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格局正處于百年未有的深刻重構之中。一方面，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貿易戰，帶來了全球化的深刻沖擊和國際供應鏈的深度重組，另一方面，俄烏沖突的持續不僅加劇了美國、歐洲等西方內部的分裂與消耗，更進一步地令當代世界主導秩序松動。特朗普第二次登臺，一系列外交策略代表的戰略收縮傾向愈發明顯。

這一轉向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是力量對比的質變，是國際地緣格局的扭動。從經濟上看，由于美歐為了挽救制造業徹底衰落，加劇貿易對抗和逆全球化。傳統以面向海洋國家為主的貿易結構和貿易路線將受到嚴重挑戰。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雖然海洋貿易仍然是絕對主流，但歐亞大陸貿易不論是在經濟還是政治上的分量都將繼續快速上升。

顯而易見，中國作為地緣變動的最大策源地，這種變化也將投射向國內，在這輪變動中，我國城市體系也將被深刻影響。

如果要挑一個城市來說明這種前所未有變局帶來的影響，以及變局之下我國的應對戰略，那這個樣本肯定是成都。

網絡上凡是說起成都，總是跟因強省會戰略興起的“省會、首府吸血論”扯上關系。但中國的發展模式根本上說是全國一盤棋，如果僅僅把成都的發展視作四川省層面能動地構建本地消費景觀城市，構建四川層面的分配高地，就不免大大的偏頗了。

成都當下城市能級和層級的形成、確立，帶有著深刻的時代性、地緣性和經濟因素。特別是在未來，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演變，國家戰略的需要，成都的地位還將進一步吃重。

歐亞大陸的復興與中國的戰略縱深

如果站在未來的歷史視角來回顧當下，歷史的天平正在向歐亞大陸腹地回擺。麥金德的“世界島”理論在21世紀呈現出新的現實性。當中東歐因俄烏沖突陷入安全焦慮，當中亞、西亞在權力重組中渴望穩定秩序，當美國的海權力量在印太地區構筑島鏈圍堵，中國依托廣袤歐亞大陸與廣闊海洋的海陸復合能力，正迎來新的戰略機遇期。

特朗普政府若進一步強化孤立主義，將為中國陸海復合優勢的發揮創造更大空間。世界正從過去幾個世紀海權絕對主導的時代，邁入陸海權復合平衡、陸權重現崢嶸的新階段。

在這一宏大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與向西開放戰略的戰略重量遠超其提出之時。如果說二十年前的西部大開發更多是為西部尋找發展路徑，最終目標仍是連接西方核心市場，那么今天，“到達中國”本身已成為歐亞大陸乃至更廣闊地區眾多經濟體的核心訴求。中國作為超大規模市場的磁吸效應、完整產業鏈的保障能力、持續創新的澎湃動力，使其成為全球經濟不可繞行的中心節點之一。

十年前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是對這種相互依存關系深刻本質的前瞻把握。當下的開放，核心在于通過更深入的經貿互嵌、更廣泛的人文交流、更緊密的政治協調，與周邊及絲路沿線國家構建休戚與共、利益交融的命運共同體網絡。而這樣的偉大經濟體，正需要偉大的戰略縱深和腹心才能支撐。

中國對外開放戰略脈絡：三條主軸

審視中國經濟地理地圖，三條清晰的對外開放與合作主軸已然成型：

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西向主軸）：以西安為歷史起點，烏魯木齊為核心支點，強力輻射中亞五國，并延伸至西亞、東歐直至西歐。這條軸線是陸權復興的物理載體。中歐班列作為其動脈，目前已累計開行超過11萬列，通達歐洲25個國家217個城市，在俄烏沖突后仍展現出強大韌性。

其意義不僅在于貨物運輸，更在于基于中亞油氣供應的能源安全、基于中國-中亞產能合作的產業協同與中國-中亞永久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區域安全穩定。然而，沿線廣袤地域受自然稟賦和人口密度制約，亟需強大的后方基地為其提供市場支撐、技術賦能和供應鏈保障。

