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滿散文

我這一生搬了無數次家，而且經歷了從武漢到宜昌再到武漢的多次輾轉，有一個箱子，我一直沒有丟棄，幾十年來一直都放在緊要處，倍加珍視。

這個箱子里裝的也不是什么貴重物品，只不過是我中學時零散寫的日記，寫于那個年代的一些不成樣的詩，還有我大學時的課堂筆記和那段時間寫的一些零零碎碎的雜記。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一些信件，這些信件中的絕大部分都不是我寫的，而是我收到的信件，收信時間大約在1981年到1991年之間，寫信的除了我的家人，主要是我的學生，兩次在中學任教結束后班上的學生寫給我的，這些信里面的內容單獨看并沒有什么特別的，都是學生對我說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學習、生活瑣事，但放在一起看，卻有著沉甸甸的份量，能讓我的內心產生激蕩的漣漪，那種溫暖、那種牽掛、那種不舍的情緒不時會涌上心頭，讓我感動。

我在1978年考上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學的是漢語言文學專業，我和許多生長于那個年代的年輕人一樣，也是一個充滿激情的文藝青年，也是一個充滿文學理想的追夢者。

1981年，大三的時候，學校安排我到武漢市漢陽區建港中學高一年級實習，我的很多故事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的。

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人記得法國電影《放牛班的春天》和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老師讀過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贊科夫、馬卡連科的教育學專著《關于愛的思考》、《和教師的談話》、《教育詩》等等，在當時經濟條件十分拮據的狀態下，我買了上面提到的三位教育家的幾乎所有著作。無論是有關教育的電影還是有關教育的著作，都對我這個師范學院的師范生的思想選擇產生極大的沖擊，這些電影和專著都在描寫教育中的愛、責任和使命感，愛、責任和使命感對今天的人特別是對今天的老師來說或許已經十分陌生，但對當時我這個時代青年來說，仍然是一種很高的人生理想和精神追求。

我在建港中學實習時教的是魯迅先生的小說《藥》，或許我那個時候還不能真正理解魯迅先生《藥》這篇小說對中國人的精神所進行的手術刀式的解剖，但我努力將魯迅先生的手術刀跟中國人當時的精神聯系起來分析，給同學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仍有學生記得我講《藥》時的情形。

有一次我在講評作文時，將班上的一個叫辜紅勝同學寫的作文作為范文在班上念，沒想到我的這一做法對辜紅勝的一生產生了影響。我在講評辜紅勝同學作文時說他想象力非常豐富，有文學寫作的天賦，就是這句話讓他產生了許多遐想，后來辜紅勝在寫給我的信中說，他第一次知道自己有寫作的天賦，這讓他感到吃驚和震動。

后來我在班上成立了一個周末學習小組，除了辜紅勝外，在班上挑選了七個同學參加學習小組，由辜紅勝擔任組長，成員有鄒世榮、高桂霞、周再云、胡俊、李剛、陳漢龍，這里面有成績好的，有成績不好的，還有的是班干部，如鄒世榮是班長，高桂霞是學習委員，陳漢龍是組長。到底是什么驅動我成立這樣一個學習小組，現在已經記不清了，總歸是我通過成立這樣一個學習小組開始了一場教育社會實驗，用愛、責任、使命感去激發這些同學內心的潛質，我知道我的力量很微小，但哪怕能夠激發起這些同學內心一分一毫的動力去學習，也能讓我產生某種從事教育工作的驅動力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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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我自己所有的書籍都搬到辜紅勝家里，每個周末，都會到有辜紅勝家，把學習小組成員召集在一起進行輔導，當時我并不奢望能夠給大家增加多少知識，只是想激發大家的學習熱情。那時候，從我家或從華師校園到漢陽建港中學的距離是很遠的，每次去一趟都要一個多小時甚至兩個小時，有一次我騎自行車去，在長江大橋龜山那一段下坡路上摔了一跤，車子摔壞了，人也愛了傷。可我沒有放棄，堅持騎到了辜紅勝家，那時候真的是有一種信念在支撐著我把這一實驗進行下去。

