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深秋，威斯康星的走廊里，護士輕聲問她：‘斯維特蘭娜，你后悔嗎？’”那一刻，85歲的老人只是搖頭，把目光落在窗外枯黃的玉米稈上。回首，她走過了蘇聯最高穹頂、美國中西部鄉野，也走過身份與信仰的撕裂地帶。

1926年，莫斯科。斯大林已是權勢滔天的領袖，卻在47歲得了這唯一的掌上明珠，于是給她取名“光明”。母親娜杰日達卻在她六歲那年扣動扳機。官方對外只說“腹膜炎”，父親沉默，她的童年自此出現第一道暗縫。

幼年生活看似錦衣玉食，實則處處籠罩政治的探照燈。上學、游泳、看電影，一切都有克格勃“陪同”。她的玩伴后來回憶：“我們連打鬧都要先瞄一眼站崗的叔叔。”小女孩當時只覺新奇，并未意識到鐵幕正悄悄落下。

16歲那年，她愛上了40歲的猶太作家。父親惱怒，下令兩次把作家送進監獄，還甩給女兒兩記耳光。斯維特蘭娜自此明白：在克里姆林宮，愛情只是領袖’s order的附屬品。她與父親開始長久的冷戰，走廊里常常半年無話。

接著是兩段倉促婚姻：一位猶太同學、一位政治局元老之子。都無疾而終，卻留下了約瑟夫和葉卡捷琳娜兩個孩子。1953年，斯大林驟然離世。女兒當夜哭到失聲，卻又對友人說：“感覺鎖鏈在松動。”那是她第一次嚼到“自由”二字的苦澀味道。

赫魯曉夫上臺后，去斯大林化的風暴也把她卷進政治宣傳。她必須在會議上假笑、朗誦對父親的悼詞。1957年，她干脆改用母姓阿利盧耶娃。“我受夠了那個姓的鋼鐵回聲。”句子說出口，她像用刀劃開自己的過去。

60年代，她把夢寄托在印度共產黨員辛格身上。二人申請結婚遭到粗暴駁回，同居一年半，辛格病逝。守靈那晚，她在日記里寫下十二個字：“如果天堂有門，莫斯科一定鎖著。”悲痛讓她下定決心逃離。

1967年3月6日，新德里。她抱著骨灰走進美國駐印大使館，對值班官員說：“給我一張去紐約的機票，馬上。”幾小時后，情報人員把她送上飛機，手中只剩一本手稿和一個小皮箱。冷戰高峰，斯大林的女兒公開投奔“敵方”，全球輿論嘩然。

到達美國后，她成了紐約媒體追逐的獵物，也成了CIA獵取情報的對象。1967年出版《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痛斥父親與祖國；兩年后又出《僅僅一年》，把蘇維埃體制罵得體無完膚。稿費滾滾而來，可兩個孩子在莫斯科聲明：與母親斷絕關系。她把蘇聯護照投進壁爐，一邊哭，一邊說：“這是我最后的火祭。”

金錢解決了生活，卻解決不了歸屬。1970年，她嫁給美國建筑師彼得斯，再次生女奧爾加。三年后離婚。她說：“我像拔河繩的中點，兩頭都在用力。”1978年取得美國國籍，可“斯大林之女”的標簽依舊釘在報紙標題上。

1982年，她搬到劍橋。英式草坪帶來短暫安寧，卻填不平母女思念。1984年秋，她突然拉著13歲的奧爾加飛回莫斯科，想與已成地質學家的長女修復裂痕。宴會上，她笑說自己只關心家庭，不談政治。孩子們依舊冷淡，長女甚至拒絕見面，只答應書信往來。雪夜的布拉戈維申斯克站臺，她獨自站了兩小時，沒人出現。

1985年，她寫信給戈爾巴喬夫申請再度離境：“我們在這里無親無故，請允許我帶女兒走。”半年后獲準離開，這次再未回頭。多年后她告訴記者：“兩個超級大國，好與壞都驚人相似，這點我當年看不見。”

晚年，金錢日漸拮據，她搬進威斯康星一間簡樸養老院。院墻外是玉米田，風一吹，像海浪。她常對牧師說：“我這一生，像被兩臺宣傳機器輪番碾壓。”對年輕的移民，她留下一句頗有分量的忠告：“上另一條岸前，先弄清那邊也有人性的陰影，不然代價會大得嚇人。”

2011年11月22日，癌癥在體內肆虐，她安靜離世，無子女守旁。鄰居幫忙料理后事，墓碑簡陋，只刻著“拉娜·彼得斯”，沒有“斯維特蘭娜”，更沒有“斯大林”。人們議論她的一生：公主、叛徒、布道者、流浪者。或許對她而言，這些稱謂都不及窗外那片自由的玉米田來得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