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青銅器，但很多人并不了解嶺南的青銅器，尤其具有嶺南特色的部分，更是中華文明青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得不承認，相比于中原的青銅文明，嶺南地區青銅器有較為明顯的滯后性，甚至在戰國晚期至西漢，中原地區傳統的青銅禮器逐漸式微的情況下，南越國卻依然保留了許多青銅禮樂器，且形制完備，這在南越國時期墓出土的青銅器就足以說明。

編鐘是常見樂器也是重要的禮器

在廣州博物館里，也藏有不少青銅器，商周時期的爵、鼎、簋、鉦等40余件，戰國時期饕餮紋銅編鐘1組11件等，但因這部分青銅器主要由容庚先生捐贈，出土信息尚未明確，廣州博物館文物保護管理部主任宋平告訴新快報收藏周刊記者，“看其形制，應是北方地區鑄造的產品。”而尤為值得一提的是，也藏有另外兩件出土于廣州，有明確信息的青銅禮器，這是戰國時期的2件銅編鐘，宋平說，“該銅編鐘1975年出土于增城石灘氮肥廠。編鐘是常見的樂器，也是重要的禮器。”

廣州博物館陳列研究部副研究館員霍雨豐表示，先秦時期嶺南地區已出現一些具有典型嶺南特色的青銅器，如人首柱形器，以及極具特色的青銅短劍、青銅鉞等，還有一些是帶“王”字紋、“出”字紋的青銅兵器、工具等。

宋平認為，春秋戰國時期，嶺南地區主要生活著百越人，通過河流與今湖南地區交流，通過沿海和今福建、浙江一帶的人群交流。這一時期，湖南地區屬于楚國，其青銅鑄造業比較發達，也有一套完整的青銅禮器使用規范。在南遷湖南越人的強烈影響下，以春秋晚期為界，嶺南銅鼎的器用特征從“貴重物品”轉變為“禮器”。“青銅禮器的使用，說明嶺南地區和周邊地區的交往不僅局限于物質的交換，更開始了群族的遷徙，以及文化的交流與共融。”

南越國時期出土青銅兵器數量十分龐大

如果說上述時期是青銅器南下的交融期，那么，南越國時期則應該是嶺南青銅器的成熟期。時至今日，嶺南地區考古發現的南越國時期墓葬已多達千余座，出土青銅器涵蓋禮樂器、食器、酒器、水器、服飾生活器、兵器、工具、車馬器等。霍雨豐介紹，“西漢南越國時期又是多元文化融合的時期，秦、漢、楚、越等不同文化因素碰撞與融合，由此在南越國青銅器中，我們能看到具有如秦文化特征的蒜頭瓶、銅扁壺，又能看到具有越式風格的青銅鼎、銅刮刀、青銅鉞等，還能看到具有楚式遺風的山字紋銅鏡、錯金銘文銅虎節等。相比嶺南先秦時期出土的青銅器，南越國時期青銅器無論是從出土數量，還是器型種類，以及制作技術來看，都更趨于成熟，由于多元文化并存的特點，或者稱為‘百花齊放’更為貼切。”

銅扁壺，西漢南越國時期，1974年蟠龍崗2號墓出土，廣州博物館藏

錯金銘文銅虎節，西漢南越國時期，1983年象崗南越王墓出土，南越王博物院藏

值得一提的是，西漢南越國時期出土青銅兵器數量十分龐大，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廣州秦墓出土的“十四年”屬邦銅戈，以及南越王墓出土的“張儀”銅戈，“南越國時期的青銅器，成組、大型、且完備的青銅禮樂器，則只見南越文王墓和羅泊灣一號墓。”霍雨豐說介紹，南越國時期，受中原文化影響，在南越國出土青銅器能看到一些明顯的沿襲中原的禮制特征。“鼎+壺”是西漢南越國時期最為常見的禮儀用器組合，高級貴族墓葬隨葬的是青銅鼎和青銅壺，一般貴族墓葬則是隨葬陶鼎和陶壺，但顯然是模仿這一青銅用器組合。

先秦嶺南具備制作簡單青銅器能力

在西漢南越國時期，具有本地越文化特征的青銅禮樂器不少，南越國墓葬如羅泊灣漢墓就有出土銅鼓，兼具禮儀性質，象征身份與地位，有的還與葬俗有關（銅鼓葬），主要流行于西甌、駱越（即今廣西一帶），廣東地區少見，僅在東山南越國墓（86東林M3）出土了陶鼓，為模仿銅鼓而制。羊角鈕鐘，和銅鼓一樣，都屬于典型越式樂器，在廣西羅泊灣漢墓M1有出土，廣州博物館亦藏有傳世的羊角鈕鐘。

