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好人的導演“上限”現形記

這是貳貳零陸看作品的第323影評

《長安的荔枝》

就在觀眾們剛觀看完劇版后不久，大鵬導演的《長安的荔枝》電影版，也正式上映了，但這一次，似乎坐實了他“老好人”的名聲。

影片仿佛成了人情往來的舞臺，但凡想露臉的“朋友”都能登場，角色適配性退居次席，人多場面大，圖的就是個熱鬧，認為熱鬧即喜劇。

結果卻是人頭攢動雜亂無章，角色淪為模糊背景板，這種物理疊加的熱鬧，離真正的喜劇質感相去甚遠。

整部電影的氣質，更像一場精心策劃的公司年會表演，核心邏輯是全員必須登臺，尤其是新入職的員工，但表演本身并非重點，關鍵在于臺下的“人情世故”，如同輪番向“領導”(市場或資本壓力)敬酒。

在這樣的邏輯下，“領導”記不住誰來了，但誰缺席卻一清二楚，這部電影給人的感覺正是如此。

形式存在，是年度清單上的一個勾選項——“今年需要這部作品”，僅此而已，它完成了“存在”的任務，卻徹底喪失了“存在感”的靈魂。

這種創作思路導致了角色的集體失焦，銀幕上充斥著大量“人物”( Person )，卻難覓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Character )。

他們缺乏獨特棱角和記憶點，淹沒在導演追求的人海戰術中，觀眾離場后只留下“很多人很忙”的模糊印象。

商人蘇諒的塑造便是典型敗筆。,電影版將其處理得過于年輕化，氣質與“商人”的世故、算計、閱歷感毫不沾邊。

打破刻板印象值得鼓勵，但顛覆到完全剝離核心特質，使其像個理想化青年而非商海老手，就走 向了極端。

尤其是看到年會不能停這一黃金組合在市集上大步走這一幕，很難讓人不聯想到這是一位導演向另一位導演的致敬。

劇版蘇諒雖被批“太商人化”顯得市儈，但至少邏輯自洽，職業屬性有說服力，不至于讓人跳戲。

更關鍵的是，影劇兩版都偏離了原著蘇諒的結局，創作者似乎都想“升華”角色，洗刷商人“銅臭”感，賦予其更“高尚”的動機。

對非原著黨或許無礙，但對原著黨而言，這很“別扭”，書中蘇諒恰恰是最具現實主義力量、貼近復雜人性的角色，代表特定階層的真實困境。

兩版的改編都將其理想化，銀幕上的蘇諒不再是那個有現實質感的商人，更像是創作者希望的“榜樣”符號，失去了立足歷史與人性之本真。

與蘇諒形成諷刺對比的是嶺南趙辛民趙掌書。，電影版中他邊緣到近乎透明，刪掉也無礙大局，而劇版在公磊的演繹下，卻成了全劇演技天花板。

公磊以細膩的微表情和肢體語言，將趙掌書在權力夾縫中的掙扎、算計、隱忍與恐懼刻畫得入木三分，心理復雜度無人能及，網友甚至感嘆：公磊才是李善德的最佳人選，這反差凸顯了劇版深挖配角的能力。

劇版真正的驚喜，是原創角色鄭平安。

岳云鵬的表演徹底打破了其相聲演員的刻板印象，他將市井氣、狡黠、底層智慧與深藏的忠義情義渾然天成地融合，表演自然流暢充滿生活質感，讓人驚呼“該專職演戲了。

”他與“狗兒”的互動及殺青戲更是情感巔峰，賦予了虛構角色真實的血肉與溫度，成為劇版最大亮點。

《長安的荔枝》電影版，無情揭示了大鵬導演的創作上限。

他顯然未能駕馭古裝題材，他試圖將現代都市喜劇(如《縫紉機樂隊》)中那套插科打諢、密集笑點、熟人客串的熱鬧模式，生硬嫁接于大唐盛世，然而，古代厚重感與現代喜劇節奏之間存在深壑。

他“既要”歷史奇觀，“又要”個人喜劇風格，結果左右搖擺難以融合，產出了一部尷尬的“四不像”：既非扎實歷史正劇，亦非成功古裝喜劇；失了歷史的莊重，現代元素的植入又格格不入。

回望其作品序列，《縫紉機樂隊》依然是大鵬最成熟之作，在當代小人物追夢的喜劇領域，他對底層生活的體察、熱血與失落的共情、流行文化的敏感及群像節奏的掌控，得以酣暢發揮，堪稱其舒適區的“王”。

但當他雄心勃勃劍指氣象萬千的大唐，試圖以同樣配方“斬獲”那枚象征權力、欲望與復雜人性的“荔枝”時，卻顯得力不從心。盛唐的恢弘底蘊遠超其掌控力。

《長安的荔枝》成了一次勇敢卻失敗的跨界，它證明了大鵬在現代喜劇的才華，也清晰標定了他在歷史題材中亟待突破的瓶頸。

他，還斬不動這枚“荔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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