望降清后帶兵絞殺義軍，最終卻被清廷猜忌，死于獄中；而李定國臨終前跪拜西南：“寧死荒外，不降！”清軍感其忠義，竟妥善保護其墓。云南百姓至今傳唱：“西岳廟前松柏青，定國猶守漢家陵”。

歷史長河沖刷下，張獻忠的雙重身影漸次清晰：一面是焚毀天府之國的暴君，一面是點燃抗清烽火的梟雄。

恰如《明史》的冷峻判詞：“焚戮之慘亙古未聞，然至死不降虜，養子盡節南疆，亦非常人可及。”

極端手段終將反噬理想，唯持仁心者能承天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