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圍內的若干城鎮，依托發達的基礎設施網絡而形成的空間組織緊湊、經濟聯系緊密的群體。19世紀中期，英國城市化率超50%，英格蘭中部出現城市群。20世紀中期，美國城市化率超50%，大西洋沿岸城市帶開始浮現。21世紀初，世界城市化率超50%，不斷涌現的城市群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載體。

我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推進，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相繼出現城市集群。當前，城市群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19個城市群承載了全國70%以上的人口、貢獻了8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具體來看，各城市群表現層次分明且各有千秋。從發展階段看，珠三角、長三角已成為相對成熟的世界級城市群，京津冀、山東半島、中原、成渝、長江中游、關中平原、遼中南等城市群處于快速成長階段，北部灣、哈長、呼包鄂榆、滇中、山西中部城市群初步形成，黔中、蘭州—西寧、天山北坡、寧夏沿黃等城市群處于萌芽狀態。綜合競爭力方面，珠三角、長三角、山東半島、京津冀城市群整體水平居全國前列。2015年至2024年，粵港澳大灣區人口增長率最高，珠三角、京津冀、長三角城市群科技創新處于領先地位。2024年，呼包鄂榆、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人均GDP居全國前列。

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已超50%，但城市群的巨大潛能遠未釋放。城市群發展還存在一些堵點，例如，地方保護、市場分割等壁壘導致相鄰城市間形成“斷頭路”“自循環”“孤獨島”；“內卷式”競爭使得區域公共產品供給推進緩慢、效率低下，有些城市一哄而上、重復建設導致產業雷同、產能過剩等。

經濟活動的空間形態取決于集聚力和擴散力及其相互作用，不同階段兩者大小和作用不同。當城市化率超過50%，一些中心城區過度集聚使得城內擁擠成本超過跨城運輸成本。在此背景下，部分農村要素向城市大范圍集聚，中心城市要素向周邊城市小范圍擴散，與此同時，周邊城市的高端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中心城市的低端要素開始向周邊擴散。一般而言，空間集聚可獲得報酬遞增的規模經濟，但過度集聚會導致“規模不經濟”；空間擴散讓周邊分享外溢效應和加快發展，但過度擴散會增加交互成本。

我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但也面臨經濟結構轉型、人口結構變化等挑戰。加快“聚中有散”的城市群發展，有助于促進群內城市擴大容量、提升能級，充分釋放經濟社會發展潛能尤其是創新潛能，進而推動區域高質量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課題組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至2024年，我國城市群競爭力增長量是非城市群的1.3倍；城市群中心城市帶動效應全面顯現，非中心城市競爭力增速為中心城市的1.2倍。

我國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2024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7%，城市群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同時智能化時代來臨，為城市間合作時公平合理地分攤、分享、補償和交換，提供大數據收集、實時傳感監測、科學預測等技術支持，為城市間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供給和維護提供了技術保障。

有效化解城市群發展存在的問題，釋放更大潛能，關鍵是順應聚散規律，優化城市群發展的動力體系。

一是加快城市群協同發展。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順應“大聚小散”趨勢，統籌布局區域公共產品，促進超大特大城市核心功能提升、大中小城市基本功能完善、城市群都市圈一體化聯動，引導“聚中有散”，避免過度分化與集聚，推動區域協調發展。

二是打造多層次城市群體系。順應“高聚低散”趨勢，構建梯度發展體系。一方面，促進高端要素向高能級城市群和城市中心集中，塑造關鍵領域領先優勢，建設服務全球和全國的中心樞紐；另一方面，推動中低端要素向低能級城市群及周邊分散集聚，重塑廣泛的成本領先優勢，建設服務和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的中心載體。

三是構建科學高效的城市群治理體系。統籌好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關系，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打破區域行政壁壘，放權讓利給經營主體；發揮好黨的組織優勢，完善協同參與公共事務的組織機構和工作機制，明確相關主體的責權利關系；按照投入與回報對稱原則，建立政府及相關主體間收益分享、成本分攤機制。完善法律法規，對城市群組織體系、權益、責任、運行規則等作出明確規定，為城市群規劃、建設和治理提供法律保障。加快智能化技術在基礎設施一體化、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廣泛應用，提高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長城學者倪鵬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