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昝濤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長聘副教授，北京大學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專攻土耳其近現代史、中東研究。

按照荷蘭學者小許理和教授的說法，當我們使用首字母大寫的Young Turks 的時候，它特指發動了1908 年的革命并執政至奧斯曼帝國完結的青年土耳其黨人，而當我們使用首字母小寫的young Turks 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其指稱“青年土耳其一代”。小許理和教授要說的就是，“ 青年土耳其一代”并沒有隨著奧斯曼帝國在“一戰”后的終結以及青年土耳其黨的覆滅而退出歷史舞臺，相反，他們一直統治到民主黨在1950年上臺，所以，在他的《土耳其現代史》的早期版本中，小許理和所說的青年土耳其時代是1908—1950年。如果我們談論“一戰”后土耳其的政治革命或民族獨立的話，土耳其的官方史學當然會強調其是凱末爾黨人（Kemalist）領導的，而小許理和教授的一個重要學術貢獻就是，他研究了凱末爾黨人在革命成功之后如何以及為何要抹殺青年土耳其黨人的貢獻。小許理和教授的另一個貢獻就是指出，就算凱末爾黨人出于建立自身合法性的目的刻意抹殺了青年土耳其黨人的貢獻，但在本質上，凱末爾黨人和青年土耳其黨都屬于“青年土耳其一代”。這也就是為什么講凱末爾的革命與改革的時候，我們至少需要從1908 年說起。

1908 年青年土耳其黨人上臺后，除了延續之前帝國學習西方的現代化政策，也開始強調土耳其特性（主要是土耳其語）。之前，哈米德二世所期望的全世界穆斯林大聯合比烏托邦還遙遠，剩下這些講土耳其語的人總得找個合適的形式建立認同。在土耳其錯誤地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并作為戰敗國被歐洲列強“處理掉”之后，奧斯曼帝國徹底終結。現在，土耳其國民就是土耳其人了，沒必要再背負奧斯曼的那些歷史包袱。在帝國戰敗，小亞細亞和伊斯坦布爾面臨被協約國和希臘、亞美尼亞人占領與瓜分的情況下，有個年輕的叫凱末爾的將軍，以其雄才大略和英勇善戰的英雄聲譽，集結起當時土耳其的一些精英分子，審時度勢，積極爭取新生的蘇俄政權的支持，領導安納托利亞的土耳其人打了幾場勝仗。土耳其人的勝利使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想借機復興歷史上帝國的春秋大夢化為泡影，終于在1923 年，在艱苦的談判之后，《洛桑條約》規定了現代土耳其的主權地位，土耳其共和國隨后建立，轉眼很快就100 年了。青年土耳其黨人和凱末爾黨人是一群接受了西式教育的青年軍官和知識分子，凱末爾黨人大部分最初也屬于青年土耳其黨。現在，他們甩掉了帝國這個歷史包袱，理直氣壯地自稱為土耳其人；而與奧斯曼有關的“陳芝麻爛谷子”，統統被貼上封建落后的標簽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現代化、歐洲化被更為大刀闊斧地推廣開來。

除了在技術和制度上效法西方之外，凱末爾黨人更大的抱負是要改變土耳其人的文化和文明。在他們看來，土耳其人現在有了自己的主權國家，但繼承的卻是個落后、腐朽的帝國留下的爛攤子。之前的落后與失敗，主要是土耳其人要領導那么大一個復雜的帝國造成的，土耳其人的負擔太重了。而且，土耳其大部分人都是文盲，除了傳統宗教知識，他們對西方先進的文化和文明知識，幾乎一無所知。在凱末爾黨人看來，這世界上只有一種優秀的文明，那就是當時的歐洲文明，土耳其人需要做的就是達到當時歐洲文明的高度。

在凱末爾黨人的領導下，堪稱真正的全盤西化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土耳其全面推行。他們廢黜了伊斯蘭教的哈里發，在憲法里去掉了伊斯蘭教是國教這一條，把世俗主義（政教分離）確定為國家的原則；廢除了阿拉伯字母，使土耳其文字拉丁化，斬斷了土耳其與中東的文化聯系；更大尺度地解放穆斯林婦女，讓她們摘下頭巾和面紗，還鼓勵漂亮的姑娘去歐洲參加選美；規定男人也不能留胡子，戴舊式的帽子，而要戴西式禮帽，穿西裝；鼓勵大家都學習西方的舞蹈和音樂；廢除了伊斯蘭教對法律和教育的控制，將這些權力統統收歸國家所有，還照搬照抄了當時瑞士和意大利的法律……

