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一位被癌癥折磨得骨瘦如柴,體重只剩61斤的老人,在北京解放軍305醫院告別了世界。
在人生最后一刻,他對身邊醫護人員說:“不用管我了,你們去忙吧,其他同志更要緊。”
幾天后,天還蒙蒙亮,上百萬群眾便涌上了長安街,他們有的趁夜從京郊趕來,有的坐了幾天幾夜的火車,人人都淚流滿面,等待著送老人最后一程。
這位老人就是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
送別周總理
周總理一生都把國家和人民放在第一位,視自己為人民的公仆,始終嚴于律己、坦蕩無私、甘于奉獻。
他不僅僅嚴格要求自己,還時時教導敦促身邊的親屬,從不允許他們搞特殊化,為此還特意寫了十條家訓傳給家人。
周總理本人并沒有子嗣,不過他有兩個弟弟,有一群侄子侄女,如今近半個世紀過去了,周總理的親屬后人都怎么樣了呢?
01 周恩溥后人:定居焦作甘于平凡
1898年3月5日,在江蘇淮安的一個落魄封建家族,周貽能夫婦迎來了他們第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就是周恩來。
但由于家道中落經濟困難,剛好家族中的小叔父沒有孩子,又得了肺癆需要沖喜,于是這個長子便被過繼給了小叔父一房。
按照宗法舊制來說,當時周恩來不能算是其生父周貽能的子嗣。
少年周總理
因此第二年,當二弟周恩溥出生的時候,全家人都特別重視這個孩子,特意送他去寺廟做了個“寄名和尚”,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長伴父母身邊。
周恩溥也果然如父母期望的那樣,長大后承擔了大哥和弟弟的責任,一直為家中盡孝,跟著長輩在山東、東北等地謀生。
1945年解放戰爭前夕,國共關系緊張,反動派逮捕了周恩溥,對他刑訊逼供要求說出周恩來的消息。但周恩溥毫不低頭,不跟敵人合作,最終被迫害致死。
二弟周恩溥
周恩溥去世后,家中便只剩妻子王蘭芳和獨子周榮慶相依為命。而王蘭芳也曾是一名東北抗聯戰士,曾在冰天雪地里與日寇展開游擊周旋,為此在戰斗中受過重傷。
1950年,王蘭芳工作調動來到了北京,兒子周榮慶也隨之進京,在這里,他第一次見到了伯父周總理。
由于王蘭芳一身傷病,很難維持每天正常上班,但組織上考慮到她對革命的貢獻,又是烈士遺孀,因此仍然每月給她發放全額工資。
周總理知道后,便讓她提前退下來,一方面是為了休養身體,另一方面他想從自己親人開始,力所能及地減少國家財政負擔。
于是,周總理便私下里承擔起了王蘭芳的生活費,每個月給予她50元。后來1963年時周總理也同樣勸病痛的三弟退休,每個月給予100元,看病吃藥的錢還另外承擔。
他曾特意叮囑侄子:這筆是給你們爸爸媽媽的,誰都不要用,要花錢自己去掙。
周恩溥與王蘭芳之墓
起初,周榮慶在北京入伍進入軍醫院工作,后來隨著戰爭結束,面臨退伍。周總理便勸他說:“到地方上去,到一線去,做個光榮的勞動人民。”
于是1957年,周榮慶先是分配到了河南一家衛校,沒過多久又去了焦作,進入鋼鐵廠工作。
周榮慶牢記伯父的叮囑,始終聽從調動安排,在基層任勞任怨。
在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晉菊清。兩人的交往跟普通人沒什么兩樣,周榮慶一直沒有透露自己家和總理的關系,直到結婚前不久,晉菊清才偶然得知丈夫的真實身份。
一天,幾位同事找到晉菊清,恭喜她以后要去北京了。
晉菊清一頭霧水,不知道同事們在搞什么名堂,同事這才告訴她,她的對象是周總理的侄兒。
晉菊清震驚一滯,絲毫沒有覺得自己真幸運,而是非常生氣地跑去質問周榮慶,為什么要隱瞞,說她只是個農家女,兩人不合適。
周榮慶連忙跟她解釋:我們家和大伯不一樣,只是普通人。
兩人鬧到了母親王蘭芳面前,最后由老人家出面才說通:“雖然我們和總理有血緣關系,但正因為這樣,更不能以他的名頭搞特殊,其實跟普通百姓沒什么區別,想要什么,想干什么,一切都要靠自己。”