建港中學是一所普通中學，既不是市重點，也不是區重點，而我帶的班又是高一普通班，班上同學的成績普遍偏低，不乏一些表現差的，那時候的辜紅勝就是一個學習成績較差、不時在外面打架的同學，這一點很像電影《放牛班的春天》里音樂老師馬修來到那所輔育院時學生們的狀態。后來接觸多了，就會發現，這些其實都只是表象，在他們的內心都有一種想要學好、想要向上的潛質。

這也正是我要用愛、責任和使命感去感化、激發、教育這些學生的背后驅動力。那是一個特殊年代，我所面對的又是一些特殊學生，靠常規方式無法讓這些學生產生學習的積極性，必須以特殊方式激發他們內心的那些向善、向好、向正、向上的潛質，讓他們走上一條正常學習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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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已經忘了，從同學們寫給我的信中，我才回憶起當時我還在小組辦了一份小報，我開始起名叫《春雷》，后來同學們改成了《春聲》，小報專門刊發同學們寫的作文、感想、日記等等內容，讓參加學習小組的同學有種榮譽感、成就感，也讓其他沒有參加學習小組的同學感到羨慕。

當時參加學習小組的同學都產生了一種很強的榮譽感，認為在這個小組里很光榮，因此大家也都按要求完成我布置的作業。我還組織他們搞一些課外活動，比如到東湖去游玩，從我們在東湖照的相片可以看出，那時候大家都很快樂，很充實，也很自豪。后來得知，其實當時班上有很多同學想參加學習小組，非常羨慕參加學習小組的同學。

可這個學習小組并沒有堅持多久就被解散了，主要原因是高一結束后，所有同學要重新選班，有的進入三年制高中，畢業時參加高考，有的進入兩年制高中，畢業時參加技校考試。同時我自己進入大四后的學習很緊張，又要進行畢業論文準備，所以在學習小組解散后我就忙自己的事，很少去建港中學和辜紅勝家了。

然而也正是在學習小組結束和解散后，同學們開始給我寫信，參加過學習小組的每個同學都給我寫過信，有的同學給我講學習，有的同學給我講自己的初戀，有的同學給我講跟同學發生沖突乃至打架，給我寫信最多的是辜紅勝。從同學們的這些信中可以知道，我當時給他們也寫了大量書信，由于這些書信后來都找不到了，所以我無法回憶起我寫了些什么，但有兩點我的態度是肯定也是很堅決的，一是反對同學們過早談戀愛，二是堅決制止調皮學生打群架。

當時我對班上學生的前景十分擔憂，我甚至都不敢對他們有過高的期待，我不知道他們未來的路會怎么走，他們未來的工作、生活會順利和幸福嗎？現在看來，我的擔憂是多余的，因為幾十年的人生經歷證明，他們的未來十分美好和光明，這是我當時沒有想到的。

的確這些同學沒有一個考上大學的，但他們依然在陽光下生長著，努力地從一棵小苗長成一棵大樹。他們中有一些同學上了技校，有一些同學參了軍，還有一些同學直接參加了工作，當辜紅勝媽媽寫信向我報喜，說辜紅勝參軍了的時候，我非常高興，因為這個十分調皮的學生的未來或許能夠在部隊這個大熔爐中得到很好的鍛煉，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在部隊辜紅勝經常給我寫信，給我講他在部隊的生活和訓練情況，說他因為寫作能力強擔任了文書，經常寫一些新聞報道，還因為他的繪畫天賦辦板報，受到領導的肯定。

后來我畢業分配到宜昌工作離開了武漢，因為工作忙，辜紅勝他們也都參軍的參軍、上技校的上技校，參加工作的參加工作，各忙各的事，再后來大家成家立業，無暇他顧，我跟同學們的聯系漸漸少了，最后中斷了聯系。

本來故事到這里就該結束了，但我沒有想到的是，整個故事還會以一個更加華麗的轉身開始。

1996年的一天，我在武漢晚報上讀到一篇散文《怕見恩師》，作者叫辜紅勝。我立即就仔細讀起來：

“小時候，很調皮，鬧課堂、打群架是常事。同學們咒我：走出校門，就入牢門。

高一下學期，班上來了個師大實習生，清瘦的個子，我們叫他李老師。我想，得找個機會，給他一個下馬威。

終于等到了他給我們上第一堂課。他的開場白是：我叫李光滿，比你們大6歲，所以只能算是你們的大哥。我正欲發作，卻見他將我的作文本翻開念了一段。那篇作文應是一篇游記，而我卻寫成了童話，因為走題，語文老師給我評了不及格。而李老師卻說，從作文的想象力可以看出我的天賦，只是，尚未掌握寫作方法而已。那一堂課，我竟出奇的安靜。