以阻礙土耳其人的進步為由，所有被認為不合時宜的東西都被禁止、打壓或邊緣化了。傳統的以宗教為依據的結社也被禁止，人民被說成是沒有階級差別的群體，原有的政黨活動被壓制，群眾被鼓勵加入凱末爾創立的共和人民黨。這被后世學者稱為威權主義的現代化。為了鼓舞一種進取的精神，順便填補因打壓宗教而出現的文化真空，古代突厥的神話與圖騰被招魂，狼成為崇拜的對象，人們甚至編造神話說土耳其人是歷史上最純種、最漂亮、最具創新精神的白種人的后裔，連歷史教科書也按照這種新的種族主義史觀被重寫了。

狹義來講，土耳其革命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爭取民族獨立的解放運動；從廣義來說，它還是土耳其人在凱末爾黨人的領導下建立和建設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偉大壯舉。從后面一層意義上來說，革命斗爭只是這一壯舉的前半部分，共和國建立之后，為了民族國家建設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變革也應該被視為土耳其革命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土耳其共和國的語境中，革命與變革本就可以用一個詞來表達，即“ink?lap”，“土耳其革命與變革”即“Türk ink?lab?”。1925 年11 月5 日，在安卡拉法學院的開校典禮上，土耳其國父凱末爾闡釋了其對“Türk ink?lab?”的認識。他說，“Türk ink?lab?”除了其原本包含的政治革命（ihtilal）之意外，還表示一種比政治革命更廣泛的變革（ondan daha vasi bir tahavvülü），尤其是要改變千百年來落后的政治形式和人民心智，要改變人們建立社會聯系的方式，即從宗教和教派聯系轉變為土耳其民族的團結，而為了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的斗爭中謀生存和強大，土耳其人就必須接受“當代文明”（muas?r medeniyet），這就要求所有的變革必須根據“具體的、現世的需要”（somut dünyevi ihtiya?lar）進行。從這里可以看出，凱末爾強調的政治革命就是打敗外敵入侵的獨立戰爭，所謂新政治形式就是共和制，民族團結就是民族主義，最后他說的則是世俗主義的變革。

趁著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在土耳其人中點燃的民族主義熱情，凱末爾黨人著手在土耳其建立世俗主義的現代國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的指導思想后來被概括為“凱末爾主義”，在土耳其國內通常被稱為“阿塔圖爾克主義”。在我們的話語體系中，“凱末爾主義”被認為是土耳其民族資產階級的理論學說和思想體系，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耳其國家中孕育，在反帝的民族革命戰爭中逐步形成，并在一系列政治和社會改革中豐富和發展起來的。凱末爾主義的主要內容包括六條原則：共和主義、民族主義、平民主義、國家主義、世俗主義和革命主義，這六條原則于1937 年2 月被寫進土耳其新憲法第二條 。這六條原則在土耳其被稱為“六支箭”（alt? ok），長期是國家的指導思想，是土耳其的官方政治意識形態，也是土耳其實現政治和經濟現代化的指導原則。

共和主義（Cumhuriyet?ilik）。這是政治現代化的一項基本內容，也就是從帝制向共和制的轉型，它給蘇丹和哈里發的崩潰及其權力為民族國家所取代提供了基礎。共和主義原則旨在在土耳其進行民族國家的構建和民主制度的建設，其要素包括：政體的共和制、政府的民族性、國家的人民性和人民主權原則。共和主義的目標是摧毀君主制度本身，并代之以共和制。在新體制下，無差別的公民身份就建立起來了。

民族主義（Milliyet?ilik）。土耳其民族主義是對奧斯曼主義、泛突厥主義和伊斯蘭主義原則的疏離與超越。它首先強調建立一個以土耳其民族為基礎的地域性民族國家，并主張忠于土耳其，而不是忠于宗教和王朝，這體現了其世俗性。它建立在民族自決原則的基礎上，認為民族的獨立自由是土耳其人生存的前提，為了獨立、自由、主權，土耳其人就要反對帝國主義的干涉、侵略和占領。建國后，為了建構土耳其民族，土耳其政府通過各種手段大力培養和提高土耳其民族（Türk milleti）意識。凱末爾時代尤其強調土耳其民族的白人種族屬性，強調土耳其民族具有偉大的武功、智慧和創造力，對世界古代文明做出過重大貢獻。通過教育系統和新的國家機制，土耳其政府倡導學習、研究和宣傳土耳其的民族歷史，目的在于增強土耳其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土耳其政府尤其強調土耳其主義（Turkism/Türk?ülük）的地域性，反對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pan-Turkism）。

平民主義（Halk??l?k）。在土耳其，平民主義原則強調的是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間的責任，以及在土耳其社會中階級的消失。其具體內容有：首先，強調人民主權；其次，人民平等。凱末爾否認土耳其有階級存在，堅持所有的人都享有同等的權利與權威，這一主張在1924 年的憲法中得到了體現。第三，人民都要工作。凱末爾指出：“‘平民主義’是將社會秩序建立在工作和權利基礎上的一種社會學說。”因此，所有人都要工作，也是平民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