中國—東盟/南向通道（南向主軸）：以粵港澳大灣區為海上門戶和金融科創引擎，以昆明（中老鐵路，今年剛剛立項的中越鐵路，在未來會延伸為泛亞鐵路中線）和南寧為陸路樞紐，深度整合中南半島，輻射整個東盟并延伸至南太平洋地區。RCEP的生效為這一主軸注入強大制度性動力，東盟已連續多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2023年中國與東盟貿易額達6.41萬億元人民幣，彰顯其巨大活力。然而，昆明乃至大灣區在縱深腹地支撐、輻射廣袤內陸市場上，仍需更強大的內陸經濟核心區策應聯動。

長江經濟帶（東向及全球主軸）：這是中國經濟的“金腰帶”和核心引擎。以上海為戰略龍首，武漢為腰膂，重慶為龍尾，聯動覆蓋11省市的超級經濟通道，貢獻了全國超過46%的GDP。它不僅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內河經濟帶，更需要考慮到通過太平洋連接美洲、非洲和西歐，是中國面向全球最核心的貿易、產業和創新通道。

長江黃金水道年貨運量超35億噸，連續十余年位居全球內河第一。沿江布局了眾多國家級產業集群和高新技術園區，是中國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主陣地。其持續繁榮與升級，依賴于強大的要素聚集能力、創新策源功能和物流組織效率。

成渝高地：三大主軸的交匯之心

將這三條分別指向西、南、東（全球）的戰略軸線在地圖上延伸，一個清晰而震撼的地理交匯點躍然而出——成渝經濟圈，更精準地說，是以成都平原為核心基底的“中國經濟第四極”。這絕非繪圖游戲中的偶然交點，而是深刻的經濟地理規律、國家開放戰略的內在邏輯與歷史唯物主義力量的共同杰作。

西向主軸的必然需求：西安-中亞軸線向西拓展，面臨人口密度低、生態環境約束強、本地市場規模有限、高新技術轉化環境相對薄弱的挑戰。它天然地需要向東、向南尋找強大的腹地支撐——廣闊的市場以消化其通道價值，雄厚的科創實力以提升其價值鏈位勢，完善的供應鏈網絡以保障其暢通高效。

成渝地區正是其南下尋求支撐的首選之地。多年來，成都、重慶、西安的西三角互通有無，構成了支撐中國西部的核心基座；而連接蘭州到成渝進而轉向雷州半島的蘭海線等交通更是代表了西部地區對織密加深與成渝經濟圈連線的內在需求。

南向主軸的縱深呼喚：昆明、南寧作為面向東盟的橋頭堡，路上連接中南半島的毗連區，區位優勢突出，但在金融資本厚度、高端科技創新策源、對廣闊內陸市場的輻射整合能力方面存在瓶頸。其戰略縱深需要延展，一方面向東延伸大灣區，一方面向北連接成渝經濟區，這一北上鏈接全國大市場的關鍵樞紐，甚至借助成渝通道，走絲綢之路經濟帶進入中亞、東歐，更大程度完成全球化的市場分工和垂直整合。

長江經濟帶的戰略支點：長江經濟帶要實現從“一條線”到“一張網”的深度整合，打造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核心支撐，其“龍尾”重慶需要更深的植入整個中國經濟，扎根于腹心之地，而這離不開其近在咫尺的戰略支點——成都。

成渝合力，才能形成驅動整個長江上游發展的強大引擎。成都平原為沿江產業提供廣闊的要素（人才、土地、水資源）腹地，為重慶這一龍尾注入強勁資源，成渝雙核的高效互動（如成渝中線高鐵引領的“1小時交通圈”）極大提升了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效率，強化了經濟帶內部的垂直分工與協作耦合。上游的穩定、繁榮與強大創新力，是中下游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成渝地區作為上游核心，是維系這條“金腰帶”韌性與活力的關鍵支點。

腹地的使命：構建新時代的“三大高地”