我有天賦？

由于李老師的主動，我們很快成為好朋友，并照他的建議，我們幾個差生，組成了一個周末學習小組。從那時候起，我開始有了收斂，學習成績有也有了進步，老師和同學們都對我另眼相看。

學習小組一直延續到李老師畢業分配時。在他奔赴宜昌前，我在華中師大中文系宿舍找到了他。臨分手，他凝視我良久，拉著我的手說：你現在的知識太貧乏，今后相見，我想見到一個有作為的你！

我始終忘記不了那一刻的情景，忘記不了那一席話。是你改變了我！我在心中暗下決心，一定努力奮發，學有所成，再來見您。

這以后，當我學有所獲，我就會問，能去見李老師了嗎？在我加入黨組織、被聘干、被評為先進的時候，我就會問，這就干好了？當我的文章一篇篇見報，我就會一次次想，是否寫得夠好？可我仍不敢去見他，我知道，我還需努力。

我敬愛的恩師，什么時候，我才有膽量去見您？”

這篇散文讓我的內心大受震動，辜紅勝，就是十幾年前我在建港中學實習時的那個調皮搗蛋卻被我稱為有寫作天賦的學生，就是那個參軍后非常努力上進的學生，他從部隊復員后到一家大型國企當了一名新聞編輯，干著與我相同的職業。這篇散文雖然不長，卻讓我激動不已。當老師的幸福竟然就這么悄然而至，它并不是大富大貴、大紅大紫，而是一種精神的回報，就像你在二十年前種下一棵樹后離開了，二十年后你無意中走到這棵樹下，坐在這棵樹的濃蔭里，享受過往快樂的時候，發現這棵樹竟然是自己二十年前種下的。

正如《放牛班的春天》中的那位音樂老師馬修一樣，他辦的合唱團改變了那些學生的命運，我辦的那個學習小組未必能夠改變辜紅勝的命運，但一定激發了他內心里那種向善、向學、向上的精神。一個教師的責任或許并不在教學生多少知識，而在讓學生學會自信，學會學習。學生階段不單是一個學習過程，更是一個成長過程，除了學習還有許多更重要的東西。當下的學生深感學習的痛苦，他們在學生階段所失去的不僅是樂趣，更失去了人生中的一些重要的精神體驗。

后來我開始尋找辜紅勝，他以前住的洲頭三村早已經被改造成了一片現代化高樓，建港中學雖然還在，卻已經沒有一個認識的人了。以前知道他在漢鋼集團工作，在漢鋼報當編輯，后來漢鋼集團被合并到了武漢鋼鐵公司，再后來武漢鋼鐵公司又被合并到了寶武集團，我打了很多電話，都沒有打聽到辜紅勝的消息。后來我才知道在漢鋼集團并入武鋼的時候，他辭職了。

一年又一年過去了，我也已經退休，這時我再次想起了辜紅勝。后來我通過各種途徑終于打聽到辜紅勝，我立即開車去找他，在分別近四十年后，終于跟這個曾經調皮的學生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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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紅勝 李光滿 楊崇喜 鄒世榮 張春芳 高桂霞 江旭東

此后辜紅勝一個一個聯系當年學習小組的同學，除了陳漢龍以外，其他同學都找到了。隨后辜紅勝在建港中學附近組織了一次聚會，鄒世榮、高桂霞、胡俊、李剛、周再云都來了。當年我實習班上的一些同學聽說我跟同學聚會，也紛紛趕來參加，他們是陳建新、江旭東、喻軍、潘紅晏、謝新萌、劉傳根、張春芳、童銀芝、楊崇喜，大家來到建港中學大門口合影留念，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那個時候，雖然已經過去了四十年，但大家依然保持著那份純真，那份熱情。

