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趙安琪

在策劃國際傳播內容時，我時常思考：誰的故事，最能讓海外受眾產生情感共鳴？我們講述的，不只是中國發展的“宏大敘事”，更要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人物，搭建起跨文化理解的橋梁。

在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前，我得知一位特別的嘉賓將在此期間來到北京，她叫莎拉，來自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曾入圍世界小姐，如今就職于中國鐵建加勒比分公司，長期參與中拉合作項目。她擁有雙重身份：既是共建“一帶一路”的參與者，也是中拉文化交流的“連接點”。

更巧的是，她在參會期間剛好有半天的空檔可以接受采訪。我意識到，這可能是一次難得的報道機會。于是我迅速著手策劃一個人物短視頻采訪方案，想通過她的眼睛、她的語言、她的經歷，講述一個兼具代表性與感染力的“中拉合作故事”。

我不想把她當成傳統意義上的“受訪者”，而是想邀請她成為這趟旅程的“同行者”。考慮了整整一周，我最終決定從北京前門出發，帶她走入城市肌理。從街區漫步到非遺體驗館，我們邊走邊聊，鏡頭捕捉到她眼中的驚喜，也記錄下她關于中拉交流的點滴思考。

莎拉曾在2008年來過一次北京，對這座城市的印象還停留在一些老舊的片段中。這一次，當她站在整潔的前門大街，望著沿街古老與現代的交融，不禁感慨：“這里變化太大了，和我記憶中的完全不一樣。我現在終于明白，什么是‘中國式現代化’。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我身邊看得見、摸得著的生活。”

作為一名記者，我常常關注“發展帶來了什么變化”，但在與莎拉的對話中，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看見變化”遠遠不夠，更關鍵的是如何理解變化、講述變化。

特多是加勒比地區首個加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莎拉對此深感自豪。在采訪中，她多次談到中國企業在海外項目中的本地化實踐。我原以為她會強調技術或效率，沒想到她最看重的是文化理解。

她直言，很多人誤解中國，是因為他們習慣用西方的價值體系去評判一個有著不同文明根基的國家，而不是試圖從中國自身的文化語境出發，理解中國的發展邏輯。這句話讓我深受觸動——國際傳播中最容易被忽視的，不是“語言”的翻譯，而是“視角”的轉換。

她的這番話，讓我想起了此前采訪通用技術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孟加拉國阿蘇甘杰132kV變電站項目時，中方項目經理助理鄭啟超講述的一段經歷。

當時，中方團隊向當地業主推薦了一款在技術參數上領先且性價比極高的國產保護控制設備。原以為憑借數據就能贏得認可，沒想到卻遭到了明顯的質疑。對方直言：“你們是為了壓低成本才推中國設備吧？我們還是更信任歐美品牌。”

這并不是對技術本身的否定，而是根深蒂固的偏見——在他們的文化視角中，“中國制造”就等同于“便宜、低質”。哪怕技術更先進、案例更成熟，他們也更傾向于“熟悉的選擇”。

受訪者告訴我，面對這樣的質疑，他們并未爭辯，而是耐心提供該設備在多國的成功運行案例及國際客戶的反饋函。幾個月后，業主代表親赴現場驗收，驗收結束時他們的看法已發生明顯轉變：“中國設備的質量完全不輸歐美大牌，價格卻只有一半。”此后，在多個項目中，他們主動增加了對中國品牌的采購比例。

這些采訪故事讓我重新審視我們在國際傳播中的視角，很多時候，偏見往往并不是針對技術或方案本身，而是因為人們戴著“特定視角”的眼鏡去理解陌生的人和物。同樣的事實，在不同文化認知結構下，可能被解讀為全然相反的結論。

作為記者，我們常常從“我要說什么”出發，卻容易忽略“他們用什么方式理解”。如果不能對受眾的文化結構有足夠的敏感和尊重，那么再精準的信息，也可能被誤讀或扭曲。有效的國際傳播，不是灌輸式的輸出，更是要努力理解并回應“他們如何看”，這種文化理解力，決定了中國故事是否真正能被聽見、被理解。

記得采訪莎拉的視頻發布后，她在自己的Instagram上轉發并寫道：我們加勒比國家，為什么總覺得自己陷在一種無解的困局里？我們完全可以重拾希望，也許可以試著從東方尋找新的辦法，從北京這樣一座已經大不相同的城市開始。但這需要我們調整文化視角，真正地去理解中國，而不是繼續帶著舊有的成見。

這些話讓我感受到一種發自內心的觸動。這不是一次配合鏡頭的“采訪感言”，而是一位真正受到觸動的人，在用自己的語言，向世界講述一次“改變視角”的經歷。

作為一名記者，我當然為這次報道的效果感到欣慰，但更讓我動容的，是這個故事所引發的“回響”。真正有力量的國際傳播，是受眾愿意“轉述”的故事。我們不是在“說服”，而是在“啟發”，是讓更多人愿意說出“我也想去看看中國”。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趙安琪（圖右）在采訪中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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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