歷史總是呈現驚人的回響。回溯八十年前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正是四川盆地以其深遠的戰略縱深、豐富的物產資源和堅韌的勞動人民，支撐中華民族度過了最危難的時刻，可稱得上名副其實的“民族復興堡壘”。今天，當國家發展進入新階段，面對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成都平原再次被歷史推向了“腹地支撐”的核心位置。

這不是簡單的歷史輪回，而是新時代條件下各方面要素與約束的辯證統一與更高層次的涌現。這里所承載的，是三條國家戰略主軸交匯賦予的千鈞重擔。這決定了其在新時代的核心使命，已不再是單純的區域發展，而是為國家整體戰略提供關鍵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性支撐。

因此我們看到，在上個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印發《關于支持成都做優做強極核功能 加快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將成都地區承載的歷史使命總結為三中心一基地：

西部科技創新高地。這是突破外部技術封鎖、驅動三條主軸特別是西部地區的兩條陸上方向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引擎。必須發揮成都科創中心的策源功能，聚焦航空航天、電子信息、先進制造、生物醫藥、新能源等關鍵領域。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促進軍民兩用技術轉化，打造服務西部、輻射全國、鏈接全球的科創中心。為陸上絲路提供技術裝備與解決方案，為與東盟合作輸出適用技術與標準，為長江經濟帶注入源頭活水。

當下的時代，是數字化的時代，以AI為賦能工具的新型數智化產業正方興未艾，而縱觀整個西部，能夠充分為向西、向南通道合鏈賦能、提供數智支撐的，舍成都其誰？

西部經濟中心。經濟中心必然伴生金融中心，經濟中心亟需得到金融支持，經濟與金融中心合二而一是暢通經濟血脈、高效配置資源的關鍵樞紐。結合西部的生態環保紅線，貫徹綠色發展理念，立足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的戰略定位，大力發展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供應鏈金融。

吸引國內外金融機構區域性總部集聚，特別是功能性中心展業。推動跨境投融資便利化，探索人民幣國際化在西部和東盟方向的應用場景。建設輻射西部的多層次資本市場，為三條主軸上的重大項目、產業升級和企業“走出去”提供強大的資本支持和風險管理工具。

西部對外交往中心。這是保障供應鏈安全、降低流通成本、提升開放效率的物理基礎。一方面強化成都空港、陸港和重慶水港（通過長江黃金水道）多式聯運能力，進而完善連接中亞、歐洲的西向班列網絡，加密面向東盟的陸海新通道班列，優化長江黃金水道航運組織。建設智慧化、綠色化的國家級物流樞紐，發展高端供應鏈管理服務，成為三條主軸無縫銜接、國內國際高效流轉的超級“轉換器”和“調度中心”。

全國先進制造業基地。將會激活西部發展動能，依托雄厚的智力資源與產業基礎，建設先進制造業基地，提高整個西部制造業的能級和價值鏈層級。通過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形成輻射云貴陜甘的“西部制造走廊”，帶動西部整體產業升級。成都的國產大飛機配套、智能網聯汽車研發，未來將有效聯動西安航空航天、重慶汽車制造，實現區域內技術共享與產能協同。

更深層次來說，還可以“技術+標準”輸出替代簡單商品貿易，強化中國與中亞、中國與東盟的經濟粘性，譬如開發適應當地氣候的智能電網設備、研發熱帶農業機械，推動“中國標準”柔性落地，成為陸海新通道上的“技術策源地”與“規則輸出端”，推動西部從開放末梢轉身為前沿支點，重塑亞歐經濟權力格局。

成渝經濟區作為中國新時代的戰略腹地，其崛起是歷史必然與現實需求的交響。當西向的陸權復興、南向的東盟融合、東向的全球鏈接在此交匯，當科技、金融、物流的“三大高地”在此崛起，成都所承載的，已不僅是一域之發展，更是撬動整個歐亞大陸經濟整合、支撐中華民族復興偉業、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戰略支點。

三條主軸如同血管，而成都平原就像為三條血管泵血的心臟，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輸送能量。這片土地所涌動的力量，不僅關乎四川一省、西南一隅，更系于中國的興衰與世界格局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