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白的組詩《誰記得誰是誰》以冷峻的筆觸，直抵現代人精神困境的核心——記憶的消逝、時間的暴力、存在的虛無。這六首短詩構成了一部微型的存在主義檔案，在極簡的語言中，完成對生命本質的哲學叩問。詩人以近乎殘酷的誠實，拆解了人類面對時間流逝時的自欺與無力，使詩歌成為一面照見生存真相的鏡子，既映現個體的渺小，也折射時代的集體焦慮。

一、時間的暴力與記憶的失效

易白的詩歌始終縈繞著對時間的敏感與恐懼。《時間概念》中，“我以為/沒有時間概念/這個世界就會靜止”的錯覺，很快被“到處都有時間的提示”所擊碎。這種對時間的警覺，并非古典詩歌中“逝者如斯”的喟嘆，而是現代人面對時間精確測量時的無力感。《沒有掛鐘》進一步揭示，即便人為地抹去計時工具，生命的倒計時仍在繼續——“電池出產時壽命已知”。在這里，時間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象為電池的有限性，暗示現代人的生命已被工業化、量化，甚至提前標定了保質期。

記憶的失效是時間暴力的直接后果。《一刻生命》中，詩人“不敢照鏡子”，因為鏡中的影像不再是自我確認的工具，而是生命流逝的證據。瞳孔攝去的“一刻生命”，恰如現代人在數字時代的精神狀態——我們不斷被記錄，卻難以真正被記住。《骨灰歸土》的結尾，“踐踏的人不會記得/我們曾經是誰”，則將個體的消亡推向終極的荒誕：不僅生命終將消逝，連曾經存在的痕跡也會被輕易抹去。

二、物化生存與存在的異化

易白的詩歌中，人的存在被不斷物化，成為可消耗、可替代的零件。《路上的人》將行人比作“車子報廢”，生命的終結被簡化為機械的淘汰過程；《地球細胞》更進一步，將人類比作被地球“消化”的養分，生存的意義被徹底解構為生物循環中的一環。這種書寫方式，與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工具化處境形成互文——我們既是消費者，也是被消耗的資源。

詩人對物化生存的揭示，并非簡單的批判，而是冷峻的觀察。他沒有提供浪漫化的救贖，而是讓讀者直面這一現實：“活著/是無法逃避的現實”。這種近乎存在主義的立場，使詩歌超越了感傷主義，成為對現代人生存境況的嚴肅思考。

三、詩學的減法與語言的精確

易白的詩歌語言高度凝練，近乎手術刀般的精確。他摒棄繁復的修辭，以最簡短的句子承載最沉重的命題。如《一刻生命》中，“人們照鏡子那一刻/在一刻時光里/看不清被瞳孔攝去/一刻生命的現實”——“一刻”的重復使用，既強化了時間的碎片化，也凸顯生命的轉瞬即逝。這種語言策略，與詩歌的主題形成共振：當記憶逐漸模糊，語言也必須剝離冗余，直指本質。

此外，詩歌的節奏呈現出一種機械般的冷靜，仿佛時間的滴答聲貫穿始終。《沒有掛鐘》中，“時間沒有停止/心跳沒有停止/我仍在爭分奪秒活著”，短促的句子如同心跳的節奏，既緊迫又單調，暗示現代人在時間壓迫下的生存狀態。

四、結語：詩歌作為存在的證詞

《誰記得誰是誰》最終指向的，是記憶與遺忘的永恒博弈。在一個信息爆炸卻記憶短暫的時代，個體的存在如何被銘記？易白的回答是殘酷的：我們終將被遺忘，就像“路上的風一吹”，連骨灰都不再被辨認。然而，詩歌本身卻成為抵抗遺忘的方式——盡管詩中的“我們”無人記得，但這些詩句卻讓讀者的目光短暫停留，成為存在的微弱證詞。

這組詩的深刻之處，不在于它提供了答案，而在于它迫使讀者面對問題。在易白的筆下，詩歌不再是抒情的載體，而是存在的哲學實驗——當我們讀到最后一行“誰記得誰是誰”時，真正的問題或許是：我們是否真的記得自己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