再后來，辜紅勝建了一個微信群，群名叫“難忘恩師”，這讓我感到慚愧，我只給他們教了一篇課文，在他們班上擔任實習老師也就三個月，何德何能擔得起這“恩師”兩個字？

此后我每年都會請同學們到我在江夏的一個農家小院聚會，大家每次都會像過節一樣高高興興地參加，每次我和我愛人在院子門口見到他們，就會聽到他們高聲喊“老師”和“師娘”，如果說喊我老師還不能讓我心潮澎湃的話，稱我愛人為“師娘”則會讓我和我愛人的眼眶一下子濕潤起來，那不僅是一個稱呼，而是對老師這個職業的無比尊重和崇敬。其實這批同學比我也就小五六歲，比我愛人也就小三四歲，他們那么發自內心的喊我為老師，喊我愛人為師娘，真的會讓我覺得教師這個職業的崇高與偉大，一輩子讓一群學生尊敬和難忘，是值得一個老師回味一生的最大幸福。

這些我曾經幾乎喪失信心的同學現在的狀況更是讓我感到意外和驚喜。他們現在有的是大型國有銀行省級分行的中層領導，有的是國企的中層干部，有的是企業里的工會領導，有的是民營企業經營者，有的是遠洋公司船員，有的已經擁有一定的財富，最讓我感到興奮甚至驕傲的是那些參過軍當過兵的同學身上始終保持著那樣一股正氣，那是當年軍隊這個大熔爐鍛造出來的永遠不會褪去的精神氣質，潘紅晏同學當年還參加過對越反擊戰中的老山戰役，這讓他一輩子都為之感到自豪。這些同學都有一個正常的工作和一個幸福的家庭，我不能說他們個個都當了多大的官，都多么富有，但他們在生活的磨礪中個個都很努力，現在也都很健康和幸福。

辜紅勝曾當過企業領導秘書、報社編輯，后來辭職畫畫、寫作，直到現在他仍在堅持寫作，看到他寫的一篇篇作品，看到他今天仍在用文學的解剖刀解剖我們社會、解剖人性，我覺得他做得比我做得好。我有時想，雖然當下的文學已死，但仍有很多人在文學的荊棘叢中逐夢而行，辜紅勝就是這樣一個文學追夢者，一個真正的作家。

我的記憶中，高桂霞長得十分秀氣，當時在班上成績突出，后來上了武漢化工技校。現在的高桂霞雖然經歷了一些人生的風雨，但也收獲了許多感悟、平靜、幸福，她富有而淡然，熱烈而純粹，她對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有著自己更加通透的理解，對人生有著更加純粹的追求。當她的兒子喊我愛人“師太”的時候，我感覺我給他們做的太少太少，而他們饋贈給我的又太多太多。

江旭東 潘紅晏 陳建新 謝新萌 胡 俊 喻 軍 劉傳根

辜紅勝 張春芳 楊崇喜 周再云 童銀芝 高桂霞及兒子

喻軍一直經營著自己的事業，他對這個世界的洞察力是那么精準和深刻，他對當前時事的每一條評論都顯示出深邃的歷史穿透力，他的文字功底非常強，他對一些問題的判斷總是那么精準。

還有劉傳根，曾經做過很多年的海員，是那種真正的遠洋海員，一出去就是幾個月甚至半年一年，他走遍了全世界，也經歷了幾乎所有大洋的大風大浪，現在他歸于平靜的生活，以釣魚為樂。

還有其他同學雖然都是幾十年沒有見面，現在每次見到他們都覺得像一家人一樣，跟他們的心貼得很近，互相很親切，這讓我感到很快樂也很滿足，當一次聚會結束時我會開始期待下一次的聚會。

最近翻出大學畢業時寫的中篇小說《責任》，四十多年后重讀這篇小說，仿佛看到了四十多年前的那個稚嫩而又充滿激情的我，看到了我在建港中學實習的情景，那時的我不到22歲，卻想著用愛、用責任、用使命感這些宏大敘事去點燃一批處于迷茫狀態的學生的心火。古人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在四十多年后，重新來到我親手種下的一棵棵樹下，享受那份溫馨、溫暖、溫情，享受那份親切、美好、快樂，感到此生沒有虛度。

生命的最高價值不在于升官發財，不在于名滿天下，而在于那樣一份被人發自內心的尊敬，在于他們對你喊出的一聲聲老師、對你愛人喊出一聲聲師娘時的喜樂，這就是為師之樂，這就是人生的至高至遠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