這才解開晉菊清心里的疙瘩。
1959年5月10日,兩個年輕人喜結連理,消息傳到周總理夫婦耳中,周總理連聲稱贊他倆的結合是勞動之家的光榮,還特意寫了一封信,并隨信送了一套床上用品表示祝賀。
二弟周恩溥這一系后人,從此在焦作落地生根,多年來他們始終牢記總理的囑咐,從不因自身特殊身份而跟組織提要求,也不宣揚和總理的關系,始終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和普通人家一模一樣。
周總理夫婦
02 周恩壽后人:做普通的工作,過平凡人的生活
周總理最小的弟弟,周恩壽出生于1904年,他在大哥的影響下,也踏上了革命之路,1924年即加入了青年團,在北平負責黨的地下宣傳聯絡工作。
后又在總理的安排下,進入黃埔軍校學習,跟林彪等人是同學。
后來,白色恐怖來襲,周恩壽也遭通緝,他因之前所犯的一個小錯誤,自覺能力欠缺,于1928年初跟大哥告別,去往吉林四伯處謀生。
巧合的是,他的這次離開,幸運地幫了大哥的大忙。1928年5月,周恩來、鄧穎超等人需前往蘇聯參加一場重要會議,沒想到在東北遇險,幸虧有周恩壽的周旋掩護,他們才成功出境去往蘇聯。
其后,他在吉林、太原、天津等地輾轉,幾經波折后,在天津以做生意為名,暗中為地下黨提供掩護、經費和藥品等。
小弟周恩壽
1947年9月,周恩壽也遭反動派逮捕,所幸經過組織的多方營救,他最終成功脫險。
建國后,他在兄嫂的建議下進入華北革命大學學習,畢業后擔任了北京鋼鐵局科長等職務。1963年因胃潰瘍加重,周總理勸他也提前退休,并私人為他每月提供100元資助。
和二哥周恩溥不同,周恩壽一系有三子三女六個孩子。
為了減輕小弟一家負擔,同時總理夫婦也非常喜歡孩子,在一番商量后,有三個孩子被接來和他們一起生活。
周恩壽、王士琴和孩子們
最大的是長女周秉德,她從12歲起便跟在總理夫婦身邊,一起生活了十多年。
這個年紀已經能懂事記事了,因此總理家中很多事情,后來都是在她的敘述下才流傳下來。
周秉德女士繼承了總理夫婦的優良傳統,一生艱苦樸素。晚年定居在北京一個普通的小區,即使退休了也閑不住,經常到各個學校、團體演講傳揚總理精神。
晚年周秉德
大兒子周秉鈞,高中畢業后本可以考取大學,卻聽從了大伯的建議,參軍去了廣州,成為一名飛行員,自此一生都專注于國家的國防安全建設。
二女兒周秉宜,也自小和伯父伯母一起生活,耳濡目染下她也繼承了總理夫婦的優良作風。在成年之后,她投身到了周總理思想研究工作之中,一直致力于宣傳總理思想與精神。
晚年周秉宜
二兒子周秉華也曾參軍入伍,后退役成為一名普通的工人。
無論是在印刷廠做基層職工,還是在企業做機關干部,他都認真完成每一個工作目標,退休后又返聘做起了文化市場行政監管工作。
三兒子周秉和,他的名字有著特殊寓意,出生時正值抗美援朝,周總理希望中美和談成功,結束戰爭恢復和平,于是給他取名為周秉和。
周秉和對于自己的名字特別驕傲,他常說這是大伯對于祖國的殷切期許,而他本人也絲毫沒有辜負大伯的期望,于清華大學畢業后,進入北京市自動化技術研究所工作,在學術研究上頗有造詣。退休后他也閑不住,依然擔任中國知青網理事長等職務。
周秉和與伯父石像
小女兒周秉建,是周家的掌上明珠,非常受周總理關心。
16歲時她前往內蒙古下鄉工作,1975年考入內蒙古大學學習蒙古語,之后便一直留在內蒙古工作勞動,為牧區的發展貢獻了一生精力。另外,她也是周總理直系親屬中少有的政府工作人員。
在周恩壽一脈六個孩子中,所有兄弟姐妹都謹記周總理的教誨囑咐,不圖名利,不圖享受,做著普通人的工作,過著平凡人的生活,盡心竭力地在自己的崗位上創造價值。
鄧穎超、周秉建及其丈夫拉蘇榮
03 總理夫婦與親屬們的濃濃親情
周總理夫婦一生沒有親生兒女,他們把自己對孩子們的愛,都傾注到了烈士子女和侄子侄女們身上。
周榮慶和晉菊清兩人結婚后,生下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但那時交通不便,晉菊清一直沒能進京,沒能見見傳聞中的七爸七媽(侄子侄女們對總理夫婦的稱謂)。