國家主義（Devlet?ilik）。這一原則與1929 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密切相關。國家主義原則的主要內容是強調國家應該在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應該積極指導和參與經濟活動。國家主義是在1929 年提出的，其理論的支點是國家干預經濟。國家盡管當時也鼓勵私人資本的發展，但加強了政府部門在工業化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因此，土耳其的國家主義與自由放任主義相對，實際上是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國家資本主義”。

世俗主義（Laiklik）。在現代土耳其語中，“世俗主義”這個詞直接來自法語，它是凱末爾主義中最具革命性也最有爭議的原則。它強調宗教與政治分離、宗教與司法分離、宗教與教育分離，宗教僅是私人信仰問題。同時，土耳其以國家宗教事務局（Diyanet）這一官方機構的形式對宗教事務實行嚴格管理。土耳其首先廢除了蘇丹和哈里發，接著又對司法、教育與宗教的分離采取堅決措施：撤銷宗教與教產事務部，停辦全部宗教學校，廢除沙里亞法和宗教法庭，代之以一系列以西方法典為藍本的新法和世俗法院；1928 年土耳其憲法刪去了伊斯蘭教為國教的條文，又廢除了多妻制和休妻制，提高了婦女的地位。接著，世俗化改革又由政治領域向日常生活領域推進，典型的措施是以歐式服飾代替土耳其民族服飾。但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的世俗化，在宗教問題上主要表現為政教分離，而不是無神論，世俗化的目的不是消滅伊斯蘭教，而是要使它同政權相分離，廢除宗教及宗教人士在政治、社會及文化事業中擁有的權力，將他們的權力限制在信仰及禮拜事務上。

革命主義（Ink?lap??l?k）。也有人稱之為“改革主義”。在六大原則中，這是最模糊的原則。有人認為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凱末爾改革的一個總結。它強調捍衛革命原則，提倡改革，反對盲目保守、滿足現狀和聽天由命，反對停滯和倒退，主張學習現代西方社會的文明，拋棄東方過時的、落后的社會文明。凱末爾主義的六項原則從政治、經濟、宗教、思想等方面對土耳其國家的發展目標做了規定。整體上來講，這六項原則涉及國家建設和民族發展的各個主要方面，是一個全面的綱領。此外，凱末爾主義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它強勢地為土耳其今后的發展規定了一個方向，另一方面這些原則又都具有彈性，人們可以就它們合法地進行爭論。或許就世俗主義而言，我們有更多的話可以說，按照有的學者的總結，“世俗主義只有在它成為個人精神的一部分時才能有成效，才能取得成功。它假定人視自己為民族國家的公民而不是傳統社區的一員。它意味著把宗教放在個人與上帝直接交流的層面上，宗教不得干擾社會生活。它意味著信仰是宗教行為，宗教似乎是行為的道德規范而不是社會、經濟和政治組織的制度。它意味著在公民層面上與不信教或信其他宗教者的最終的和平相處”。

無論如何，在凱末爾主義的指導下，土耳其的現代化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盡管凱末爾黨人是用威權主義的方式推動了土耳其的現代化，但其成就是不容否認和抹殺的。這期間不能說沒有阻力，但由于凱末爾黨人掌握了國家暴力機器的強制性權力，一切反抗都顯得軟弱無力。威權主義國家作為現代化的推動力量，只能是歷史性和階段性的。二戰后，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土耳其加入美國陣營，接受西方的標準，開放黨禁，快速實現了政治轉型，并在整個20 世紀50 年代迎來了國家的蓬勃發展。到20 世紀60 年代，土耳其被西方學者認為是除了日本之外第二個真正實現了現代化的非西方國家。直到70 年代初，土耳其的經濟發展得一直比較順利。在共和國建立以后的半個世紀里，土耳其實行的是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戰略。有人計算過，按照1968 年不變價格計算，1963—1976 年土耳其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高于7%，基礎工業和消費品工業基本實現了自給自足。

在20 世紀30 年代，凱末爾主義在土耳其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達至頂點。它規定了土耳其共和國現代化進程的方向，并在政治、思想與文化上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這也正是凱末爾革命與改革對當代土耳其的意義：它歷經風雨，卻始終揮之不去，它是仍然“在場”的歷史。對這個課題的研究、回顧與體驗，不論是對歷史學家來說，還是對一般的公眾而言，每每牽動某種與政治或文化認同有關的情愫，它在時間的流逝中頑強地延續著。可以說，凱末爾的革命與變革，不僅創造了一種專屬于“當代”土耳其的政治文化，使土耳其在伊斯蘭國家中具有較高的識別度，而且，還給這個土耳其留下了一攤子“剪不斷理還亂”的政治論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