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虹橋國際機場，舷梯緩緩放下，隨著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刻，太平洋的上空似乎也在醞釀著一場無聲的“外交風暴”。

隨他而來的，是14位澳大利亞各經濟領域的“掌舵者”，這不僅代表了價值數千億的經貿合作意向，更是堪培拉在風云變幻的國際局勢中，向中國示好的決心。

此情此景，著實令人唏噓，因為，就在阿爾巴尼斯來訪中國的一個多月前，還曾在澳大利亞的大選中威脅要收回中國企業在達爾文港的經營權。

雖說澳大利亞的對華態度一如“薛定諤的貓”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兒，但月余之間，風向驟變，還是再次刷新了我們對這種“善變”外交姿態的認知。

澳大利也對中國如此善變，究竟能得到什么好處？

中澳強相關

要理解澳大利亞的“善變”，我們還得回到2022年的那場決定澳大利亞政治走向的聯邦大選。

在這場大選中，執政的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在總理莫里森的帶領下，正要努力爭取第三個任期，而挑戰者，則是由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及其領導的工黨。

可令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在這次激烈的角逐中，中國的身影似乎“無處不在”。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莫里森政府悍然將所謂的“中國威脅”擺在了競選的核心位置，大肆污蔑中國干涉選舉與導彈脅迫，試圖將中國塑造成澳大利亞的“假想敵”。

在中國與所羅門群島簽署安全協議后，莫里森政府更是將這種針對落到實處，通過質疑工黨“對華軟弱”，將其定性成無法保障國家安全的政治角色。

這其中固然有選舉競爭的策略考量，但制造所謂的外部威脅，轉移民眾對國內經濟困境和疫情應對不力的不滿，也是莫里森如此行事的重要原因。

然而事實證明，莫里森政府顯然打錯了算盤，據國立大學的民調顯示，澳大利亞60%以上的選民更為關注的，大都是與日常相關的生活成本、養老、經濟狀況乃至氣候變化等問題。

對他們而言，被“人為創造”出來的所謂“中國威脅”遠不如日益上漲的物價和難以負擔的房租來得真切。

再加上澳大利亞發生山火期間，莫里森卻在外度假，甚至后續的性侵案處理與維系法澳潛艇合約的接連失當，一度逼得法國總統馬克龍怒斥“騙子”，這無疑讓民眾對其信任跌至谷底。

最為關鍵的是，莫里森政府刻意“遠華”的操作，直接造成了商界投資和民眾就業的雙重重大損失。

畢竟，作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可是為其創造了近60萬個工作崗位，切斷與中國的經濟聯系，無異于自斷臂膀，莫里森政府也由此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可與莫里森的激進策略形成對比的是，工黨領袖阿爾巴尼斯選擇了一條中間路線。

雖然他極力避免給人留下“親華”的印象，以爭取更廣泛的選民支持，但他也同時敏銳捕捉到了民眾對民生議題的關注。

于是，阿爾巴尼斯憑借自己單親家庭出身、幼年貧困的人生經歷，將自己打造成了一個“草根總理”的親民形象。

憑借這些，他幫助工黨以壓倒性的優勢贏得了大選。

雖說，繼任的阿爾巴尼斯并沒有采取強硬對華政策，轉而用“恢復對話”取代“強硬對抗”，緩和了兩國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澳大利亞就此便擺脫了地緣政治主導下的博弈思維。

畢竟，我們已經說了，澳大利亞的對華態度從來都是“善變”的，因此，左右搖擺才是其最常見的姿態……

墻頭草本色

2023年4月，澳大利亞援建瓦努阿圖共和國維拉港的防波堤工程順利完工，澳方甚至將此項目贊譽為“友誼之橋”。

然而，僅僅不到兩個月后，同一批澳方工作隊被秘密召回，并向當地人員發出警告，要求他們“配合盟友共同監控該港口”。

消息一經泄露，立即引發了中國的強烈譴責，畢竟，澳大利亞以“發展援助”為名利用援建港口進行情報偵察，本質上還是在與美軍展開深海監視技術方面的合作。

而緊接著的7月，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在堪培拉一場閉門會議上更是強調，必須加強與美國在“奧庫斯”框架下的核潛艇協同，以對抗所謂“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海上擴張”。