直到1968年5月1日,婆婆王蘭芳突然提起很想去看看總理夫婦,她才有了人生中首次北京之行。
當時,周榮慶工作耽擱走不成,只能由婆媳倆帶著三個孩子,在火車上站了一天一夜,才抵達北京。
接到婆媳倆要來看望的消息,鄧穎超親自前去中南海門口迎接,見面后她非常熱情地和晉菊清打招呼,說:“我祖上也是河南的,咱們是老鄉啊。”
鄧穎超和晉菊清
然后又跟她比了比身高,試了試鞋碼,兩人的身高、鞋碼居然都差不多,鄧穎超高興地說:“我們兩個真有緣分。”
兩人相處非常輕松、自在,晉菊清后來才知道,鄧穎超是在暗中測量她的鞋碼,準備送她鞋子。
午飯時分,周總理結束工作回到家里,也熱情和藹地跟她們打招呼,又分別抱了抱三個孩子。他問起孩子們的名字,覺得不太恰當,于是又分別給他們取名叫志勇、志紅、志軍。
總理還囑咐晉菊清說:“你媽媽以前在戰場上流過血受過傷,身體不好,你和榮慶要照顧好她。”
在回河南時,周總理夫婦送了他們很多衣服和鞋子,晉菊清還收到一塊手表。
左一周志勇、左三晉菊清、左四周志紅
侄孫周志勇長大后,回憶起童年的場景,他每一次去看大爺爺、大奶奶,十多天都不一定能遇到周總理一次,一般只有大奶奶鄧穎超在家,她會給孩子們做肉丸子、魚、蝦、桃子、玉米,都是當時美味可口的食物。
1983年周志勇結婚,他前往北京看望大奶奶鄧穎超,一起拍了很多照片,結果不知道怎么回事,膠卷相機拍出來的照片一張都沒有洗出來,全都曝光了,這讓他遺憾至今。
相比于遠在焦作的周恩溥一系親屬,在北京的周恩壽一脈孩子們,有更多機會和時間與周總理夫婦相處。
周總理和親屬們
大女兒周秉德,二女兒周秉宜,大兒子周秉鈞,都曾長期跟隨在總理夫婦身邊。
尤其是周秉德,她從12歲便和總理夫婦一起生活,一直到1964年結婚后才搬出中南海。
作為最大的孩子,又住在一起了,周總理非常注重對她的培育教導。
1952年周秉德面臨初中畢業,當時前往蘇聯留學上高中是一種潮流,但是周秉德卻有自己的想法,她受一部電影啟發,想去讀師范學院,為國家的教育事業獻一份力。
為此她特意在飯桌上說了自己的想法,想聽聽長輩們的建議。
鄧穎超當即表示鼓勵,然而周總理卻一聲不吭只顧吃飯。
鄧穎超問他怎么不表個態,周總理才放下筷子,耐心地說道:“這種人生關鍵時刻,應該讓她學會獨立思考、自主判斷,我們大人說多了反而給她更大壓力,萬一誤導了她,以后再后悔也來不及了。”
總理夫婦和秉德、秉鈞、秉宜
周秉德對伯伯的話啟發良多,她堅定了自己的選擇,讀師范學校做了一名教師。
除了周秉德之外,妹妹周秉宜也讓周總理分外疼愛。
周秉宜去中南海時才5歲,天真活潑,而且她還長得跟周總理生母有幾分相似,由此更加受周總理喜歡。
當時國家的各種建設如火如荼,周總理總是徹夜不眠地工作,到大清早也不愿休息,任憑鄧穎超怎么去叫都沒用,而且大人還不能走進辦公室,打擾了工作他會生氣。
為此,鄧穎超想了一個辦法,她把6歲的小秉宜叫起來,給她頭上扎個大大的蝴蝶結,讓她去辦公室叫周總理。
聰明的秉宜便蹦蹦跳跳地去辦公室,拉伯伯的衣角,要伯伯陪她去中山公園看花,周總理不好掃小侄女的興,便只好陪著她去看花。
總理陪小秉宜賞花
大人辦不了的事,讓孩子們去辦,這樣周總理就能在上午的時間段,稍微休息一個多小時。
其他幾個沒住在一起的孩子,每到假期也經常到中南海看望伯伯、伯母,他們給兩位老人帶去了開心、熱鬧和關愛,而總理夫婦也時常關注孩子們的生活、學習甚至人生事業,時時教育他們做人處事的道理。
04 牢記十條家規,傳承良好家風
新中國成立后,有不少故鄉親舊前來尋找周總理,想謀求個一官半職,周總理為此專門把在北京的親人召集到一起,定下了“十條家規”。
周總理定下十條家規內容
總理夫婦不僅僅嚴格要求自身,也以身作則教導親屬后輩們,不搞特殊化,發揚艱苦樸素之精神。
有一次,周秉德晨起后坐在院子里看書,這一幕剛好被周總理看見了,總理少有地批評了她說道:“衛士叔叔們都在搞衛生,你哪能光顧著自己看書呢?”
