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長白山深處，抗聯戰士的草鞋被積雪浸透，單衣凍成冰殼。周保中在日記中寫道：“戰斗員足鞋破爛、衣褲單薄，不但不足以御冬寒，甚至不能步履。”

不遠處，抗聯第八軍僅剩17人，子彈10發，手榴彈5顆，埋藏的槍支因無彈藥淪為廢鐵。

軍長謝文東苦笑：“吃樹皮、野菜是常事，槍也不敢拿出來。”

而山下的百姓，正被日軍刺刀逼著遷入“集團部落”，墻高八尺，四角碉堡林立，出入搜身——帶一粒糧，便是“通匪”，全村連坐。

日軍毒計：歸屯并戶，斬斷魚水之鏈

1936年，日本關東軍啟動“歸屯并戶”，將散居村民驅入集中營式的“集團部落”。虎林縣康德屯的百姓被迫毀家遷居，呂海臣家族28間房院化為廢墟，貧農曲吉成蓋草包御寒，孩子赤身躲地窨子。圍墻底座五尺寬、八尺高，四角炮樓架槍，偽軍日夜把守。帶糧出屯？搜身！吃大米豆油？犯法！農民曲吉福買30斤豆油，偽警長直接勒索：“分我半桶，否則送憲兵隊！”

更毒的是“連坐法”。一村支援抗聯，全村遭機槍掃射。歸屯前，康德屯百姓送糧近千次；歸屯后驟降至不足百次。抗聯七軍戰士在虎饒地區三天打兩仗，夏天嚼蘑菇野菜，冬天啃橡子草根。楊靖宇犧牲后，胃中僅存棉絮樹皮——這正是日軍“糧食出荷制”的惡果：每畝產糧經精密計算，農民留口糧后余糧全被強征，抗聯一粒難求。

抗聯困局：密營無根，孤軍絕境求生

抗聯并非未嘗試扎根。他們曾學關內經驗建密營、種莊稼，但日軍掃蕩頻繁，未成熟的糧田屢遭焚毀。更深層的是兩大戰略缺陷：其一，未發動土地革命。毛澤東說“真正的銅墻鐵壁是群眾”，但抗聯顧慮東北地主勢力，未推行分田地或減租減息。農民未被發動，日偽“歸屯”令下無人抵抗。失去土地革命紐帶，百姓視抗聯為“外軍”，而非子弟兵。其二，建軍原則渙散。抗聯由共產黨武裝、東北軍余部、土匪等拼湊而成。謝文東的第八軍鼎盛時2000余人，卻抵觸黨的政工干部，甚至欺壓友軍。三路軍各自為戰，叛變層出不窮：叛徒程斌毀掉楊靖宇的密營；九師師長王子孚為投敵，將26歲的政治部主任劉曙華綁樹割舌殺害。

絕境之源：孤懸敵后，中央聯絡斷絕

1935年上海中央局被破壞，東北黨組織與中央失聯，改由共產國際遙控。王明、康生從莫斯科發令“不要公開反對并大屯”，抗聯錯失反抗時機。而共產國際的“三無主義”（無實際、無針對、無操作）指揮，更使抗聯陷入混亂：趙尚志因直言被開除黨籍，叛將戴鴻賓卻獲發展黨員資格；金日成等朝鮮戰士另組“共產主義小組”，指揮體系割裂。與此對比，冀熱遼八路軍面對同等嚴寒和“人圈”政策，發動群眾拆毀圍墻，派干部打入策反，終建成鞏固根據地——抗聯缺的正是這種自主決策力。

民心枷鎖：百姓不是不愿，而是不能

“群眾非不支援，實不能也！”康德屯老農曲吉成歸屯前送糧80余次，歸屯后僅二三次。一次送糧，他躲過偽軍盤查，卻見日軍巡邏隊逼近，只得將糧食拋入冰河。歸屯政策下，百姓連一頓飯都難送出。抗聯五軍為買300雙棉鞋，委托“兩面甲長”進城，卻被偽軍小隊長出賣。日軍毒氣彈轟擊下，42名戰士犧牲，棉鞋盡毀。更致命的是日偽宣傳。抗聯被污為“土匪”，媒體無一正面報道。虎林百姓初見抗聯便躲：“誰知是不是真打鬼子？”民心漸失，兵源枯竭。至1942年，擁兵3萬的抗聯僅余700人撤入蘇聯。

歷史回響：敗局中的血性豐碑

雖敗猶榮！楊靖宇直屬部隊108名中層以上干部中，63人戰死，僅11人活到勝利。叛變者15人，多為被俘后屈服。14年間，抗聯牽制日軍76萬，斃傷日偽22萬，為全國抗戰贏得戰略緩沖。1945年8月，周保中率抗聯余部配合蘇軍反攻，助八路軍接收東北。

參考資料：《東北抗日聯軍史料匯編》（中共黨史出版社）《苦難輝煌：東北抗聯紀實》（金一南著）《滿洲事變與集團部落研究》（日本巖波書店）《周保中日記》（中華書局）《楊靖宇傳》（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國抗日戰爭史》（軍事科學院編）《偽滿洲國社會實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