霍雨豐介紹，具有實用性的嶺南特色的青銅器還有越人常常使用的青銅工具銅刮刀，用途極廣。而尤為值得一提的是銅提筒的出土，這器物分布極廣，在廣東、廣西、越南均有出土，是典型的越式風格青銅器，一般儲酒或儲水，有的提筒還附有青銅蓋或木蓋，廣州漢墓出土銅提筒不少，其中以南越王墓船紋銅提筒最為盛名。南越王墓出土的銅烤爐、姜礤、四連體銅熏爐等，屬于漢越文化融合的產物，都極具特色。

在霍雨豐看來，先秦嶺南出土的一些具有典型本土風格的青銅器，說明本地已具備制作簡單青銅器的能力。

青銅托座堪稱南越國鑄銅技術水平的代表作

《嶺南科學技術史》一書提到：“廣東境內雖尚未發現青銅時代的鑄銅遺址，但在海豐、揭西、珠海、深圳以及香港等地，都發現過東周時期鑄造青銅斧、鉞和魚鉤、銅鈴等青銅器的陶范或石范，證明春秋戰國時期廣東已有了自己的青銅鑄造。”

著名嶺南青銅器研究專家李龍章在《嶺南地區出土青銅器研究》一書中，結合嶺南先秦出土的大多青銅甬鐘，有“器型輕薄”“形制花紋雜亂不規范”的特點，與中原青銅編鐘有明顯差別，認為它們應是本地越人工匠所鑄。

至西漢南越國時期，隨著秦平嶺南，大量工匠、技術、文化傳入嶺南，青銅器的制造水平有顯著提升。如南越王墓出土一套8件的青銅句鑃，每一件都有銘文“文帝九年樂府工造”，“樂府工造”證明是南越國的樂府機構監督制造的青銅樂器。

著名考古學家、南越王墓考古發掘副隊長黃展岳在其《論南越國出土青銅器》一文，認為“南越王墓、羅泊灣漢墓出土青銅器顯示了南越國青銅冶鑄所能達到的最高技術水平，但一些青銅器有明顯焊接修補的痕跡，也說明南越國的青銅器并不寬裕，開采銅礦的能力有限，所需銅材至少有一部分還要由中原內地供應”。

人操蛇托座，西漢南越國時期，1983年象崗南越王墓出土，南越王博物院藏

霍雨豐補充介紹，“南越王墓出土的漆木屏風，是漢墓考古中所見不多的實用屏風，屏風上的鎏金銅頂飾和下面的鎏金銅托座，特別是人操蛇托座，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黃展岳評價其’堪稱南越國鑄銅技術水平的代表作’，該青銅托座也被列入中國首批禁止出境的文物名單之一。”

諸侯王級青銅禮制

南越文王墓作為諸侯王級墓葬，體現了較多青銅禮制方面的特點，霍雨豐介紹：

●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了14件漢式小銅鼎，器型小，顯然不是用于烹飪的實用器，很可能是一套用于祭祀的青銅用器。

南越王墓東耳室青銅鈕鐘、石編磬出土場景

●南越王墓東耳室出土了一套14件的青銅鈕鐘、一套5件的青銅甬鐘、一套8件的青銅句鑃，以及兩套石編磬，如此完備的禮樂組合，在全國諸侯王墓也不多見，如江蘇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劉非墓，亦出土青銅鈕鐘+青銅甬鐘+石編磬的組合，與南越王墓最為接近，不排除這是一組諸侯王級別的禮樂組合，但南越王又創造性添加了一套8件的青銅句鑃，這是一種源于春秋時期吳越地區風格的青銅樂器，在全國漢墓考古已不多見，更何況是一套大小有別的組句鑃，使得南越王墓的禮樂組合別具一格。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宴樂禮儀空間的東耳室，還殉葬一名樂師，以及2件疑似奏樂俑的木俑，與出土樂器一同構成了一組完整的禮樂場景。

青銅鑒，南越王博物院藏

●南越王墓還出土種類豐富的水器，包括銅鑒、銅盆、銅鋗、銅匜等，這些器型最早源于周代的“沃盥之禮”，雖然南越王墓這些水器已趨于實用，禮的因素可能已經大大減弱，但以失蠟法鑄造的紋飾繁復的青銅鑒，以及通體鎏金的銅盆、銅匜，似乎又在彰顯這些水器的非同一般。

●作為禮儀空間的前室，不僅有彩繪卷云紋壁畫，還有一套青銅制的車馬飾件隨葬，以及一名“景象令”殉葬，結合前室門外外藏槨處的一套鎏金儀仗飾，這些形成一組較為完整的車馬儀仗出行禮儀場景。

●另外，西漢南越國高等級貴族效仿中原形成具有禮儀性質的佩劍制度，在銅劍（也有鐵劍）身上加以玉飾裝飾，完整的一組玉劍飾包括劍首、劍格、劍璲、劍珌。

采寫：收藏周刊記者 梁志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