但一周后，阿爾巴尼斯政府官員卻又低調出訪昆士蘭州一處大型光伏電站，與中國企業簽署了新一輪清潔能源合作備忘錄。

不到兩個月后，澳方在年度產業報告中，將對華貿易形容為“國家經濟的穩定壓艙石”，并特別點贊中國成為澳大利亞最大進口市場，貢獻了超過200億澳元的鐵礦石訂單……

其實不難看出，澳大利亞的對華“善變”完全是基于國內政治和經濟的務實考量，而若將其放之于更廣闊的印太地區，這種“善變”的背后還深藏著關乎經濟與安全的戰略目標。

作為一個中等強國，澳大利亞一直渴望在地區事務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參與東南亞與南太平洋事務、強調多邊主義，都是其鞏固區域影響力的手段。

二戰后，澳大利亞的安全防線從英國轉向美國，而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更是讓澳大利亞在《澳新美安全條約》的基礎上，一度將防御范圍延伸至中國南海。

畢竟，東亞的“海上生命線”占據了澳大利亞對外貿易的50%以上，而南海航線更是承載了其高達60%的貿易量。

不管是鐵礦石、天然氣亦或是農產品，澳大利亞的絕大多數商品都要通過南海運往中國、日本、韓國等主要貿易伙伴。

這條航線的穩定，直接關系到澳大利亞的經濟命脈。

其經濟深度依賴中國，但安全上又與美國緊密綁定，澳大利亞試圖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形成一種“經濟靠亞洲，安全靠美國”的“雙軌策略”。

正是基于這樣的利益考量，澳大利亞在對華問題上的政策立場上顯得尤為“搖擺不定”。

以至于，每當中國積極向太平洋國家提供發展援助并參與基礎設施建設之時，澳大利亞也往往會將其解讀為所謂的“地緣影響力博弈”。

而這種基于“中等強國焦慮”而采取的競爭策略，也讓澳大利亞在過去數年間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莫里森政府時期，對華貿易關系因為一系列政治摩擦而迅速惡化，葡萄酒、大麥、龍蝦等澳大利亞的標志性出口產品，也因此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創。

盡管澳大利亞企業曾嘗試開拓日本、新加坡、越南甚至是歐美市場，但對于那些走量的產品來說，想要找到一個能替代中國如此巨大且具有超強購買力的市場，完全就是不切實際。

正是這些血淋淋的經濟數據，促使澳大利亞政府開始反思其對華政策，也是為何在阿爾巴尼斯政府上任后，迅速開始修復受損的中澳關系。

哪怕其中仍然夾雜著澳大利亞“左右橫跳”的試探，兩國也切實完成了2023年中澳貿易額達1345億美元、同比增長5.4%的壯舉。

事實總是能夠證明，理性的綜合考量終將戰勝地緣政治的零和博弈，盡管“中等強國焦慮”和對美國的安全依賴在短期內還是會驅動澳大利亞采取對華競爭策略。

但巨大的經濟利益和對穩定貿易通道的強烈需求，最終還是會促使其回歸務實合作的軌道……

折中的藝術

說到底，澳大利亞的“戰略均衡”外交，是其在安全依賴與戰略自主之間的折中選擇，因此，阿爾巴尼斯的此次訪華，也不單單是一次簡單的“示好”，更是在釋放重要的政治信號。

對澳大利亞來說，與中國的合作是穩定且可控的，畢竟，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已經是澳大利亞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這種經濟依存度在未來還將不斷增強。

中國的電動汽車、清潔能源以及人工智能等領域已形成全球競爭力，澳大利亞需要通過技術合作提升其在新興產業的參與度。

中澳自貿協定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框架下的合作，也將進一步釋放兩國在綠色經濟、數字貿易等領域的潛力。

而反觀美國，其對盟友的“高壓”政策，尤其是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理念，讓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深感不安。

在貿易上，澳大利亞并沒能逃過美國的關稅大棒，在防務合作上，“奧庫斯”協議也頻頻被美國單方面重新評估。

因此，阿爾巴尼斯選擇先到中國，而不是美國，就是一次明確的政治表態，言明澳大利亞要維護自己國家利益的現實立場，而不是盲目追隨美國的節奏。

當然，中澳關系雖然處于改善期，但也不能忽視潛在的“絆腳石”，澳大利亞國內仍有反華勢力，更不乏一些受美國影響較深的政客。

此次阿爾巴尼斯訪華，也許沒有帶來什么聲勢浩大的協議與驚天動地的變化，但他所展現的務實態度，已經足夠讓美國也感受一下自己曾經帶給別人的壓力。

未來，中澳關系仍將充滿挑戰與機遇，但只要務實與合作的底色不改，中澳兩國就有望在跌宕起伏的國際局勢中，共同描繪出互利共贏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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