這讓周秉德清楚地認識到,自己雖然是總理的侄女,但跟戰士們是平等的,絕不能有任何特殊,她也趕緊放下書,跟著叔叔們一起清掃庭院。
周總理和周秉德
周總理要求孩子們不能因為和他的關系,就覺得高人一等,凡事都讓他們和普通老百姓站在同一條線上,就連孩子們上下學,也只能自己坐公交回來,跟一些大院里車接車送的孩子完全不一樣。
不僅如此,他還要求孩子們時刻牢記國家,響應國家政策,做好帶頭榜樣。
上世紀60年代初,全國人民缺衣少食,發展農業成為當時的重點,為了減少對農村的影響,軍隊征兵確立了以城市為主要范圍的方針。
周總理在會議上動員干部們讓自己的孩子參軍,為此他決定號召自己的侄兒們也身先士卒,做個表率。
他特意請來了即將高中畢業的周秉鈞,侄兒周秉鈞學業優異,按理來說考進清華大學的概率很高,但是周秉鈞在聽了伯伯的請求,也立馬答應了他的請求,放棄了考大學的機會,應征入伍當上了飛行員,直到1992年才轉業。
同樣是參軍,1970年侄女周秉建入伍的事卻遭到了周總理的否決。
17歲時周秉建在內蒙古應征入伍,完成新兵訓練后她請假回到北京,原以為會得到伯伯、伯母的夸贊,沒想到見面總理卻跟她說:“秉建,你能退出部隊,回到大草原上去嗎?”
周秉建起初非常不理解,周總理嚴肅地跟她說道:報名參軍的人那么多,為什么會是你進了其他人沒進,那是因為人家知道你是我侄女,這個口子不能開,一絲都不能。“
秉建一聽也明白了伯伯的顧慮,她也聽從了總理的安排,重新回到內蒙古工作。
總理夫婦和秉建
遠在河南焦作的周榮慶、晉菊清、周志勇等人也時刻牢記總理的精神,一生都在傳揚良好的家風。
他們從來不宣揚自己的身份,也從來不向組織提什么要求,唯一一次向組織尋求幫助,還是上世紀70年代,王蘭芳生病得很嚴重,要去北京的醫院,沒辦法坐公交,周榮慶只好向周總理尋求幫助。
總理這才讓自己的秘書,聯系了焦作政府部門幫忙安排了一輛車,送王蘭芳去新鄉坐火車。但即使這樣,也仍然沒在電話中透漏王蘭芳和總理夫婦的關系。
焦作城管支隊長周志勇
這種良好的家風,也傳給了侄孫周志勇,他也是一個始終謹記為人民服務的人。
他成年后進入了焦作城管大隊工作,本來城管的工作是很容易討人嫌的,然而周志勇卻是焦作老百姓心中的好城管,因為他從來不會胡作非為,反而十分體諒商販們的辛苦,天氣惡劣時還主動幫商販們看顧攤位,商販們因此也很理解他的工作,愿意無條件配合,多年來在當地有口皆碑。
周總理和侄子侄女們
04 周總理的精神,源遠流傳
這個世界上,不僅僅有周總理這樣時刻為了人民的好總理,也有周家人這樣甘于平凡、默默奉獻的普通人,前者是時代洪流中的英雄,后者也是平凡歲月里的英雄。
正是有這兩種人,我們的國家才會從一窮二白中慢慢建設,從步履蹣跚中逐漸起飛。
而在兩種人之間,串聯起來的是一種克己奉公、無私奉獻、勤勤懇懇、腳踏實地的精神,這種精神由周總理發掘出來,刻印在周氏親屬后人的心中,并一步步發揚光大。
我們能從周家人的平凡、低調之中,進一步感受到周總理的無私睿智和清正廉潔,而這也是我們一代代后人,應該學習和傳承的精神!
素材參考來源:
1、書籍《我的伯父周恩來》周秉德著
2、書籍《中南海里的家世淵源》于俊道主編,“周恩來對父母的親情”
作者:鐘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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